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請訪問新站 cq99.us 長青論壇 多謝支持 .

撕裂的劉曉波(上)

曹長青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后,有歡呼,也有爭議。由于相當一部分爭議涉及原則理念和人格尊嚴,所以是很值得探討的。本文的評論涉及以下十二個問題:

一、對共產專制的認識
二、對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
三、關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關于“四君子絕食”和“我沒有敵人”
五、關于《最后的陳述》
六、關于“悔過書”
七、關于“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
八、關于《零八憲章》
九、關于回國
十、關于“個人主義”
十一、關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灣
十二、關于人格統一性

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鎂光燈閃完了,那陣關于諾貝爾獎的發燒也降溫了,但中國人自己對劉曉波問題的討論大概不會結束。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因為我無法想像外國人能弄明白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陣子不時想起殺妻后自殺的中國詩人顧城那句話:“老外哪兒懂咱中國人呵。”我甚至感覺,如果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以下簡稱《獨白》)翻成外文了,也不會有幾個外國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來越感歎,中國人的確是頗有自己的“特色”,我從未在西方的“人物們”中見識過類似劉曉波的例子。

劉曉波被捕后,我寫過兩篇文章對他的觀點和行為提出異議(“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劉曉波最后陳述的爭議”),卻沒想發表關于他的更深一層的思考。現在劉曉波雖仍在坐牢,但他不僅有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保護傘,成了“貴族囚犯”,也成了中國民運的代表和象徵性人物,所以對劉曉波的討論,就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我曾相當地欣賞過劉曉波,欣賞的是帶著個人主義氣息和獨立思考精神沖進文壇的那匹黑馬。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今天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卻不僅找不到當年那個令我欣賞和期待的劉曉波,甚至懷疑當年的對他的認知了。

坦率地說,在偌大的中國,任何一個其他人扮演了劉曉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劉曉波今天成了“溫和派、妥協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個群體的“頭兒”,一個團伙的“首領”,更寫出《最后的陳述》那種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沒有更準確的詞形容。這不是誇張,而是有著相當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劉曉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念書,跑到北京去看西單民主牆運動;在回哈爾濱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學“赤子心詩社”交流在北京的見聞,所以在長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興奮地描述了西單民主牆、民刊的興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辯護等等。當時劉曉波在場。幾年前他在自由亞洲電台憶往時,談起當年聽我描述民主牆時的興奮,但那時我對他沒什麼特別的印象。

一、對共產專制的認識

我對劉曉波的欣賞,始于1986年讀到他那篇“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評論界對新時期文學、傷痕文學的一片歌頌之聲中,在“文學批評”整個成為“文學吹捧”的現狀下,劉曉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頓痛批,不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該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個觀點:中國文學缺乏荒誕感,中國作家“生活在荒誕中卻沒有荒誕意識”。該文在其他報刊發不出來,但在我們《深圳青年報》發表之后,引起轟動,一匹黑馬登上文壇。

當時他不僅在文學思考上獨樹一幟,而且從他的“在地獄入口處”、“人類之夢”、《選擇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對專制的認識也超過我當時瞭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對人生也在嘗試更深一層的哲學思考。雖然今天看來他的许多想法只是當年那個特定時空下的產物,但那種要掙脫群體思維框架的努力,頗令人欣賞。

記得大約是在1987年夏天,劉曉波帶著(他當時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幾個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學接待。當時印象最深的,是我們一伙人在一家東北館子聚會,痛駡一頓共產黨之后,曉波用中央電視台播音員報導毛澤東死亡的調子,宣佈“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死亡”,並帶頭給共產黨唱哀樂。那頓飯,因那一頓哀樂而非常開心。當時的劉曉波(起碼給我的感覺是)已經完全站在了跟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對立面。那年夏天,我們也曾一起去拜訪剛剛被開除了黨籍的方勵之,雖然那時的劉曉波已經不買被共產黨趕出來的人的賬了,哪怕他們是批評現體制的;也就是說,劉曉波當時的想法已經是體制外了,儘管可能並不太清晰。

后來在香港《開放》雜志(當時叫《解放》)上讀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澤東”,對他的徹底否定毛、否定專制制度十分認同和欣賞,認為他是中國知識份子中鮮見的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人。

儘管當時我已感覺到他身上有些“匪氣”(或說痞氣),但在那個被禁錮了幾十年之后剛剛開始鬆動的年代,對叛逆的欣賞,遠超過了對匪氣的那一絲不舒服感,甚至認為他是故意那麼“整”的。许多年之后才意識到,那種匪氣,不僅是他的一個外在表現,也是他思維方式的一部分。

以后對他的瞭解是在美國了。1988年我來到美國,他去了挪威,后也轉到美國。89年4月天安門學生運動爆發之前,我在洛杉磯,曉波從紐約打電話約我過去,說要開一個“劉賓雁現象研討會”,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劉賓雁為代表的“第二種忠誠”和那些寄望黨內改革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他提出了知識份子要在精神上“跟黨斷奶”。他當時還談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編輯《中國之春》(回頭來看,那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那本爭得打破頭的雜志,哪輪到連“中國民聯”成員都不是的我們去辦)。

我飛到紐約,和劉曉波一起住在《中國之春》主編胡平家的客廳裡,一直到他回國參加八九民運。這期間,由于爆發了學運,大家整天關注、討論的是北京的發展,所以關于“第二種忠誠”的討論會就沒開成。

胡耀邦去世后,國內知識界對胡一片讚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為此劉曉波在紐約《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胡耀邦逝世現象省思”的文章,毫不客氣地批判了中國知識份子對胡耀邦那種臣民對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賴,那種感激“皇恩浩蕩”的卑賤;他尤其抨擊了知識界在熱捧胡耀邦這種開明皇帝的同時,卻冷淡仍在監獄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確提出,我們到底是要魏京生,還是要胡耀邦?毫無疑問,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間正面抗爭的價值。我對他那篇文章記憶深刻,因為當時一起討論過這些問題,我也在《中國之春》發表了一篇類似觀點的文章。

