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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劉曉波(下)

曹長青

八、關于《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給中國人傳播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卻遭到了共產黨對其組織者的重罰。

就《零八憲章》的問題,我在“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一文中已經有所論述,這裡僅做補充。劉曉波去跟其綱領就是獨裁的共產黨說“我們要求三權分立,請你修憲”,結果被重判。這不是共產黨荒唐,是諫言者荒唐。共產黨在按照它的邏輯行事,而諫言者連邏輯都沒有。因為:

首先,《憲章》完全回避了“誰”來修憲這個問題。在不回答這個大前提的情況下,后面多少正確無比的主張都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滑稽。

三權分立的第一個內容,是國會制憲、修憲。目前中國的“國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完全在中共掌控下,根本就屬于共產黨。讓那個獨裁黨修出一部三權分立的憲法?誰跟誰開玩笑呢?

三權分立的第二個內容,是行政機關執法。中共政權從未執行過它自己制定的憲法(人家的憲法裡從來都有“民主、自由”等等),那即使中國的憲法修得比美國的還完美,但誰來執行呢?

三權分立的第三個內容,是法院決斷是非。中國的法院是共產黨開的,中國壓根不存在獨立司法,這點還有什麼疑問嗎?人家開的法院,人家有過“非”的時候嗎?有可能把自己送上絞刑架嗎?

當立法、執法、監督全由一家包辦的情況下,修憲的意義在哪裡?你說我要修個“三權分立”出來。好呵,那就先送你下獄11年,叫你喊修憲。還有什麼比中共對劉曉波本人,以及在劉獲獎后的這一系列惡劣行徑更能證明《零八憲章》的方向錯誤呢?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捷克的《七七憲章》是反抗當局踐踏人權的“抗議書”,而不是《零八憲章》這種“諫言書”。

這些最基本的道理,如果劉曉波真的不懂,那是我對他一路嚴重誤判。如果他懂(他自己的大量文章給我這種認知),卻又真的相信《零八憲章》能推動中國政改,那這種思想分裂不是我可以理解的東西。如果他既懂得上述那些道理,也清楚《零八憲章》不會起什麼作用,那就是和以往的簽名上書一樣,明知是作秀,就是要做這個秀,把這個秀儘量做大而已。但他可能根本沒有考慮過,這是一個傳播錯誤信息的“秀”!

余杰曾撰文說,《零八憲章》並非劉曉波起草,劉也有不同意見等。但他修改定稿,並組織了簽名活動。沒人否認他是因《零八憲章》而被重判。至于是否可定性為“諫言”,只需要看你的談話對象就足夠了。有誰認為“要求修憲”是在跟老百姓說話嗎?余杰自己也承認,《憲章》“许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這還有什麼疑問是諫言嗎?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過,這種給朝廷遞狀子性質的東西,不但不促成推翻朝廷,反而強化朝廷的合法性、正統化,而且還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地傳遞朝廷“很強大”的信息。其結果,反而是幫助延續那個政權,儘管這不是任何《零八憲章》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

在埃及人民只用一個口號“穆巴拉克下台”,就推翻了三十年獨裁政權的現狀下,回頭再看《零八憲章》,中國人難道不更感覺到寒磣嗎?這個六四屠殺二十年之后得到最廣泛簽名的東西,竟然是一個要求獨裁政黨修改憲法的“狀子”。正因為是狀子,所以不敢指出當今中共領導人是獨裁者,更不敢提中共是專制獨裁政權,而是委婉地用“威權”代替,甚至頗為用心地稱中共專制政權是“執政黨”。中國有和“執政黨”相對應的“在野黨”嗎?中國的民主道路,從“民運”這個詞,倒退到“維權”、“漸進”、“轉型”……下一步再往哪兒退呢?“過渡”“合作”?

總而言之,就是不可以用“推翻”這個詞!不是不敢喊,絕不是(無數勇敢的中國人早就喊出了,而且一直在喊“打倒共產黨!推翻中共獨裁專制!”),而是你一喊,就有劉曉波們居高臨下地指責:仇恨、暴力革命、以暴易暴。好像中國如果推翻共產黨,就是法國大革命,就是到處人頭落地。整個東歐共產國家倒台,都沒有發生的事情,憑什麼在中國發生?難道劉曉波今天還像他二十多年前那樣,懷疑中國人種有問題?

