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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知識份子指錯道路

曹長青




大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隨後東歐共產國家全部垮台,標志共產主義在全球走向崩潰。但過去二十年來,俄羅斯的民主之路並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官員普京掌權之後,俄國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連地方州長選舉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醜聞的記者被謀殺,政府控制主要電視,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且還要壟斷經濟,把大企業國有化。但面對如此局面,普京的聲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繼續上升。

為什麼這樣一個克格勃背景的前共產政府官員,在俄國仍受歡迎?俄國人怎麼了?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從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對此作出獨特的解釋。

俄國的“奴隸精神狀態”

出生于波蘭、二戰時(16歲)隨父母逃到美國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國歷史的著名權威,尤其是研究共產蘇聯的頂尖學者。他曾在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會議擔任東歐和蘇聯事務部主任,參與制定對蘇戰略。今年88歲高齡的派普斯著述甚豐,幾年前還出版了《共產主義實錄》一書,對整個共產主義的興起和崩潰,作了鳥瞰式的分析(去年該書有了中譯本)。

派普斯認為,像普京這種人之所以受到俄國人歡迎,主要來自俄國的“農奴”(serf)歷史。“農民哪裡都有,歐洲其他國家也有農民。主要問題不是農民,而是農奴。俄國的農奴跟奴隸有不同,但比較接近。他們沒有人權,沒有公民權利,沒有財產權,沒有法律權利。他們只是‘動產’。他們從沒有發展出歸屬於社會的任何感覺。”

長期的農奴制度,使俄國產生一種“奴隸精神狀態”(slave mentality):崇拜強人、服從主人。而現在俄國人崇拜普京,就是這種“奴隸精神狀態”的延續。俄國人崇拜強大的君王,有長久的歷史。派普斯說,無論是對殘暴的伊凡,還是對被稱為“偉大”的彼得大帝,還是斯大林,都是如此。俄國人喜歡強勢領導人,甚至獨裁者,而瞧不起弱勢領導人。而所謂弱勢領導人,是指那些傾聽人民的聲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民眾的領導人。派普斯說,例如對1917年俄國革命前夕的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Kerensky),俄國人就是瞧不起的,因為他是民主領導人。

共產主義為何在俄國興起

但派普斯的這種分析和認定,遭到很多蘇聯知識份子的反對,甚至敵視。他們指責這是“俄國恐懼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敵人”,其中還包括前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

雖然兩個人都認為蘇聯的共產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導致無數人喪生。但對它的根源,他們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索爾仁尼琴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造成的,而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思想,是從西方進口到俄國的。意思是俄國的共產革命,來自西方,跟俄國的自身歷史和文化無關。而派普斯認為,共產革命在俄國歷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當時的新書《俄國的舊政權》(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給了索爾仁尼琴,但一直沒有回音。兩年後,聽到的是索爾仁尼琴對他的攻擊,指責他是“偽學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爾仁尼琴的這場分歧,不僅對如何看待俄羅斯歷史、俄國知識份子和當今俄國具有重要意義,更有助於探討更深遠的問題:人類應選擇何種價值?人類應走什麼方向?

事實上,派普斯和索爾仁尼琴爭論的根源是:個人主義和群體主義,哪一個是真正促使人類走向自由的根本價值。

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在西方產生,因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但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最早在俄國扎根發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個國家?這才是索爾仁尼琴們需要回答的。以簡單的邏輯來推,一定是因為俄國的歷史文化土壤,適應“馬克思主義”的存活和生長。

俄國知識份子開錯“藥方”

那麼俄國歷史文化中有什麼東西,跟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一播種就成長?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國歷史中強大的群體主義——這是從農奴、到沙皇、到知識份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選擇。農奴對什麼主義沒感覺,他們只是聽從主人使喚,只有群體主義思維。沙皇則是靠群體主義價值統治,因為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會摧毀集權的底座。俄國的知識份子,則無論是當時的所謂傳統派還是親西方派,殊途同歸,全都拜倒在群體主義價值之下。

俄國的農奴成為群體主義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為農奴制是最極端體現群體主義的制度,他們自然是這種價值的體現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歡群體主義更可理解,因在本質上,群體主義是專制者泯滅個性、控制個人的最有效統治手段。古往今來,所有的君王和獨裁者,都是靠群體主義價值來一統江山的。但為什麼俄國的知識份子們,也會一窩蜂地崇拜、迷醉群體主義呢?

在十九世紀中末期,在俄國要轉型的歷史關鍵時刻,俄國知識份子提出的“藥方”幾乎都是群體主義: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們,強調東正教是正宗,俄羅斯至上,有強烈的大斯拉夫主義情懷。他們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態,認為西方在沒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演講,跟一百年後索爾仁尼琴的思維一樣,都是強調西方墮落,要靠東正教、俄羅斯、國土三位一體,拯救世界。雖然陀思妥耶斯基在《罪與罰》中譴責為了所謂群體利益而犧牲個體的惡魔理論,但他推崇的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本質是清晰的群體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都恐懼和痛恨“革命惡魔”,但他們推崇的東正教的均貧富、反富、絕對平等,為後來共產主義在俄國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的興起,就是靠平等、均貧富等口號而橫掃人心。

當時俄國的親西方派,像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等無神論者,雖然不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們的帳,但在群體主義的根本價值上找到交叉點。因為他們的親西方,親的是反資本主義、反工業化、反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自然為列寧斯大林的紅色革命鋪設了理論道路。

索爾仁尼琴是邪門的惡魔

所以,共產主義在俄國興起,絕非偶然,是俄國各派知識份子信奉並傳播群體主義價值為它澆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產士的作用。而從俄國興起並傳向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造成全球一億五千萬人喪生,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同樣出生俄國、21歲抵美、最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她認為自己是美國人)痛斥說,“索爾仁尼琴是極權主義的群體主義者,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

同樣在俄國出生、後居英國、對俄羅斯知識份子有深入研究的歷史學者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國思想家》一書中更以輕蔑的口氣說,俄國知識份子沒向世界提供什麼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但柏林對他的同胞還是客氣了,沒有提到事實上俄國知識份子禍害了世界。而英國學者艾琳.凱利(Aileen Kelly)就不那麼客氣了,她在《俄國思想家》導論中尖銳地指出:“如果說俄國對世界做了什麼有益的貢獻,那就是提供了一個告誡: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不計代價地避免俄國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國道路”的時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權統治,避免“奴隸精神狀態”(群體主義的最糟表現形式)。只有在一個缺乏個體精神、個人心靈不強大的國家,才會崇拜政治強人,把裝模作樣的政客視為“偉大”。而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把“偽人”捧為“偉人”。

所以,即使連理查.派普斯這樣的大家也承認,當初看到蘇聯八人幫政變被粉碎,共產蘇聯解體,他對俄羅斯前途“相當樂觀”,認為“俄國人自由了,所有捆綁他們的鎖鏈被砸碎了。”可後來的發展顯示“這沒有發生”。派普斯認為,這跟“農奴精神狀態”的慣性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一個真正健康而強大的社會,關鍵是要有強大心靈的個人,只有個體主義成為多數人的生活準則和哲學,才會有一個拒絕“奴隸精神狀態”的社會,共產主義也無法捲土重來。

——原載《看》雙週刊2011年9月(原題:俄國知識分子禍害世界)

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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