正因為劉曉波曾有這樣的基點,而且據我所知,他是第一個提出知識份子要跟黨“斷奶”這種說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澤東”裡他就寫道:“無論怎樣,專制還是專制,它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成了遞狀子請求“修憲”(等于是需要和黨媽媽合作中國才能改變)的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對這種變化,我怎麼能不看得一個楞、一個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后,在《獨白》裡,居然是劉曉波批評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判的“第二種忠誠”的劉賓雁都憤怒地撰文斥責劉曉波“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

支持黨內改革派,在中國從來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認他們的作用。但那不是劉曉波的角色。许多人認同《零八憲章》的調子,我當然也能理解;唯有劉曉波,讓我不可思議。在中國文人那個圈子裡,鮮少有人像劉曉波那麼早就寫出了對這個問題的清醒認知。如此“回旋”(二聲、四聲,東北話,大倒退),我實在無解。對共產專制本質的認識,只有到位不到位,卻不可能認清了之后,又糊塗到背過氣兒去。這不可能像對看不見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確信無。

事實上,如果劉曉波今天個人署名的文章也統統換成《零八憲章》的調子了,我也可以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直到08年入獄前,個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黨內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憲章》簽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個,二十多年來一路寫那些迎面痛擊共產專制的文章。但他主導的《零八憲章》卻被公認是“溫和、妥協、合作”的代表作,“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余杰語)《零八憲章》或许對某些人有意義,但那是別人探討的事情。

我只談劉曉波,因為他不一樣。他也不像有些人,對這些角色的區別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劉曉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識份子面對專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他對中國文人習慣依靠皇權改革的思路是相當蔑視、痛斥的。而且,他入獄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是否定體制內改革的;就這本書接受BBC採訪時,他還明確表示,“過去無論是國內精英也好還是國外媒體也好,都非常關注中共政權,就是關注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措施。但是,從我自己的觀察來講,事實上,中國的所有這些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是在大陸的民間社會。”

剛說完這話,他就去諫言中共“出台”新政策了。這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呢?一手舉矛,一手執盾的?需要哪個出哪個?一方面撰文講話否認體制內,一方面又想得到所謂黨內改革派和開明知識份子的認可,成為那個圈子裡的一個“人物”,所以不能“激進”,要“溫和、妥協、講究策略”。于是就出現了“兩個劉曉波”:一個站在專制對立面的、痛斥獨裁的劉曉波;一個熱衷于一次次給皇權上書、欲做謀士、諫士的劉曉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來考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語)我經常不得不相信,劉曉波在說哪邊的話的時候,都是非常真誠的。

如果劉曉波是經過了二十多年后,思想有變化,開始相信要依靠體制內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時候又重發了“混世魔王毛澤東”一文,等于堅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觀點:中國“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

在中國(或任何獨裁國家的)民主運動中,當然都會有體制內改革派,我在此無意評論他們的道理或對錯,只是想說,劉曉波成為他們的一員,更成為他們的代表人物,實在是滑稽透頂的事。如果他真相信體制內,那他就是搧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間,那這種“上諫”又是為哪般?為“弄出點動靜”而作秀?還是指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況下,獲得名利的最大公約數?

從胡耀邦死到今天,體制外、體制內改革一直都是兩派,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也當然不同。但絕大多數人,都有他們思維的統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認為學潮打斷了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來一直堅持這種觀點,所以她今天推崇劉曉波有其一脈相承的思路(她當年應該是對“激進的”劉曉波不齒的)。但劉曉波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中,不僅否定了知識界對胡耀邦式人物的過高評價,更完全不把中國的民主進程寄望于黨內改革派。

但幾年后,他在《獨白》和“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樣的觀點了: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如果這個和他89年在紐約發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觀點,是他在八九之后的思想改變,他要借《獨白》懺悔的話,那最起碼,他應該首先痛悔、痛斥自己去參加這場讓中國“倒退”的運動,並成為運動的主角之一。但《獨白》的諸多自我批判中,並沒有這一項。

其他人推動中共體制內改革、政治協商等等,我同樣不認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運中,戴晴、王軍濤等人是努力在學生和中共高層人士之間做說客,希望調節緩和,這和他們歷來寄望體制內改革的觀點有統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對黨內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們,哪一個寫過劉曉波那種把共產黨罵到狗血噴頭、連祖墳都掘了的文章?哪有一個像他那樣謳歌那些對專制持“絕對反抗姿態”的英雄們的?

回頭來看,劉曉波的撕裂,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了。他可以幾個月前在香港和美國發表要推翻獨裁的文章,幾個月后在北京,說“打倒共產黨”是不民主的口號,他沒有敵人。如此迅速的思想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不是人格撕裂嗎?以劉曉波文章中對共產專制的痛恨,他應該是對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產黨”這個口號敬佩和欣賞的。

二、對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

如果劉曉波真的是思想發生了變化,那他后來就不會繼續寫那一大堆對共產專制批判性絲毫不亞于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國發表的那種言論。但二十多年后,劉曉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種自相矛盾的原點。事實上,這二十多年來,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現了這種自我的矛盾性。這令我無法不想起亞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持續一種行為,就塑造一種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劉曉波在個人署名的文章裡清清楚楚共產黨無可救藥的本質,卻在組織“集體活動”時承認那個黨的“可塑性”,這不合邏輯!如果喊民間抗爭的也是你,去跪下求黨的也是你,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戲,左手舉個小人,右手舉個小人,倆人鬧著玩吧。思想和人格統一的知識份子不可能同時扮演各種矛盾的角色。

