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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回到86年《深圳青年報》的言論

傅國湧



“要實現政治民主化,必須有具體的措施,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麼?”1986年,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青島舉行的“中西文化研究會”上這樣回答:“我認為報紙能不能自由批評,應該是一個突破口。……要建設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輿論對政治和領導人加以制約。”

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如果批評的聲音不能從報紙上發出來,就無法變成公共的輿論。即使言論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這也是任何阻擋民主化的力量為什麼要嚴防死守的緣由。

方勵之教授以他在科學界的地位大膽敢言,領風氣之先,在那個時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的這些言論公開刊登在當年(1986)10月4日的《深圳青年報》上。當有人問及:“民主與一黨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不在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有些國家長期一黨執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民主化。”實際上他回避了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的問題,但《深圳青年報》在發表他的這些“新見解”時,赫然以《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為題,觸及了當代中國最敏感的神經,雖然標題後面加了一個問號。

這樣的報導,這樣的大標題,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還是禁不住發出驚歎。有一次把我這篇報導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圍觀,在新聞界從業的朋友見了這樣的報導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報》同一版面還有一篇文章《“衝突”——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作者李紅光。開篇即說:

“黨法”大還是憲法大?當然是憲法大。但實際上很多情況並非如此。“黨法”和憲法的衝突是一個客觀事實。

此前9月12日,中國新聞界的良心劉賓雁與記者關於中國變革大趨勢的長篇談話,以《中國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泪的辯論》為題整版發表,他直言“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沒有言論自由,這個民族的素質只能退化”,“解放後的自由不是擴大而是在縮小”,“政治體制不改革,中國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遠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發表《中國新聞人物談中國“敏感問題”》,欽本立說《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於浩成說《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王若水說《把民主和人權的呐喊推向更高層次》,王若望說《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李洪林談老百姓最為憂慮的一個問題《“寬鬆”局面能維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報》頭版頭條發表錢超英的文章《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與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聞”。一周後,又在頭版頭條刊出《本報“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強烈反響》,並配發評論《人民應有議論領袖的權利》(许國)。同一天,頭版上還有幾篇報導,溫元凱在合肥新聞沙龍上呼籲中國人不要熱衷於“窩堸哄均A創造寬鬆、寬容的人際關係;包遵信在深圳參加討論時說,“人的權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價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創造精神得到自由發展,人的世界性主體的真正確立,就是現代文化的標志。”

這些大膽的言論在當時能公開發表有特殊的原因,鄧小平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了著名的“三寬”(寬容、寬厚、寬鬆)。《深圳青年報》在這一特定背景下有過短暫的輝煌,在它之外,《世界經濟導報》、《蛇口通訊報》、《經濟學週報》這些報紙都曾吸引過许多有良知、對這個國家懷抱希望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言論成就了那些報紙,使那個時代在面對歷史的時候不至於太羞kui。雖然,那些報紙、那些人幾乎都沉沒在了時代的暗夜裡,但他們的聲音已在圖書館發黃的紙上凝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打開那些報紙,依舊會聽到歷史的心跳,聽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個懷抱希望與夢想的年代被鋼鐵的履帶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個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與夢想。

時光的流逝仿佛專與生活在這塊地上的人作對,在追求更為開放、自主、有尊嚴的公共生活這一點上,二十五年,我們不能說絲毫沒有進步,卻讓人一次次產生今不如昔的感覺。當然今天已進入互聯網的微博時代,言論自由、批判自由並不完全仰賴紙媒,網路毫無疑問成了中國人通往民主化時代的一條通道,雖然這個通道也很狹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牆,將本來全球共用、信息自由流通的網路隔離開了。但不能不承認,除了網路上我們還能有一點公共呼吸的空間,還可以找到一點自主表達的可能性,在其他傳統媒體上我們面對的更是銅牆鐵壁。前些天,兩個在中學任教的朋友應一家雜志之約做了一個對話,他們討論了中小學教師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這本個話題本沒有什麼敏感性,雜志卻不敢登,編輯而且在短信中囑咐他們:“下次若是再做對話,不要選這麼敏感的話題了吧。”

這個時代,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媒體從業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盡可能不觸犯底線,但又無法知道底線在哪裡,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設限,自我審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論審查官也要離譜。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裡,也確實令他們特別是媒體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邊球、走鋼絲的心思也很難產生。如果沒有互聯網的巨大衝擊,傳統媒體也许比現在更加遠離現實的社會矛盾,遠離任何有可能帶來風險的新聞、言論。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網路上引爆,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在一個媒體缺乏真正的批評自由、動不動就要挨招呼、挨點名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可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批評性報導和言論,就是因為這塊土地實在是滿了罪惡,每一天,在各個角落裡都有惡劣的事情在發生,太不缺這樣的新聞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這樣的新聞之後,還會有很多沒有被禁止或來不及禁止的新聞漏出來,可謂天網恢恢、疏而有漏。

這個民族並不缺乏民主的願望與衝動,也不缺乏實踐民主的潛力,缺的是表達這些願望和衝動的公共空間,微博時代的來臨讓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願望、衝動得到集中,這是二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此時,如果方勵之教授面對當年的那個問題,不知他會不會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評,應該是一個突破口。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報紙、期刊、電視這些傳統媒體不重要了,只是它們的管制更加細密,自由的縫隙更小,批判的空間更為逼仄,至少眼下還不能太指望。而防火牆內的網路包括微博在內,儘管也在國家機器精密編織的天網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與報紙這些媒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今天,我們沒有《深圳青年報》這樣的報紙,我們只擁有互聯網,擁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廣州《時代週報》曾做過一個關於微博的專題,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微博只是一種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個人性的,在每個微博的後面都是一個鮮活的、具體的個體生命,這個具體的生命借用這個工具,把自己的聲音傳達出來,然後可引起成千上萬的心靈的同感和回應。微博在這個時代的興起,以這樣的工具和平臺來表達我們的聲音,是上天給中國人的一次機會。但我們不能將它看做最終的可以依賴的力量,最終可仰賴的還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個個體生命內心的信仰,依靠每個人價值觀的建立。

作為一種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應急動員時可以發揮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層面還是要依賴於長期的思想啟蒙,不同年齡層的中國人都能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有自己的基本價值判斷,而這些價值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類文明的標準,合乎人性的標準,這才是我們今天要關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題。

真正能改寫歷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後面的人。任何載體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們刻意地強調某種載體,那麼一心阻擋社會進步的那些人就會把這個載體消滅;如果我們不依賴任何載體,那麼任何載體的消亡都無所謂。

2011-08-13

——轉自新浪網

201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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