劉曉波最好的朋友,他的六二絕食伙伴,《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周舵,在埃及把獨裁者趕下台了之際,竟然撰文、講話,忠告共產黨應該怎樣做才能不使埃及模式在中國發生:“民主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一旦開啟之后,結果會怎樣是非常不確定的。如果你沒有一種政治體制改革前瞻性規劃的話,那麼在大規模民眾抗議的壓力下,突然一下子被迫打開民主化的大門的話,未來出現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不可控的。”大家看明白沒有?“被迫打開民主化的大門”。

這類自以為是的漿糊,才是中國走向民主道路的重要障礙。他們打著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旗號,強化“中共倒台天下大亂”的概念,他們所起的維護專制的作用,比人民日報還強。他們的水平就和那個“成龍一條蟲”一樣,認為中國人就是要被管的,沒有獨裁者管著你們,你們就不知道怎麼活。給奴隸鬆綁,也得慢慢鬆,否則你就會張牙舞爪。《零八憲章》有這類人認可本身,就值得提幾個問號。

人人皆知《人民日報》是什麼東西,但“自由派知識份子”是迷惑人的,“中國頭號異議分子”劉曉波更是迷惑人的,他多次喊“漸進、漸進”,六四22年了,一路為亡靈哭了22年的劉曉波就“漸進”出個請求修改憲法的《零八憲章》?那些亡靈的父母都多少離世了?坦率地說,我簡直搞不清楚,劉曉波到底是近墨者黑,近漿糊則“糊”,還是作秀做出慣性了?看到《零八憲章》,我甚至想起了他89年的六二絕食。那個絕食也振奮了無數人心,但只有劉曉波最清楚,那個絕食的初衷和目的是什麼。我一絲一毫都不相信,劉曉波會認為這個《零八憲章》能促進中共政治改革。

在中共用其一長串惡劣的表演,搧了《零八憲章》一記強烈的耳光之后,仍有许多人為《零八憲章》辯護。對真信者,我給予一份尊重。可也有朋友目睹中共如此對待一個“溫和理性”的上書,現在已意識到《零八憲章》的誤區,但由于自己是簽名者,所以覺得還是得捍衛。這就進入了另一個誤區。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位作家給一個冒充周恩來私生女的人寫了文章背書,說她的確是周的私生女。后來我(還有其他人)寫了調查文章,結論是那個人不是周的私生女。那位作家后來的自我辯護讓我覺得實在太有意思了,他說:我已經走上了這條路,除了一條道走到黑,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他真太可愛了。怎麼沒有呢?如果別人的調查更具說服力,承認自己認識有誤,服從事實就是了,多簡單呵!誰都有誤判的時候,誰都有重新醒悟、領悟一些事情的時候,這再正常不過了。但如果意識到了錯誤,只因為自己曾是錯誤的一部分就咬牙挺住,那不僅是錯上加錯,那不也是更難嗎?那真是一條道走到黑,見不著亮兒了。

九、關于回國

“我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苦,也不在獨裁的國家享福。”這是八十年代我從劉曉波的文章中讀到的一句他引用的古希臘哲人的話。當時印象極為深刻,至今牢牢記住。

劉曉波在89年放棄在美國的訪問學者機會,回國參加八九民運,已經成為“佳話”之一。雖然在他回國之前的十幾天裡,我跟他住在一起,瞭解當時刺激他回國的一些可見因素,但看了《獨白》中他坦承的那些決定回國的主要原因——通過“政治投機”實現自己的英雄夢——我仍相當感歎:他做事情,對其背后的名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這般的骨子裡。儘管中國人的“精明”舉世聞名,但能達到劉曉波那種算法的,我相信絕不多見。

中國人同時也有句名言:人算不如天算;所以,那種精明,到底是聰明,還是聰明誤,就由讀者自己論斷了。我只想說,“精明”這種東西,極大地限制了中國人對“形而上”問題的思考,而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就導致急gong近利,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放棄一些真正的價值。