別人簽那種“給共產黨留足夠余地”的名,組織這類集體活動,我不會多評論。但劉曉波另當別論!余杰撰文說劉曉波是把政論家和人權活動家兩個角色融合得最好的人。“能夠與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和各類活動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動和密切的聯系的,除了劉曉波之外,偌大的中國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人選來。”這話真是道破劉曉波的天機。

孰不知,這是兩個完全不可同時都扮演好的角色。優秀的政論家絕不可在理念上妥協、打折扣;他靠鮮明的觀點,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gong的活動家(類似政治家)則需要有所妥協,圓滑,他靠摆平各類人際關係,得到權力的最大公約數。而把這兩個角色放到一個人身上,必定是哪個都演不好。劉曉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政論家,劉曉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協、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顛倒的言論,已經在異議人士中引起相當大的反彈。作為活動家,他和所謂“激進”的維權人士之間,以及獨立筆會內部等,有一大堆摆不平、處理不好的人際和金錢關係。

一個曾有個體意識,推崇個人主義精神的人,一個曾經“厭惡中國文化界拉幫結伙的群體意識,採取只看作品不見人的方式”的劉曉波,現在搶著要成為一個團伙的頭兒(它可以是有形的“獨立筆會”之類,也可以是無形的“牽頭人”之類),還拉幫結伙,形成利益小團體,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連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對此,我無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衝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劉曉波反抗極權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統一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除了尋求獲得個人名聲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我找不到第二種解釋。但追求個人名利並不是我要非議之處,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個人名聲和利益的追求,摆在高于理念追求、高于原則方寸的位置上的話,走余秋雨、王蒙等人的路,豈不更舒服太多了?劉曉波有足夠的智商在那條路上走得有模有樣,何苦去踏這條艱難的異議分子之路?

劉曉波還多次批評知識份子“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事實上,只動口不動手根本不是軟骨症,知識份子的責任本來就是用無形的思想戰勝有形的刀槍。作為思想者,並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陣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別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觀點被敵意包圍的時候,仍能夠堅持住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號角的,你的責任就要把號角吹得清晰、響亮,吹出振奮的士氣,吹出必勝的信念。而號手扔了號角去衝鋒陷陣,一槍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種你別倒下)。而堅守號角的職責,哪怕只剩自己一個人,仍繼續吹響昂揚的衝鋒號,仍對最后的勝利堅信不移!這,才是我要脫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號手一看對方陣勢強大,嚇得手發軟,腿發抖、氣發虛,把衝鋒號吹走了調,吹成了哀樂,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註定——把一場必勝的戰役打得一敗塗地。那,才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三、關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來宗教家們和西方左派熱衷的口號。左派們對邪惡從來都認識不清,于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級”的旗幟。甘地和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對民主政府。而面對獨裁政權的,喊這種口號,純屬唱毫無積極意義的高調。為什麼?因為在專制國家,從來都不存在人民對暴政實行暴力的問題;這麼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獨裁的凝聚力,什麼作用都沒有。埃及人民沒有喊這種口號,而且抗議運動一開始就把執政黨總部燒了。他們喊的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劉曉波從什麼時候開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當然也可以喊這些口號,但起碼應該有個思想上的統一性。

例如,達賴喇嘛、圖圖大主教等宗教領袖都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們也都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哈維爾不反戰,也沒聽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在人格上,他們都有統一性。在經濟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們都左傾,滿腦子均貧富思想。達賴喇嘛至今宣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沒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觀點是統一的。

劉曉波則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資本主義、抨擊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戰爭上,劉曉波和我觀點完全一致,簡直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他不僅自己撰文熱烈支持美國的伊拉克戰爭,也非常認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戰的文章。過去這些年我們很少聯系,在鮮有的幾次通話中,他都是說我的什麼什麼文章寫得好;尤其是那次關于伊戰,他說把我的“打一場摧毀專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給劉霞念了一遍。我當時挺感動(這年頭哪還有人朗讀文章呵),更為有曉波這樣思想上的共鳴者而高興。

今天我在想,如果諾獎委員會(包括那個發獎時落泪的主席),知道劉曉波支持西方右派觀點,推崇資本主義,尤其是支持他們痛恨的、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甚至對我那篇“極右”的“反動”文章推崇到給自己的妻子朗誦一遍的程度,那麼即使劉曉波被判無期徒刑,他們也絕不會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他。

但如果劉曉波在西方左右派問題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統一的話,他就絕不會去跟著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這種佔據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確的、卻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實踐上行不通的烏托邦口號,更不會矯情做作到喊“我沒有敵人”!也沒少罵西方左派虛偽的劉曉波,居然說起連宗教家都說不出口的話,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心理平衡的。

劉曉波多次撰文強調,“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問題是:誰仇恨?誰暴力?誰在毒化誰?這是用不負責任、無的放矢的指控,歪曲中國的現實。今天,在為中國未來的民主自由而呼喚的人中,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老百姓,沒有任何人說將來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斷頭台。劉曉波自己製造出一個“仇恨和暴力”,然后搶佔道德高地、一副“高級”姿態地來批判。

在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中,誰暴力來着?楊佳是個案,他那種個人復仇的殺人和中國民主運動毫無關係!他什麼時候參加過民主運動來着?這種惡性殺人事件,哪裡都有。只是因為他殺的是在中國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讓很多人叫好,把他當成英雄。這也不奇怪,它說明中國缺英雄缺到了什麼程度。但楊佳拿把刀,能殺進中南海嗎?

