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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富人都要革命!

曹長青



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開始,民主浪潮簡直是一發而不可收,把中東和北非的一潭死水卷出翻天巨浪,掀倒了專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並正在結束利比亞的卡扎菲瘋子政權。

二十年前,東歐發生的民主巨變,震撼了中國人。同樣是在共產政權統治下,東歐人,包括蘇聯人,最後都勇敢地站起來,結束了共產黨的統治。但中國人為什麼不能?這個問題,已拷問了中國人二十多年!

今天,中東和北非的巨變,更加拷問中國人。因為不少中國人認為,阿拉伯和北非世界是落後的,是無法跟現代化接軌的“大漠孤煙直”的封閉社會。但那裡的人民用行動粉碎了世人的成見,勇敢地站起來挑戰專制,在突尼斯和埃及,都獲得了勝利。利比亞人的勝利,也是指日可待!而且在伊朗、約旦、巴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甚至阿爾及利亞等都出現了反政府的遊行示威。

面對中東的變化,中共仍是老“共”常談,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實為專制壓倒一切)。而那些總願站在政府角度想問題的文人們,也幫腔什麼,埃及發生革命,是因為那裡貧窮、落後,老百姓才不滿上街。言內之意,中國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準提高,老百姓知足,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

當然,貧窮是一個原因,8400萬人口的埃及,是中東的最大國家,在20到25歲的年輕人中,失業率高達40%。在全國失業率中,九成是年輕人。

那麼中國的失業率是多少?官方公佈的數字一直被質疑有水分。例如中國政府公佈的2008年前三季的城鄉失業率是4.0%,但當時中國社科院公佈的是9.7%,相差這麼大,到底哪個準確?台灣經濟學者預測中國失業率是30%,亞洲開發銀行預測是34.3%。

但埃及等中東和北非國家,一直都是貧窮的,為什麼以前人民沒有這樣反抗?最關鍵的因素是,今天出現有線電視,網路,手機,還有臉書、推特等等,人們空前地知道了信息,通過“網路政治”,知道了當權者的腐敗、社會的巨大不公!

例如,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個人資產達幾十億美元,網路有報導說,他的財富可能超過全球首富比爾盖茨(450億)。穆巴拉克的專權和奢華是出名的。《華爾街日報》最近題為“去穆巴拉克化”的文章說,埃及革命勝利之後,埃及人正在清理穆巴拉克的遺跡。穆巴拉克和中國的毛澤東、台灣的蔣介石、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一樣,也是到處樹自己的雕像,大街小巷更是佈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地鐵出口也不能倖免。還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像開羅近郊的“穆巴拉克教育城”,地處海濱的“穆巴拉克科技城”。據統計,埃及有388所“穆巴拉克學校”,160個學校是用他妻子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說,在每個政府大樓,在每個學校教室,不論公立還是私立的,都有穆巴拉克的畫像。

穆巴拉克最後一次電視講話,宣佈他絕不下台。當時他穿了一套有細條紋的西裝。英國記者把從電視拍下的照片不斷放大,發現西裝條紋全是由穆巴拉克的英文名字組成。毛料專家說,要織出這麼細的紋路,單是工錢就要一萬英鎊(近兩萬美元)。由此可見權力者的奢華!

突尼斯也是這樣。2009年美國大使參加該國總統女婿的家宴時,目睹了這個權貴家庭的豪華,很多普通突尼斯人的食譜,還不如總統家人的那只寵物虎的。隨後美國大使寫出一份外交報告,把突尼斯貴族的奢侈跟普通百姓的貧窮做了比較。這份標示“秘密”的報告後來被“維琪揭秘”披露出來,成為刺激突尼斯人起來革命的原因之一。

所以,無論是突尼斯還是埃及的革命,出發點不僅是貧窮,更主要是巨大的社會不公;上層社會的極端腐敗,刺激了老百姓強烈的不滿。而在當今中國,社會不公、官員腐敗,更為嚴重。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居全球之冠: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統計,當今中國,10%的富人,佔有國家總資產的45%,而最窮的10%的人,只佔有資產的1.4%。更嚴重的是,這個貧富差別主要是權力導致的。

2006年中國社科院的報告說,在中國身價超過一億美元的11,300多名富豪中,中共官員家屬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總數的86%。中國各級官員的年收入,已經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中國社科院曾對廣東、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山東、遼寧等七省市進行調查,發現共產黨官員(處級以上幹部)的平均資產,超過800萬人民幣,等於中共官員個個都是百萬美元富翁。而據聯合國報告,中國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赤貧人口有近兩億;每天收入不到兩美元的貧困人口有六億以上;絕大多數農民根本沒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在上層腐敗、社會嚴重不公上,中國絕不比突尼斯和埃及遜色,可能更嚴重。所以,從因權力而導致的貧富差別這點上來看,中國的革命條件也已經完全具備。

至於說中國經濟發展,人民比以前富有了,就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這個理由也同樣站不住腳。突尼斯的失業率(據維基百科《世界概況》)是13.3%,埃及是9.4%;同樣有人民上街示威遊行的巴林更低,只有3.7%(不到歐盟平均值的一半)。這更說明,貧窮並不是最主要原因。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最近的文章“北京和阿拉伯抗議”中說,波斯灣的小國巴林,人口只有120萬,是中國的千分之一,土地面積是中國的萬分之一。巴林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二萬七千美元,是中國人的近十倍。但巴林人富有了,仍然上街示威,仍然要求結束專制。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沒有選舉,沒有政治選擇權,就是奴隸,就不是自由人!

斯蒂芬斯的文章說,巴林人所以上街示威,因為“不斷增長的社會不公,形成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酵母。”

我們再看利比亞,那裡的人民正在用生命的代價,譜寫人類爭取自由的偉大史詩!面對卡扎菲的殘酷鎮壓(政府戰鬥機的轟炸,外國雇傭軍的屠殺),利比亞人卻毫不退縮,英勇反抗,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國歌的那句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鋪一條通向自由的道路!”

那麼利比亞人民是因為貧窮嗎?也不是。利比亞的人均收入,也是遠高於中國人,在2009年利比亞的人均GDP就已達到一萬六千美元(跟台灣一樣多)。

所以,在中東和北非,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起來革命,都起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過上有尊嚴的、“人”的生活。二十年前的東歐革命,拷問了中國人;這次,中東革命更是無法回避的“提問”:就像六四事件是那句著名的歌詞所說的,中國人,你還要忍受多久,你還要沉默多久?!

2011年3月9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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