我在深圳時讀到一些劉曉波的東西,覺得他是在相當認真地思考一些形而上的東西。一般來講,這類人在思考現實生活問題時不那麼精明,會比較簡單地選擇一頭,不是沒有能力思考,而是心思不在那裡。但劉曉波太是個異數了。

據《獨白》,王軍濤曾說,“我是中國人,就應該生活在這裡,為它的事業奮鬥。”對此,劉曉波寫道:“我勸王軍濤不要只從書本上瞭解西方,只知道民主的概念,更應該出國考察,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樣實際運作的。”但他自己,還完全沒來得及看西方民主的運作,就回國投身了那場他深惡痛絕的運動。而且再也不出來“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樣實際運作的”。

我絕不否認劉曉波回國行為中的理想因素,事實上,我認為他由于要強化自己的“懺悔”,所以比較充分地寫了精明算計個人利害得失的一面,而弱化了自己回國行為中理想精神的一面。我認為,如果沒有足夠的理想精神,而主要出于像他自己所說的“政治投機”因素,不可能有那麼強大的動力。劉曉波書中指責了很多人要投八九民運這個機,為個人撈取名利,但我認為這不公平,我相信絕大多數人當時都是以理想衝動為主的,而后期領導層之間的“風頭”之爭並不是主流。

就89年回國的原因,無論劉曉波是否誇大了自己的政治投機因素,或是降低了自己的理想精神,有另外一個因素,他寫的不是那麼回事,我在這裡不得不提一下。不是故意要指出一個他的“小”誤差,而是因為這也是他回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說:“八九抗議運動開始時,我還在美國,剛剛接到哥倫比亞大學請我做一年訪問學者的邀請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這說法和事實之間有相當的距離。那個哥大訪問學者的邀請,只是名義上的,既沒什麼錢,也沒有研究項目。劉曉波在紐約期間,邀請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連他的面都沒見過。他自己也連個固定住處都沒有,說吃穿不愁是過于瀟灑了點。

劉曉波還寫道:“如果我能為學術而超凡脫俗,像維根斯坦一樣,置民族存亡、眾生塗炭而不顧,在炮火紛飛的戰壕裡思考哲學問題,仿佛天塌地陷與己無關,那麼我就會心安理得地呆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孤獨地沉浸在有關哲學、美學和文化問題的思索中,垂直升騰,俯視芸芸眾生。”那種象牙塔境界實在只是一種幻覺。他和幾個詩人等哥們為謀生,曾準備開裝修公司,但大概因為誰都不是幹活的料,所以沒開成。他自己都沒被那種幻覺欺騙,所以選擇回國。

成年后離開母國的學者,留在美國,會面臨現實生活的困境,這很正常,無數大名鼎鼎的人物們,像哈耶克、米瑟斯、安.蘭德、納博科夫等無數被迫流亡的優秀人才,甚至天才們,都在美國經歷過相當的艱難,有很多到死都經濟困窘。但生活的不易,並沒有磨損他們的光芒;是珍珠,怎麼都會發光。而在和困境搏鬥中創造出來的成就,更令人仰望。

回國和留下,每個人根據自身條件做選擇,我都尊重,並不想多評價。但對劉曉波,根據他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對專制社會的深惡痛絕的怒斥、他的親西方的背景和言論、尤其是他對“中國文人為什麼在西方呆不下去”的透徹批判,使我無法不用他自己的思想去衡量他的舉動。一再令我想不通的,是他的“做法”可以和他的“說法”完全沒有關係,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點上。這個“回國”還是“留在西方”的問題也同樣。

最近看到幾篇回憶劉曉波的文章,都談到他們在北京下館子吃喝的情形。明顯地,在物質生活上,他比在國外的人瀟灑多了。當然,有國外雜志社的工資,國外基金會的固定供養,加上稿費,和有些是自己手中控制的雜志的稿費(上述說法無一是無的放矢),劉曉波在國內的生活,經濟條件比大學教授還好,海外更是沒有任何靠中文寫作吃飯的人可比。所以回國,僅從經濟生活的角度,對劉曉波來說,也的確是遠比留在海外要強。

