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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傳授中國人“秘訣”

曹長青

埃及趕走獨裁者的衝擊波,正席捲阿拉伯世界。利比亞,伊朗,也門,巴林,約旦,阿曼,黎巴嫩,甚至蘇丹,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等,都出現反政府的抗議示威。這是柏林牆倒塌后,全球最具震撼力的民主浪潮。以寫中東見長而三次獲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說,埃及變天衝擊整個中東,甚至影響中國,令那裡的獨裁者恐懼。那麼中國有可能成為“埃及第二”嗎?各種跡象顯示,中國已經具備這些條件:

互聯網是結束專制的天羅地網

第一,很明顯,在埃及革命勝利中,網路起了關鍵性作用。埃及革命的導火索是一個青年薩伊德被警察打死。結果有人在“臉書”建立“我們都是薩伊德”的網頁,把死者慘死的照片等放到網上,呼籲人們關注這個慘案。《紐約時報》說,這個臉書網頁達到五十萬成員。最后埃及人民能聚集開羅廣場,臉書、推特等網路上的呼籲、串聯(包括調動民眾情緒)等起了重要作用。

而以前在獨裁社會,人們很難組織起一場運動,因沒法通知、串聯等。像二十年前的中國八九民運,是因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去世的“突發事件”,起到“通知、串聯”及“調動大眾情緒”的作用,才形成聲勢。但突發事件可遇不可期。今天,臉書等現代科技,等于形成官媒之外的“民間通道”。埃及人民靠這個“通道”連成一個整體,趕走了獨裁者。今天,中國同樣具備這個條件,據最新統計數字,中國上網者已達四億五千萬人!中國的網路“通道”能力,可能高于埃及。

第二,埃及人民能湧上街頭,因對政府長期不滿,如同乾柴遍佈,只等一處火苗。中國的情況也類似,人民對中共的憤怒與日俱增,官員貪腐,社會不公,嚴重貧富不均,更不要說中國人一直被剝奪(投票選舉)政治選擇權。聯合國193個成員,有130國已民主選舉,大國中沒實行民選的只有中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排行榜的人均收入最高的前二十名國家和地區,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部是民主國家。這說明只有民主,才會帶來真正的社會穩定,並有持久的繁榮。這些信息,時時刻刻在啟迪和影響中國人!

第三,埃及革命並不是全民運動,只是一部分人走向街頭,最后形成一種聲勢,而影響到全國。在開羅廣場,抗議民眾最多時才25萬。埃及人口8400萬,25萬只是千分之三。這點給人們提供一個重要的新視角:不用等到全國人民覺醒,只要有數萬堅定者走向街頭,就能形成聲勢,就可能成事。在中國,使用互聯網的四億人中,只要千分之一上街,就是40萬人。北京有數萬人上街,警方就難以應對。而只要堅持數天,就能影響全國。今天臉書、推特、手機等的傳播能力,其影響力會跟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時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中國軍方可能不敢鎮壓

第四,軍方沒有出兵鎮壓,是埃及革命勝利的重要因素。那麼如果中國再發生八九民運,軍方還會不會鎮壓?埃及軍官跟中國軍官當然有不同,他們中很多人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受到西方人道主義教育;但他們拒絕鎮壓的更主要原因是,通過外媒及互聯網信息等,他們清楚地知道在開羅廣場的抗議民眾不是暴徒,抗議者要求的是民主自由,反映的是埃及人民的心聲。而且,如果他們選擇鎮壓,還有一個將來被追究屠殺罪的刑責問題。所以不少軍官消極抵抗,寧可被撤換或辭職。

如果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解放軍的軍官也會面臨同樣的選擇。在今天的手機可以攝影的互聯網時代,中國的各級軍官們及士兵都絕不會像二十年前那樣,要麼對北京發生的真實情況不知情,要麼被洗腦教育。他們像埃及軍人那樣瞭解到真實情況之后,拒絕開槍鎮壓的可能性遠大于開槍鎮壓。連掌權已四十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面對人民抗議示威,都得花錢從外國找雇傭兵,而沒法完全指揮自己的軍隊殺人。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掌權三十年以上。而胡錦濤沒有他們那樣長期掌權,更沒有當年鄧小平那樣(第一代打江山領導人)權威,包括他的政治童養媳出身的氣質和心理狀況等等,他敢不敢下令開槍都令人質疑。雖然鄧小平具有絕對權威,還是要找軍頭談話,擔心兵變。即使這樣,當時還有將軍抗命,黨內高層抵制。而今非昔比,胡錦濤不是鄧小平,中國的將軍和士兵,也跟當年的背景不同。另外,抗議示威的聲勢越大,就越有“大勢所趨”的約束軍方的威懾力。

“我們更固執,寧可死在這裡”

在中國,互聯網、人民的不滿都存在,就看有沒有少數堅定者勇敢上街。這點中國跟埃及有點不同。在開羅廣場,示威民眾上來就燒了執政黨總部,打出的標語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敵人!穆巴拉克發表“拒絕下台”的電視講話后,開羅廣場的抗議者說,“他固執,我們更固執,寧可死在這裡!”在埃及革命(以及其他中東各國的革命)中,都沒有知識份子或異議人士唱什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高調,廣場上回蕩的是痛恨專制、跟穆巴拉克不共戴天的憤怒情緒。但在中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異議運動代表性人物卻宣揚“沒有敵人、以愛化解恨”等矯情做作的高調。而海外的民運理論家則熱衷“見好就收”的文字遊戲,還曾謀求民運跟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這種種論調,弱化了中國人對專制的痛恨、對共產黨獨裁的憤怒,模糊了推翻共產黨的清晰目標。再加上近年強調“維權”(也是在體制內打轉轉)等,都無法把中國人對政府的不滿,提升到像埃及人民就是要把獨裁者趕下台的高度。而如果沒有相當一批中國人對專制深惡痛絕,對獨裁咬牙切齒,中國就難有一大批勇敢者走上街頭,就難以形成突尼斯、埃及革命的那種局面。

連一年多前的伊朗革命,反對派也有這種認知不清。《華爾街日報》的專論說,經過這次埃及革命,伊朗的反對派明確了,不再謀求體制內改革,而是要推翻內賈德政權。中國的下一場民主運動,一定會從埃及革命,包括伊朗反對派的醒悟中得到啟示:不需要全體人民都覺醒,只要一部分痛恨共產專制的人們凝聚力量,就足以和貌似強大的專制抗衡;不需要民運團體領導、不需要明星領袖,靠互聯網的號召,就可以形成推翻專制城牆的浪潮!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吹響中國“茉莉花革命”的號角,當足夠的民眾被這只號角感染、振奮起來的時候,就是中國“茉莉花革命”到來的時刻,那一天絕不會久遠,因為中國人民絕不是低等動物,他們要做自由人的意願絕不會亞于其他種族——只要對這點充滿信心,就會對中國茉莉花革命的到來和勝利充滿信心!

2011年2月22日于美國

——原載《開放》2011年3月號

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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