我在前面已講過,今天中國人民壓根不存在對共產政權實施暴力的問題——沒有武器、更沒有足夠的意願,就因為被專制思維毒化了(劉曉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認為可以期待獨裁者改邪歸正了嗎)。連極力維護劉曉波所謂“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說,在中國沒有人主張使用暴力。劉曉波本人也寫道: “法輪gong和地下基督教對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稱草根非暴力運動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誰在搞暴力?如果壓根沒有暴力,那為什麼劉曉波們要製造一個假的靶子來打呢?為什麼要把一些人樹成暴力革命派而攻擊呢?也就是說,在沒有理由、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劉曉波唱起了“非暴力”這個西方左派的高調。他真的是骨子裡這樣認為嗎?他曾撰文,完全認同美國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之舉。劉曉波是推崇人權的普世價值的,那麼從理論上來講,中共六十年的統治遠比當年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殘酷千百倍,人民當然有權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國的主要異議分子們,一面寄希望黨內改革,諫言修憲,一面痛斥莫須有的民間暴力,高喊“非暴力”,這就等于承認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從思想上把民間的更激烈抗爭和任何潛在的高層軍事政變都消滅在萌芽中,讓可能有所作為的軍官們都認為,所有的暴力都是錯的,要把全部希望寄于這個黨的正常運作上。那結果就是“共產黨萬歲!”

劉曉波還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實上,在今天這個世界民主潮流大環境的前提下,在中國,無論是民眾上街如埃及一樣推翻獨裁政權,還是發生高層軍事政變,再走向獨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幾乎沒有,如果有,會比袁世凱恢復的帝制還短暫。所以,劉曉波的“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說輕了,是用批判一個假設,來顯得自己高級;說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國人對專制的痛恨、對共產黨獨裁的憤怒的作用。沒有相當一批中國人對專制深惡痛絕,對獨裁咬牙切齒,中國的民主就只能遙遙無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問題劉曉波的自我矛盾,使我無法不認為,他既不是“理論”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發生了變化,而是一個隨機應變,一個權宜(益)之計。其實就這個問題,劉曉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亞衣採訪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內所考慮的不是一種民主理論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種安全的考慮。這樣一種安全的、非暴力的東西就值得研究……因為這個政權實在太強大了。使用暴力,你沒有辦法與它鬥,反而授它以口實。所以說,出于安全、策略的考慮是這樣。”

那時,劉曉波是誠實的。但口號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聖化。那樣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喊。

四、關于“四君子絕食”和“我沒有敵人”

在六四屠殺前幾天,政府要鎮壓的氣氛已經相當明顯,當時各個組織激烈討論的是“撤不撤離廣場”。六月二日劉曉波等四人忽然發起72小時絕食,把已經基本冷卻下來的廣場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場露天搖滾音樂會。我當時在美國,當然沒有資格談支持或反對,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壓境之際,高調絕食的目的是什麼?要絕食的話,為什麼只有四個人?尤其是讀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們沒有敵人”的宣言,感覺裡面除了錯誤,就是一種很不真實的做作。

六二宣言說:“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天哪,跟共產獨裁政權的抗爭,是“民主政治”之間在談事兒嗎?共產黨什麼時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许你發表異議的見解了?還妄談什麼跟你“討論、協商、表決”國家大事?幾個月前還對專制清清楚楚的劉曉波,怎麼忽然對獨裁者自作多情起來了?這變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說:(中共政權是)“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系的不民主的秩序”。那麼,跟這樣的政權的抗爭,是民主政治內部的爭鬥嗎?有“討論、協商、表決”的可能嗎?看來人群的歡呼,真可以把人沖昏了頭。

六二宣言還宣稱:“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嗬,真瀟灑、真有胸懷呵——在自己的權利面對刺刀的情況下,要享受給屠夫“權利”的奢侈;階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給監獄長自由的“寬宏大量”;奴隸在認真地表達對奴隸主的“仁慈”;在自己饑腸滾滾、連褲子都穿不上的時候,開始夢想作為億萬富翁如何享受撒錢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覺和瞬間的思考迅速被隨之到來的屠殺橫掃得蕩然無存。悲憤取代了一切,以后也沒再去想他們絕食的事兒。

93年看了《獨白》,我則不僅吃驚,簡直是憤怒了。六二絕食,劉曉波原來就是為了自己出風頭、自己的名聲、自己的“超人”夢、英雄夢。所以,這絕食讓誰參加,不讓誰參加,全都是gong利考慮后的選擇。不能要人多,否則光榮就被分享了。至于廣場上人命關天的可能后果,他壓根就連想都沒想過!

記得當時讀到那一段,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劉曉波對六四的發生是有一定責任的。其實並不只是我有這種感覺,還有一位讀了此書的朋友,看了這段差點氣昏,說劉曉波簡直為“名”發瘋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當局悔過就‘毀’他自己而已,他對六四屠殺的責任才更嚴重。”

其實,劉曉波自己對這個問題也有認識,他在《獨白》中表示“放不下這心靈的重負。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大屠殺。”

此后多年,我讀了所有能找到的回憶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的書籍。結論是,那次絕食把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隨后屠殺開始;沒法證明劉曉波四人的絕食是導火索之一,但也沒法否認。對這個問題,包遵信在《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盤》一書中也是明確指出:他當時不同意劉的絕食,因為“再來一次絕食,使廣場掀起一個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態非理性化發展。后來事態的發展,也確實留給我們一個難于斷定是非的疑案:劉曉波等人的絕食與‘六四血案’之間關係。”“我們現在要說的不是‘六四血案’的製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發生的諸多因素,劉曉波等人的絕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頁)

中共官方對六二絕食的定調,是否等于是給包遵信的質疑背書呢?中共認為劉曉波等人的絕食導致“動亂升級”;雖然他自己高喊“沒有敵人”,但中共認定他是“組織暴亂”,如不強行對天安門清場,后果將不堪收拾。

