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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美國右派錯在哪裡?

曹長青



長達三十年專權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不到三個星期,就被人民抗議運動趕下台,成為近代人類民主歷史上的一個奇跡。但這個“奇跡”所以發生,根本不是什麼外力起了作用,而完全是埃及人民自己奮鬥,或者說是孤軍奮戰的結果!

對這一點,《紐約時報》兩位都懂阿拉伯語、深入埃及現場採訪的專欄作家,異口同聲這樣認為。中國八九天安門運動時《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說,埃及革命甚至都沒有得到美國等西方的道義聲援,他對此強烈批評;該報另一位專欄作家,曾以《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等專著得過三次普利策獎的中東問題專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從開羅解放廣場發回的專欄更是強調這一點,說對埃及革命的最準確描述應該是,這完全是埃及人民憑一己之力完成的,他們依靠自己,也為了自己,沒有外力,“只憑自己的力量、團結和創造性”。這位美國知名的以寫中東問題見長的專欄作家總結說,這場埃及革命,是一場“全然的自創革命”(total do-it-yourself revolution)。

美國政策裡外不是人

為什麼這場埃及革命沒有得到外力的支持?這跟美國內部左派、右派對這場革命的錯誤解讀和立場有直接關係。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強,並一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美國的態度和立場舉足輕重。但面對這場埃及革命,美國的最初反應可謂不知所措,因為毫無從政、行政經驗(曾只是社區組織者)的奧巴馬總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邪惡,更別說對付邪惡。除了有左派的浪漫幻想,他的國際和外交知識也相當貧乏。他出任總統後,出國訪問到處鞠躬,給日本天皇鞠躬九十度,向沙特阿拉伯那些腦滿腸肥的王宮貴族大彎腰,甚至還跟美洲的小霸王、委內瑞拉的強人總統查韋斯握手言歡,跑到歐洲代表美國到處道歉,試圖討好所有國家。他以所謂“不要把美國的價值強加給其他國家”為由,全面從前任布什總統向全球推廣民主價值的戰略後退。所以一年多前伊朗發生人民抗議事件時,他清楚表明,不要改變伊朗政權,要跟德黑蘭“合作”。

在這種背景下,可想而知,奧巴馬怎麼可能會全力支持開羅廣場的埃及人民。而且穆巴拉克一向被視為美國在中東的“盟友”,奧巴馬上任後,“兩巴”已經擁抱過了。

而希拉莉領導的美國國務院,更是以妥協、愚昧、官僚著稱。那些也是養尊處優的官員,注重的多是什麼區域穩定、雙邊合作,看重的是統治者(以及怎樣跟他們拉關係),而不是道德的力量、人民的權利等這些更根本的價值。

一“伊”障目,不見中東

但美國左翼政府的這種德性由來已久,並不稀奇。被稱為美國最糟糕總統的吉米.卡特,當年處理伊朗革命事件時就是一塌糊塗。當時一百五十名伊朗軍官決心要制止霍梅尼的毛拉專制,但卡特要他們“服從”。結果這些聽了卡特勸告的軍官,後來都被處決了。所以有美國學者認為,伊朗走到後來那種瘋狂地步,吉米.卡特等這些對邪惡充滿幻想的左瘋們,負有很大的責任。更不要說當年卡特為跟共產中國建交,而拋棄了台灣。但這個極左政客,卻被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讚美為“有道德感的人”。

但這次面對埃及革命,最不能讓人原諒的,還不是奧巴馬們,因為左派對邪惡的浪漫和無知歷來如此,而是美國的右派。右翼保守派一般都被認為比較反共、反專制,對邪惡有相當清楚的認知。里根總統時,曾明確地喊出“推倒柏林牆”,等於吹響了結束東歐共產專制的號角。但這次面對埃及事件,美國很多保守派,幾乎不約而同,都對埃及這場革命不太樂觀,對上街遊行的民眾不太相信,一再強調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因而希望保住穆巴拉克。像美國知名的右翼有線電視福克斯的王牌節目主持人漢尼提(Sean Hannity)、格林.貝克(Glenn Beck),還有全美收聽率最高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等等,都是如此。這些右派所以這樣“反應”,主要是在三點認知上有偏頗:

第一,被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嚇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有了杯弓蛇影的恐懼症。看到埃及民眾上街,就想到伊朗革命,想到霍梅尼,想到極端伊斯蘭勢力上台,想到毛拉們掌權。但這是一“伊”障目,不見中東,沒有看到埃及跟伊朗的國情不同,更重要的是,時空、時代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聯合小惡對付大惡

第二,他們的信息不足還是次要的,更主要原因,是不少右派也是過多注重什麼策略,把區域穩定和所謂國家利益等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結果,為了所謂區域穩定,美國就得支持穆巴拉克,支持沙特阿拉伯的王公貴族。而對那裡的專制,對女人露臉都遭懲罰的黑暗,不那麼看重。

但正如前以色列副總理、暢銷書《民主論:戰勝專制和恐懼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林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說的,所有獨裁政權,都是本國不穩定的根源,並威脅周邊國家安全。獨裁統治下的穩定,一定是虛假的,因扼殺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定期公平選舉(發洩民怨,換人上台),一定會積攢民怨的岩漿,等待一次“更大不穩定”的火山爆發。

所以為了暫時(實質是表面上)的“穩定”而支持或默许獨裁者,從長遠看,會醞釀更大的災難。其實美國當年對伊朗巴列維國王推行社會主義革命(國營化,貧富懸殊,腐敗,專權等)持默認或縱容態度,也是導致後來出現大反彈、霍梅尼上台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聯合小惡對付大惡”的理論作祟。這種理論是典型的不顧道德原則,只講策略利益的算計。結果導致美國政府默認、甚至跟獨裁者合作,嚴重延緩了那些國家的民主進程。例如美國當年支持南韓的獨裁者朴正熙、全鬥煥,以及菲律賓的馬科斯等等。現在支持埃及的穆巴拉克,沙地阿拉伯的貴族,約旦的國王,葉門的專權者等等,都基於同樣的思維。

台灣為何失去聯合國席位

一般來說,美國的國家利益,往往跟民主自由價值在一個軌道或方向,所以美國強調“國家利益”時,等於是在推行普世價值。但是當與這些根本性價值不相符時,這個“國家利益”就只是一屆美國政府,甚至一個總統的利益,而且往往是政客自己的私利。

例如當年右翼的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當面諂媚毛澤東,要跟紅色中國建交,而拋棄台灣,表面理由是為打開中國大門,推動中國走向世界,但實際上,只是尼克松自己要獲得黨爭資本,積攢政治遺產。因為尼克松的“親北京”政策,根本沒有推動中國開放和進步,反而由於美國的背書——等於認可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鞏固了毛政權;一直到毛死,中國都沒有絲毫的開放和政治寬鬆。“尼克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說,整個是一個神話。

而且即使所謂聯合北京(小惡)防範和對付莫斯科(大惡),也沒起到任何實質性作用,或者說是自欺欺人。因為在根本的意識形態上,中共和蘇共還是在同一軌道,如果真有關鍵時刻,中國會擁抱蘇聯,絕不會聯合美國。所以尼克松、基辛格等政客們的做法,只是起到給邪惡壯膽、損害自由價值的作用;而且犧牲了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

埃及和中東人民真是不幸運,伊朗霍梅尼革命時,美國是怯懦無能、又對邪惡完全無知的卡特掌權;今天面對埃及革命引發的利比亞、約旦、葉門、巴林、伊朗人民的上街抗議行動,白宮又是同樣的左派總統(也同樣無能,現在就被稱為卡特第二)奧巴馬;同時更不幸的是,很多美國右派,也持糊塗甚至愚昧的看法。

但正如埃及革命所展示的,他們完全不靠外力,自己團結起來,勇敢追求自由,結果趕走了獨裁者。他們的勝利,給全世界獨裁國家的人民、爭取獨立的地區的人民的一個最重要啟示是:不要指望、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努力,爭取自己的自由和尊嚴,而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原載《看》雙週刊2011年3月

201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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