在這裡必須明確指出的一點是:我絕不認為劉曉波拿了太多的錢,或不應該拿什麼錢,從事民主事業的人也得吃飯,得到各種資助是完全應該的,可以理直氣壯地拿,更何況那些資助並沒有永久保障。在中國經濟如此發展的今天,在中國富翁、大款比比皆是的今天,像劉曉波這麼極少數一些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努力的人,應該得到中國企業界有識人士在經濟方面的全力資助,讓他們完全沒有經濟上的后顧之憂。在哪個國家的民主運動中,都有本國企業家背后的鼎力經濟資助。而歷史上沒有哪個獨裁國家,有今天的中國那麼多富翁。但中國的企業家們越有錢,越要去巴結那個獨裁政權,劉曉波們要靠美國的資助才能生活,這是中國人,中國企業界的恥辱!更是中國民主事業的悲哀!

言歸正傳。89年劉曉波回國,還有其特殊的背景環境,但后來他再次選擇回國,並不再出來,其原因更令我瞠目,超過對他89年那次回國。

劉曉波第一次出獄后的1991年,曾在給我的一封信裡表示,89年那次在美國的時間太短了,如果再出來,很想在西方多呆幾年,好好體驗一下西方到底是什麼。但真有機會出來,他就變了。

1993年劉曉波短暫來美,在我家住了一晚。看到我和妻子在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跟別人分租房子的窘迫,真有點把他嚇住了,他甚至問要不要支持我點錢。他說在北京住家附近的飯館包了一張桌子,幾乎不用做飯,口氣中頗有些可憐我的自得。他好像說在國內搞什麼項目,可以拿到國外基金會的資助(這裡記憶比較模糊)。

當時他邀了幾個朋友在我家聚會,對我和其他人勸他留下,沒有任何動心,說靠什麼拿綠卡呵(這問題都讓我吃驚,他可真實際。我來美國時想的是,流浪街頭也得留在自由的土地上),我馬上回答,政治庇護嘛,你參加八九民運名氣那麼大,這還不輕而易舉。他又說自己其實很軟弱。總之一點留下的意思都沒有。我當時就想不明白,怎麼剛從監獄出來,就要再回到那個大監獄去,居然對自由的西方沒任何留戀。

后來在《北京之春》(1993年)看到劉曉波接受亞衣採訪時就回國問題說,“我在哪裡生活得更舒服,我就要回到哪裡去。”這真讓我感到有些震驚了:他好像完全忘記了“我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苦,也不在獨裁的國家享福”這句話。

在那個採訪中他還談到:“在大陸,在某種意義上講,一個人想揚名海內外,想取得成gong,是非常容易的……你面對的對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給你製造了许多莫須有的光環。大陸的英雄嚴格地講是共產黨製造的。你從學識、從人格、從各方面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像樣的人。”

這話使我想起,1989年在紐約時,劉曉波曾和我一起去參觀“大都會博物館”,他當時很震撼,對我說了一句十分感歎的話:人家全都玩完了,沒咱們的份兒了。

什麼叫“沒咱們的份兒了”呢?他想要得到什麼“份兒”呢?也许你自己的努力達不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有所原創了,但離巨人近一點,看得更真實一點,踏著巨人走過的台階,讓自己進步得更快一點,更真實一點,不也很好嗎?看了那篇訪談,我才明白,劉曉波顯然對自己可以得到“貨真價實”的東西,不如對劣質包裝的“名份兒”更感興趣。

二十幾年過去了,每當劉曉波在國內弄出什麼動靜,我都會想一下他回國這件事。幾年前余杰到紐約,我還問起:曉波怎麼不出來?應該勸他出來。余杰說他就怕出來當局不讓回去了。我聽了,只能心裡一陣唏噓。

前一段在德國的女作家遇羅錦就某中國作家是否應留在海外給一些朋友發信探討,我在回信中談到劉曉波:“可惜他一次、再次地回去了,一次再次地把自己送進了監獄……每次想到他的坐牢,都不僅會為他沒留在美國而深感惋惜,也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因為那句深刻地影響了我的話(“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苦,也不在獨裁的國家享福”)是在他的書裡讀到的。我個人認為,他如留在美國,其寫作成績、思想深度都絕不會低于在中國,而是會更高。事實上,如果更多的中國作家能夠留在自由世界,並能毫無顧忌地發出真實的聲音,相信他們對推翻共產專制所起的作用,不會低過在國內。知識份子不必是活動家,用無形的思想,戰勝有形的刀槍才是他們的主要責任。而思想,只有在自由的天空下,才會長出堅硬的翅膀,才能真正翱翔。”