所以,后來每當讀到讚美劉曉波等人跟戒嚴部隊談判,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廣場,“避免了大流血”的“立gong”壯舉時,我都無法不產生一種荒誕感。劉曉波的確扮演了各種“壯舉”的角色。雖然至今(或许永遠)我們都無法把“絕食”和“血案”的關係弄清楚,但劉曉波發起絕食的原因和目的,實令人脊背透涼。后來劉曉波撰文,痛斥學生把運動升級,激化矛盾,但卻沒見他真正反省這最嚴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樣一個為了成名不擇手段的出發點。

我寫了上面這些,並不是要追究劉曉波等人那無法確定的六四血案責任問題,而是想說,今天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的“沒有敵人”論。劉曉波在過去這些年裡,經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種很強的六四情結,而且說這個諾貝爾獎也是給六四亡靈的(其實這也是矯情。亡靈是專制的受害者,犧牲品;而諾貝爾獎是獎給與專制鬥爭的英雄)。當然我相信他心裡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問題是:一方面憤怒譴責屠殺,談到六四亡靈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調宣稱“沒有敵人”。他想過沒有,那些亡靈會認同殺死他們的政權不是敵人這種說法嗎?

曉波不必跟我狡辯,說他是沒有“個體”的敵人。用“個體”模糊“政權”是侮辱別人的智商。如果說在六四屠殺前劉曉波的“我們沒有敵人”還可能真有一絲對政府的幻想,那麼六四屠殺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搬出當年的論調,還表示跟屠殺前一樣“沒有敵人”,難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掛在嘴上的亡靈嗎?難道不是把亡靈們再殺一遍嗎?!

五、關于《最后的陳述》

如果一個聲稱反納粹的人,給納粹政府的“法官”們寫信說:我沒有敵人,你們都不是我的敵人,你們也對我很禮遇,你們的人權有進步,你們的監獄也很人性化。然后再理直氣壯地把這信公佈于世,更甚至拿到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上去宣讀。天哪,我無法想像猶太人的反應。

《陳述》有幾個層次的錯誤:首先,給專制政權的御用法官寫這種表達善意的恭維信已經是第一步的錯誤,這其實比悔過書性質更嚴重,因為是諂媚政權了。無論那幾個法官怎樣對待劉曉波,他都不可以寫這種信,因為法官坐在法庭上,他代表的絕不是個人,而是那個政權——那個對劉曉波因言治罪的政權。這就如同:無論胡錦濤對哪個小老百姓多麼“親切”,也絕不應該由異議人士出來讚美,因為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他代表的是那個屠殺了幾千萬中國人,至今仍對十三億中國人專制的獨裁政權。

連瞿秋白的《多余的話》都沒面對國民黨說,更沒有美言國民黨。一個頭腦清晰的知識份子應該清楚,即使中共真有局部進步的地方,也用不著異議人士來肯定,因為那不是專制的主體,更不是本質;和以前用子彈槍斃人相比,現在用注射了——《最后陳述》就在歌頌這種性質的“進步”。面對誰說話,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定位問題。這個定位錯了,內容不可能正確。這也和討論、爭論問題一樣,如果前提(premises)錯了,后面不必討論了。

哈維爾的已逝夫人奧爾嘉(Olga)幾十年前就懂得了,跟他們(共產政權的人)連狗的名字都不能告訴。這裡講的是一個原則、一個角色的位置:跟專制政權必須是敵對的(站在對立面的),你的角色是抗爭的,而不是合作——她把回答自家的狗的名字都視為合作!而我們的諾貝爾和平獎級異議分子,卻主動給法官寫信,表達“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甚至說“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更進而歌頌其“創建和諧社會”、監獄的“人性化管理”等等。這已經是太超過“被動合作”範圍了,這難道不是清清楚楚的諂媚嗎?

我想起美國個人主義的旗幟安.蘭德(Ayn Rand)的一句話:在現實需要面前,你可以有所妥協、做你不情願做的事情,但卻不可以因為自己沒有條件在行為上堅守,就在言論上贊同和宣揚與你的理念相違的東西(大意)。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曉波即使再次黯然地寫“悔過書”,也比公開高調地表達共產政權“進步”要強。

第二個層次的錯誤比第一個更嚴重。是軟弱,就承認軟弱,人們基于對暴政殘酷的瞭解,給予諒解,也就得了。但是,如果把這種下跪,變成“更高大”則是可恨了。那是更加不可原諒的!

劉曉波敢于把這種下跪的《陳述》讓妻子公佈于眾說明,其一,他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異議人士的原則和道德底線,不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頭號異議分子身上,實令人唏噓)。否則,那麼看重名譽的劉曉波,僅僅由于顧忌那些強烈的反彈,也不會把這麼“掉價”的東西公佈于眾。其二,他要用“沒有敵人、以愛化解恨”這種宣稱,把明明是沒有骨頭的“缺陷”,變成比你們所有人都“更挺拔”的脊樑骨;把一塊凹下去的坑窪,掩飾成一座高山;把下跪的舉動,演繹成昂首挺胸。你怎麼辦吧?那些嚴重缺乏愛的中國人感動呵,哭呵。中國人的事兒,亂了套了就對了(就像這個句子)。

出于軟弱,劉曉波要寫《多余的話》,這次也不該“再”搬出“我沒有敵人”的荒謬。事實上,我認為他二十年前的《六二宣言》就是矯情、“整景兒”(東北話:作秀),因為那和僅僅一個多月前在紐約的劉曉波是兩個人,其中必有一假,要麼他就是一個bipolar(兩極人格的人)。

