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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是和睦相處的前提

曹長青

這兩天(7月9、10日)又一次漢藏討論會在華盛頓DC舉行,我因另有行程而沒去參加。一位關注的朋友來電詢問,就此跟我探討起藏獨、台獨問題。和许多反共的中國人一樣,這位朋友認為:中共不垮台,藏獨、台獨沒希望;中共垮台了,藏獨、台獨沒必要。我則根據這些年自己跟西藏人、台灣人的接觸,強調了種族歧視所造成的裂痕是巨大的,並不是“獨裁垮了”就能解決的。

這位朋友承認由于共產黨多年對西藏農奴制的宣傳,導致漢人對西藏人的確有不同程度的歧視,但近年已經有很大變化。而對台灣人,“都是同種同族,哪來什麼歧視?只不過國民黨作為統治階層的貴族,欺負被統治的當地人罷了,就跟今天共產黨權貴欺負中國老百姓一樣。”

其實並不一樣。我聽過的很多“外省人”歧視“台灣人”的故事,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可謂前中華電視總經理江霞的故事。

這種“誇獎”一輩子忘不了

江霞不僅是知名演員,演過很多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也是台灣政治光譜中“綠營”的名角之一。她出生在台灣,父母都是當地人。在以“外省人”為主的演藝圈中,一個本地人能出人頭地,得付出加倍的努力。2008年總統大選前,江霞在紐約台灣會館演講時提到,小時候因為說台語曾被掛牌子,要抓到另一個說台語的,才能把牌子摘下來(給那人戴上)。所以她從小就努力練習說國語,學會“卷舌”。我曾多次跟江霞同台演講,她的普通話說得比我標準多了。由于她的“國語”字正腔圓,人又長的漂亮,所以演藝圈裡的外省人就這樣誇她:“你不像台灣人”。江霞的先生是外省人,先生的一位長輩對江霞的誇獎則是:“江霞人不錯,可惜是台灣人”。

聽到這段,我想起藏人朋友扎西頓珠給我講的一個類似故事:他曾在成都華西醫科大學念書,對教授的提問,班上的漢人學生都答不出時,他給出了正確答案。那位漢人教授誇獎說:“你看,連他都答上來了”。扎西說,這種“誇獎”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在國民黨專權的年代,在影視劇中,台灣人大多只能飾演司機、傭人等低等角色。聽江霞講這些,我想起法國的台灣問題專家高格孚教授(Stephane Corcuff)寫的《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專著(該書據他的博士論文寫成),其中研究指出,台灣的外省人作家白先勇的小說集《台北人》裡面的“台灣籍人物大都是流氓、小偷、傭人、妓女及精神異常的人。”這位法國學者質問:這種寫作方式是不是表達了“當時一般外省人看待台灣社會的認知偏差?”

從尊重選擇權利開始

以我個人跟西藏人、台灣人的具體接觸,以及對他們反抗壓迫的歷史的瞭解,得出一個清晰的認知:反抗種族壓迫的力度,超過反抗專制壓迫的力度。台灣今天走向了民主,其中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是:反抗外來種族壓迫凝聚了台灣人心。西藏人沒成gong,只是因為他們在人數上和十三億懸殊太大。

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懂得他們為什麼那麼仇恨日本人,但鮮少有人會想像许多西藏人、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憤怒也跟中國人對日本人差不了多少。有一年我和妻子應邀去和在紐約的西藏人一起過新年,一位西藏人電影導演聽說正在和幾個藏人聊天的我妻子是中國人,過來就跟她一頓怒吼,憤怒譴責中國人對西藏人的壓迫(當然他的行為立刻被其他西藏朋友制止並批評)。雖然我們是支持西藏人民權利的,但也能理解他那種要找機會發泄對中國人的憤怒的情緒。

毛澤東是個惡魔,但他這句“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是不無道理的。今天许多西藏人、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憤怒情緒,是一個有原、有因的現實存在。這種狀況的改變,只有從尊重別人的選擇權利開始。而在這個尊重的基礎上,一切種族的和睦相處、美好的個人友誼都會從這裡開始。

台灣人資助中國搖滾歌手

讓我再舉江霞的例子。現在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台灣演藝界圈的人都跑去中國發展商機。不少原綠營的藝人,都趕緊趕慢地跑去中國刻意說些共產黨喜歡聽的軟調,以擴展自己的發展空間。台灣《玉山週報》曾刊出一個整版,列出去中國發展的原綠營藝人。結果全版綠營藝人,只有兩個還堅持在台灣,絕不去中國,其中一個就是江霞。

江霞難道“仇視”中國人嗎?她對兩名中國藝術家的幫助不僅展示了建立在理念基礎上的美好友情,更完全超越什麼台灣人、中國人的概念。那是在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中國盤古樂隊的主唱敖博和樂手段信軍被邀來台演出,但由于演出結束時喊出支持台灣,結果他們在中國的家就被警察抄了,沒法回去了。但台灣不給他們政治庇護,所以只好暫去泰國。有風聲說中共要把他們綁架回去,所以他倆在泰國躲藏,生活不易。

來自中國的藝術家能超越狹隘的大中國情結,勇敢地發出支持台灣人民選擇權的正義之聲,那份膽量令人感佩。后來有一次跟江霞的先生、知名的建築設計家杜文正,還有另一位房產業朋友溫先生一起喝酒時,我提起這件事,他們倆當場應允幫助,每人出十萬台幣。但那頓酒后,我就沒再提這事,因當晚喝得盡興,他們是不是酒后說大話,沒法判斷。但幾天之后江霞來找我,問把錢交到哪裡。

這筆錢后經一個人權組織轉給了敖博,對他們在泰國的躲藏生活起了很大的幫助。后來他倆被聯合國難民署安排去了瑞典。拿到瑞典護照后,敖博再次去台灣,我在電子信中叮囑他們在台期間給江霞夫婦和溫先生打個電話,感謝他們當年的慷慨資助。結果他們一見如故,成為好友。敖博回瑞典時,江霞夫婦和朋友又資助一筆費用,幫助敖博他們在瑞典的新生活。

敖博的搖滾歌詞中,有一股義無反顧、大義凜然、摧Ku拉朽的激情。那種對獨裁專制毫不留余地的徹底否定,放射出中國的“威武不能屈”、西方的“不自由勿寧死”的精神光芒。這在中國人中是鮮見的。

關心的勁頭像母親疼愛兒子

由于欣賞敖博和段信軍的才華,后來江霞和她先生等還把他們請到台灣,提供住房和生活費,讓他們在這個熟悉的文化背景社會安心創作。由于他們的落地簽證是三十天,按台灣法律,到期就必須離境一次,不能就地續簽。結果他們每月要離境一次(去泰國或香港),往返機票等費用,都是江霞等朋友提供。他們這樣往返,在台灣住了一年多。

有一個細節讓我和妻子很感動。在去年五都選舉時,我們到台灣觀選。當時敖博他們也正在台灣,我和他們也是第一次見面。一次到敖博住處,我們在觀看他們製作的搖滾節目,江霞卻去查看他們冰箱裡缺少什麼食物。那種關心的勁頭,是一個母親在疼愛自己的兒子。

他們之間,哪還有什麼台灣人、中國人之分?連結他們的,是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欣賞,和對一種共同理念的追求。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和睦、美好的存在。

獨裁垮台,只是給民主提供可能。真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給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而任何一個民族,就像任何一個個人,都會持續不斷地追求自由、獨立和尊嚴,無論面對多麼貌似強大的群體。因為這是人的規定性。

——原載台灣《看》雙週刊2011年7月21日

20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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