中國的民主之路之所以這麼艱難,我認為思想理念沒傳播到位是根本因素之一。思想是行動的前提。胡適高喊了一陣“全盤西化”,在美國住了好多年,可什麼西方的東西都沒介紹給中國人,因為他連西方的皮毛都沒摸到,就跑回去弄中國古董去了。李敖也熱捧了一陣西方,卻從不到西方住一天,現在則開始罵自由的美國,歌頌獨裁中國了——那個不建立在任何思想根基之上的、罵完東方罵西方的文痞,結果是兩邊的好處都沒學到,天邊的惡毒則集于一身,變成一個靈魂出竅的怪獸了。

劉曉波也當屬鼓吹西化的主要中國文人之一吧。他也不住西方,但其文章一路都是讚頌美國、推崇西式民主體制的(儘管他好像早已對西方文化不感興趣了)。但是我在前面提過的、胡平最近曬到網上的劉曉波93年給他的信,又着實讓我楞了一下。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幾點,該信對西方體制的犬儒態度和否定——“美國的大選中只有選票而沒有道義”,“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體,有哪一次選舉和操作過程有美可言”——等等,無法不令人疑惑,他的鼓吹西化,難道也只是個玩法?這點應該真的不是。但是,我開始懷疑他那些親西方文章中的水分。

怪不得他一點也不留戀西方,怪不得他“慶倖自己生逢此時的中國。那麼動盪,那麼危險,那麼刺激,那麼多機會。”這和那個在天安門廣場一本正經地教訓王軍濤去西方學民主的劉曉波是兩個人。哪個是真的劉曉波?大概哪個都是。他可以自如地從一個角色跳到另一個角色,哪怕位置相距十萬八千里,他都沒有撕裂感。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分析得透透徹徹,然后清晰明白地按照明知是“錯”的路子走:

“在中國,愚昧的背景襯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癡呆突現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癡呆兒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而且我的周圍也站滿了各種病人。在中國,我為一個摻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虛名而活著;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對真實的生命呈現和殘酷的人生抉擇。當一個人從虛幻的高峰一下子墜入真實的深淵,才發現自己始終沒有登上過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淵中掙扎。這種大夢初醒之后無路可走的絕望,曾使我猶豫、動搖,並怯懦地嚮往那個我瞭若指掌的土地。如果不是‘大都會博物館’,我真的就要重新與愚昧為伍了。”(見劉曉波:《中國政治與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后記)

事實上呢,“大都會博物館”不僅沒有改變他的“重新與愚昧為伍”,反而更刺激了他的重新與愚昧為伍。下面的這段批判更準確:

“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命中缺乏一種超越性的衝動,缺乏面對陌生世界、未知世界的勇氣,缺乏承受孤獨、寂寞、以個體生命對抗整個社會的抗爭精神,而只能在他們所熟悉的土地上,在眾多愚昧者的襯托和掌聲中生活。他們很難放棄在中國的名望而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從零開始。”

“他們不是面對真實的自我,為了一種踏實的自我實現而活著;而是面對被愚昧者捧起來的虛名,為了一種幻覺中的救世主的良好感覺而活著。在中國,他們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聲音都將引起全社會的注視和傾聽;而在國外,他們形單影隻,再也得不到那麼多崇拜者的仰視,除了幾個關心中國問題的老外的熱情之外,沒有人肯向他們致敬。要承受這種寂寞需要的不再是社會的力量,而是個體的力量,是生命的才華、智慧和創造力的較量。”

寫完這段話,他就毅然決然地跑回沒有老虎的山裡,做猴子去了。在“生活得更舒服”和“揚名海內外”之間,做了很多事、坐了幾次牢,也真成了“共產黨製造的英雄”。求仁得仁,應該祝賀他!