劉曉波在《獨白》提到,他曾對(前)妻表示:“我與這個野蠻的專制制度不共戴天”。都“不共戴天”了,還不是敵人?還沒有敵人?難道專制制度不是人在維護、是氣捏的?說實話,劉曉波的軟弱,在相當程度上我能理解,但這“沒有敵人”的矯情實在激怒我。這種作秀,只能起到弱化民眾對專制政權和獨裁者的痛恨、混淆是非、模糊抗爭目標的作用。這種不實實在在說話、唱虛偽高調的結果,是有助于延長專制;這和劉曉波自己所期待的正相反,是劉曉波對自己的追求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說:“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劉曉波說他當年在秦城監獄的悔過是“真誠地說謊”,那麼這次《最后的陳述》則同樣是真誠地說謊。真誠地說謊,非常準確的描述!軟弱、不那麼高大、不那麼英雄,只是令人遺憾。但真誠地說謊,然后把謊言變成真實,變得理直氣壯,才是更嚴重的問題。它起一個雙重的毒化作用:在有助于共產黨宣傳的同時,嚴重扭曲個人身心。

第三個層次的錯誤是,把這個明顯是下跪、而且已經引起眾怒的《陳述》居然拿到諾貝爾的領獎台,就不僅是對那些不滿劉曉波在《陳述》中美化中共的人們的公然挑釁,更是對劉曉波自己的嚴重羞辱——無論那不懂邪惡、更沒體驗過暴政的西方小丫頭把“沒有敵人”朗誦得多麼美妙動聽,那些倍受摧殘的高智晟胡佳們,每一天都在見證著“中共監獄人性化”的謊言。如果劉曉波真感覺六四亡靈的重壓,那麼今天他能承受得起力虹等政治犯以及法輪gong學員們的屍體之重嗎?

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许多人痛批了劉曉波“中共人權進步”的觀點,但其實,真正搧這個《最后陳述》一記響亮耳光的,是中共自己對劉的重判,是《零八憲章》出台后直到今天中共政府的“精彩”表演。沒有什麼比這一幕更能證明中國的人權狀況有多“進步”、中共對獄犯是多麼“人性化”了(甚至在春節期間,劉曉波都沒見到妻子親人吧?)。而面對中共這種表現,一些人在痛斥中共劣行的同時,歌頌劉曉波的《最后陳述》,真不知道他們的邏輯在哪裡?

劉曉波同樣,他不久前才寫過“共產極權為野蠻之最”,今天只不過是“從一種赤裸裸的暴力鎮壓走到了一種偽善的統治。”這與《陳述》對中共的肯定,構成一種滑稽。另外,把給中共監獄長看的告饒書和給妻子的情書放在一起是多麼不倫不類——那是多麼不同的(根本就是敵對的)兩個談話對象呵!而且,情書裡沒有對劉霞在他被捕后是怎樣生活的具體關心,也看不見樸實的親情,只有華麗的詩情和豪言壯語。抱歉曉波,你讓我想起雷鋒日記。

我先前一直有些納悶,作為第一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又是作家的劉曉波,他怎麼居然沒有寫一個像樣的領獎詞?諾獎領獎詞一直都非常受關注,它會被全球媒體報導,成為劉曉波得到阅讀量最大的作品,這樣一個表達思想的黃金機會,怎麼可以讓它浪費掉?但后來仔細想想,有那樣的《陳述》在前面,劉曉波難道還能再正氣凜然地痛斥中共政權、中國人權的惡劣?還能站在道德和人格高地高談闊論一番“人的尊嚴”?恐怕連列一個正在受難的中國政治犯名單都會忐忑不安吧?

如果實在整不出新東西,讓家人、朋友翻翻舊作,湊一篇講稿也比這《陳述》更拿得出手吧?把《陳述》送上去,豈不成了“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典型嗎?要麼就是……台灣一位室內裝修設計家曾跟我談起裝修的藝術,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項是,把房間內一個有礙觀感卻無法除掉的缺陷,反過來裝飾成一個別致的、提高品味的藝術……《陳述》經過裁剪那些“不當”的部分,然后就成了諾獎領獎台上的“我沒有敵人”的“高級、大愛”宣言,如此“藝術”令諾獎主席落泪,實妙不堪言。

我的“劉曉波最后陳述的爭議”發表后,一位也認識劉曉波的朋友對我說,“長青你當什麼真呵,人家曉波是‘玩無敵’,就一個玩法。你可好,一本正經地跟一個玩法辯論上了,你的幽默感哪裡去了?這種玩法叫做:理論上——認識上去,人格上——掉得下去,操作上——玩得到位。所以徹底玩贏——諾貝爾和平獎!”

我沒有開玩笑的心境。這獎也不是劉曉波要來的,中共硬要給,誰都當之無kui。只是,劉曉波到底是在真誠地撒謊?還是真誠地相信了自己所說的一切?不管怎樣,其結果大概都會讓他想起89年回國時的動力:“這個英雄夢所付代價並不大。”

六、關于“悔過書”

我沒讀過任何人對中國知識份子軟弱的痛斥超過劉曉波;我也沒讀過任何人向共產黨悔過的“深刻”超過劉曉波。但他第一次在秦城監獄的悔過,已經得到了很多人的諒解。幾年前曾有人拿這件事指責劉曉波,我還特地為他辯護,說人家后來已經懺悔,並用行動洗刷那個污點,就不應再批評了。

從某種意義上,我同意余杰所說,“在異議知識份子群體當中,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人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他的《獨白》揭示了许多外人難以想像的東西。事實上,今天無論是批評劉曉波的,還是為他辯護的,沒有讀過《獨白》就沒太有資格。或许,18年前的《獨白》已經解釋了今天的《陳述》;也或许,正因為有《獨白》,才使《陳述》加倍地令人不可思議。

他已經跪過一次,而且為了那次下跪痛悔不已,寫了一本書“懺悔”,用二十年的時間洗刷;這次竟然輕而易舉地重蹈覆轍,而且毫無感覺,尤其是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海內外輿論的一致聲援、甚至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情況下。難怪網上有人認為,誰都沒劉曉波罵知識份子軟骨頭罵得響,但誰都沒他跪得那麼痛快;劉曉波名氣最大,得到的待遇最好,可他最掉價,最出賣自己。的確,劉曉波怎麼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自我人格謀殺的事情?

八九民運之后,我很早就聽說劉曉波因寫悔過書而被釋放。但想到人在中共手裡那份艱難,尤其是聽說他受過各種威脅,更感覺那時的軟弱是可以理解的。93年曉波來美國那次,我妻子曾當面問他,當年媒體報導說劉曉波被拉出去假槍斃,是真的假的?劉曉波回答,根本沒那回事兒,當時感覺也就判個三、五年。事后妻子對我說,他感覺只判三、五年就寫悔過書了?太不夠英雄了。我當時沒說什麼,知道女性對“英雄”的要求更高,更理想化。后來在《獨白》中看到劉曉波的悔過理由,才真被震得一個愣一個愣的。他的悔過,不是在坐監最嚴酷的時候,而是在清楚地知道氛圍開始寬鬆的情況下;他的悔過,絕不僅僅是因為軟弱,而是有那麼一堆清晰明確的、理直氣壯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把男主角殺掉放高利貸老太婆的理由寫得清晰合理,曉波也快有那本事了,他沒去寫推理小說,實為一大才華浪費。也像陀氏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把“有上帝”和“沒上帝”兩邊都講出充分理由一樣,劉曉波對“悔過”和“懺悔悔過”都有著相當超人的思考(如果不用“精明算計”這個詞的話)。只是,陀氏是被“有無上帝”而折磨,但劉曉波的掙扎,幾乎全部集中在“是否對自己的形象有損害”這個極為現實、世俗的思考上,甚至不存在“對和錯”等價值取向的選擇問題,那些“合情合理的”悔過理由早已把“對錯”和“價值取向”的問題壓沒影了。

儘管《獨白》裡劉曉波的“精于算計卻價值模糊”足以令我吃驚,但我仍然相信,他對曾寫“悔過書”實在是痛心疾首,《獨白》懺悔的部分,還是有相當的真誠的。但這次《最后的陳述》改變了我的上述認知;它使我相信,《獨白》不是一個懺悔,而是一個算計的結果。往輕了說,也是算計遠大過真誠。他不是反省,而只是想挽回人心,真的是想以另一種姿態,“再一鳴驚人” (見鄭義: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因為,如果他真的對那次痛悔莫及,就絕不會有今天的《最后陳述》。《陳述》沒有認罪,但那般美化、討好中共,不僅是變相告饒,而且其負面效果超過悔過書。因為《悔過書》是“壞”,一目了然;但同樣下跪性質的《陳述》卻被認為是“好”——這不都“好”到令無數人感動,“好”到諾貝爾領獎台上去了嗎?它在多大程度上傳播了中共人權進步的信息呢?

最近胡平曬到網上的劉曉波93年給他的信,更強化了我對《獨白》的重新認知。那封信通篇是價值顛倒、邏輯混亂、卻故作高深的一派胡言。當然,在劉曉波對哲學和西方體制等的瞭解都尚在皮毛狀態的近二十年前,整出一篇胡言亂語的私人信可以諒解,但該信不僅明顯為他在秦城監獄的悔過而辯護(推翻他剛剛寫完的、為悔過而懺悔的《獨白》),更“上升”到“哲學”高度詭辯。那種菲利斯坦(Philistine)的東西,不知胡平為什麼要刻意拿出來給劉曉波丟醜,亦或他以為那是美?

懺悔是一個洗滌靈魂的機會,而“玩”懺悔,則是一個毒化(而不是昇華)的過程——一個和懺悔的性質正相反的東西。也正因為他沒通過懺悔而理清是非、原則和價值,所以才會有今天《陳述》的那麼輕而易舉的荒唐。

七、關于“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

但事實上,當年的悔過書也不是劉曉波最嚴重的問題,儘管它曾成為中共教育大學生的一個武器。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直到今天一直堅持其正確性,才是更嚴重的、不可原諒的問題。為什麼?

劉曉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為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殺人”這件事道歉和懺悔,因為他們清楚,這是遠比寫悔過書要嚴重得多的問題,這是在中共向全國人民撒彌天大謊之際,給他們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惡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們做的,而是他們自己主動提出來要做這個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的見證的。周舵出的主意,劉曉波認可、同意去做這個證(網上可查到他倆接受記者採訪談這件事的視頻)。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實,而是要借他們的口給謊言背書。這個道理,誰不懂,我都絕不相信劉曉波不懂。他當然懂,並在《獨白》寫得很明確:“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場的事實是沒有死人,這種採訪的目的也主要不是為了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沒有死人的事實僅僅是達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一開始並沒有同意去做這個證。

侯德健同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一開始也拒絕去作證。但后來官方拿出了他們四個人在六四屠殺第二天(六月五號)發表的一個譴責中共大屠殺的《呼籲書》,侯德健擔心政府因此嚴懲劉曉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採訪,希望當局不再追究呼籲書。劉曉波看到侯德健的證詞后,立刻又給自己找到了諸如寫悔過書時一樣的一堆“合理”的理由,其中一個最理直氣壯的就是“講出目擊事實”以抵消“由謊言所煽動起來的公眾義憤。”他還說那些從天安門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難道劉曉波認為國人對六四屠殺的義憤過頭了嗎?難道說“天安門廣場沒殺人”才不是誤導嗎?

他說的謊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說法,后來在《獨白》中也寫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人皆如此)。”(第33頁)

但問題是,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發表的《呼籲書》中說:“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如果“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的話,按這個邏輯,那“血染整個北京城”也是足夠大的一個謊言了吧?總不能別人誇大就是撒謊,自己誇大就是尊重事實吧?劉曉波的“血染整個北京城”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裡?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點是,劉曉波們“親眼看見”大屠殺了嗎?看見“血染整個北京城”了嗎?沒有。如果這個“沒有親眼看見”的“大屠殺”是真的,那為什麼一定要在那樣一個特殊政治環境下,強調他們在天安門“沒有親眼看見”屠殺呢?

毫無疑問,劉曉波后來對別人“誇大事實”的痛批,只是為自己去中共電視台作證背書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誇大”,不僅因為他自己也“誇大”過,而是因為他很清楚人們當時的震怒、悲憤、弄不清整體的實況、拿不到準確死亡數字狀態下的情緒。

那麼到底誰在撒謊?是那些因中國政府封鎖新聞而拿不到準確殺人數字的人們(包括說“血染整個北京城”的劉曉波本人)在撒謊?還是那些由于震驚、巨大悲憤而泣不成聲、語無倫次的人在故意誇大事實?還是屠殺的確發生了,屠夫們要刻意抹殺真實?哪邊更是本質的真實?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情況下,用所謂局部真實來幫助一個大謊,迎合了一個本質上的欺騙。更何況那個所謂局部的“真實”也是不真實的!且不說其他人的見證,僅劉曉波本人在《獨白》(第234頁) 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到了歷史博物館前,看見许多人躺在擔架上,他們都受了傷,最重的腹部中了兩顆子彈。”劉曉波在中央電視台的證詞是:“我沒有看見軍隊向學生開槍。我自己也沒有看見死人。”他可能的確沒看見子彈飛馳的一刹那,但那些躺在擔架上的受傷者不是被槍打的嗎?那傷勢最重的、腹部中的兩顆子彈是誰打的?難道劉曉波不認為那是軍人打的嗎?另外,他怎麼確定那“许多”躺在擔架上的傷者、那個“腹部中兩顆子彈”的人后來沒死?

在接下來的一頁(第235頁)中,劉曉波寫道:“……四人一排,向廣場的東南角走。剛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這場槍戰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是居民樓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門前的戒嚴部隊相互對射,能清楚地聽到玻璃的破碎聲。”誰能證明,這陣激烈的槍戰之后,沒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來,劉曉波的證詞仍“沒錯”:前面那些傷患和那腹部中兩顆子彈的人不知是被誰打的,反正我沒看見子彈飛過來;后面軍隊也沒向學生開槍,是向居民樓,我也還是沒親眼看見死人。如果這麼個“真實”法,所有那些沒有親眼看見屠殺而譴責屠殺的人就都是撒謊者,而劉曉波等四人屬于最早的撒大謊者。

《獨白》說,“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這更是“把一個重大污點裝飾成美麗的亮點”的做法。房子裝修這麼做是藝術,而對自己的品行這麼做則是惡劣,它比因軟弱求饒去中央電視台作證本身更惡劣!因為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于心有kui”的劣跡,描繪成“理直氣壯”的美麗。把幫助中共圓謊,變成了他們才是“維護真實”,而別人都是在撒謊了。這種本末倒置實在是到了氣人的地步!

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次在讀到他的《最后陳述》,看到他描述“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監獄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實”時,我簡直是憤怒了:這手法你已經玩過了,怎麼又來玩了!這和當年說“廣場沒死人”如出一轍:我說的是我看見的真實。

我再重複一遍:當年的“天安門廣場沒殺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權進步”、“共產黨人性化監獄”是一模一樣的性質!他再一次用所謂“局部真實”來修飾和美化了“整體和本質的真實”,再一次把下跪告饒這個缺陷,變成一個“我說實話、我沒有敵人、我追求愛和寬容”的更高大、更美麗。曉波,我服了你了——你怎麼可以認為大家都這麼弱智?

劉曉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亞衣採訪時說“全國的各個層次中的人都不按規則出牌”,我認為這個《最后的陳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不否認,劉曉波二十多年來為結束中共專制所做的努力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只是,我不拿他跟別人比,我對他是用他自己寫的那些文章樹立起的思想去看他的作為。就因為他寫過很多優秀的文章——那些文章告訴我,他應該比絕大多數人都更頭腦清楚的。所以,當他一再弄出一堆漿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時候,你的不能忍受是加倍的。這就如同寫出《論言論自由》的胡平,卻拒絕在他主持的雜志上發表批評他本人觀點的文章一樣,他給人帶來的荒謬感是加倍的。

我一點都不懷疑劉曉波對專制深惡痛絕,他絕不真心願意做任何有利于中共繼續統治的事情;他對自由的追求,對民主中國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誠的。正因為如此,劉曉波無論在良心上、在維護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幫助中共政府圓大屠殺的謊、為中共人權塗脂抹粉這種事情,于是就自我合理化、正義化這些行為。他硬是這麼想了,這麼自我安慰了,大概后來也就真的這麼信了。

這就像很多撒謊的人,他並不一直是知錯故犯地撒謊(那種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當一個範疇內,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謊言,或者說,真的是忘記了自己在撒謊。我認為劉曉波在寫“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的時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維護真實”,而且為這種“正義”而理直氣壯。

他這兩檔子事兒,如果用一個我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都熟悉的紅色小說《紅岩》來做比喻,就像是:劉曉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運活動,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许雲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后,做出了甫志高之舉。如果事后他出來真誠地認錯——我就是軟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產黨的說法,對不起,我錯了——別人也就都會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舉,演繹成比江姐许雲峰還更高大的壯舉,那就必須得說道說道了。這種價值顛倒如果容忍的話,那就什麼是非都別談了。

事實上,正因為劉曉波從未承認去中央電視台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是錯誤的,人們也沒有給予足夠的批評,等于默認了他對該行為的“自我正義化”,所以才會有今天他這明顯下跪卻毫無感覺、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后陳述》。(未完,請繼續阅讀第二部分“下”)

2011-0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