十、關于“個人主義”

正如本文開頭所敘,我對劉曉波最初的欣賞,是那匹帶著個人主義氣息沖進文壇的黑馬。在八十年代那個仍然相當封閉的中國,能突破任何一個框架去思考問題,都是難能可貴的。劉曉波有那種個人氣質,也有那份思考能力和努力;他開了一個亮眼的頭,我以為他會沿著那條路走下去,沒想到他后來開始“回旋”,后來干脆到人堆裡“湊合”想法去了。劉曉波真的是變了嗎?還是他一直都不曾是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者?

用劉賓雁的話說,“劉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但他當年的叛逆,不僅從來沒孤單、沒被拋棄過,而是得到了一大批人的欣賞。是他罵別人,而不是別人罵他。他有演講、有掌聲、有女人。有點像今天的韓寒,雖然沒有像韓寒這樣在大眾中這麼走俏。

而如果一旦掌聲、名利都沒有了,獨立精神也隨之沒有了的話,那說明他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人,更不內心強大。真正的個人主義,不是故意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語,不是用口出狂言、與眾不同來引人注目。那種為“名聲”而與眾不同的人,抗壓性最低,最容易變化,因為“名”是最不獨立、最具依賴性的——它要靠人群挺著。

真正的個人主義英雄,是自我世界的英雄,他具有摆脫他人認知的強大。如果沒有大眾的歡呼、沒有群體的認可,獨立思考精神也隨之不見了的話,那不僅不是真正的英雄,連“自我”都沒有,因為他太寄人籬下——沒有他人認可,他就沒有了自己。

今天人們對劉曉波的一個共識是,他變了,從激進走向溫和,從狂傲走向謙卑。劉曉波真的是在思想理念上、生活哲學上發生了什麼根本性的改變嗎?我認為不是。在理念上,那個骨子裡痛恨中共專制的劉曉波沒變,只是一出戲,讓他演“沒有敵人”的角色。至于為人處世,在他和我的交往中,從沒有顯得很張狂,也一點都不難相處。相信有不少人同感。他跟我既不說“匪話”,也不說狂妄的“瘋話”,雖然聽過他當面對別人說相當刻薄的話。其實劉曉波當年就可以去拜那些他根本不買賬的人,很能“低就”的。他現在的所謂變化,並不是對人的,而是對“現狀”,他只是就現狀做一個更利于自己的調整而已。

劉曉波在給友人的信和自己的書裡都提到他還會一鳴驚人。可見一鳴驚人是他寫作、行動的一個重要目的。“一鳴驚人”這種東西可以在短時間內成為一個人行為的動力,但它不是理念,不是信仰,不是事業,一遇到風吹浪打就挺不住是自然的。

他自己也承認,當年挑戰主流文壇,是獲得名聲、虛榮的方式。但在海外轉一圈之后,他明白了:離開了母國那塊土地,他就沒有再生根發芽的希望,更難有“被愚昧者捧起來的虛名”。而回國之后,尤其是六四之后,政治環境導致劉曉波在國內也被“邊緣化”,官方的文化圈子就根本別提了,即使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也和你保持距離。

1989年劉曉波在紐約發表的“胡耀邦逝世現象省思”之類的文章(批評中國知識界對開明皇帝胡耀邦的熱捧),即使當時在中國能發表,也會引起文化界一片反彈。即使在美國,也引起正在此訪問的劉賓雁、王若水等文化名人的很大不滿。但在海外,他們不構成一個勢力圍攻,而在國內,就很難說了。被共產黨排斥,卻又寄予當權者改革的知識份子,文革以后一直都是最“得人心”的。

所以,對于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挑戰大眾很容易——他們沒有回應的能力;挑戰獨裁政權,今天也是多贏得民眾的喝彩聲;而挑戰那個歷來依附政權、寄望政權,又有左右大眾能力的“文化人”群體,才真正需要勇氣。文人最怕的是文化界的封殺、文化人的排斥。因為被他們排斥,你的“正統”文人地位就被擠掉,連體制內的偽學者、末流的匠,都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你。

即使在海內外異議人士圈子內,離開那個無形的群體,你也很難走得通:不加入團伙,就等于加大生活的困境——團伙掌握的組織不提供資助;更有甚者,你批評民運領袖,他們掌握的有稿費的雜志就不發你的文章;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稿子發不出來,聲音就發不出去——加大迫使你屈服的力度。

生活困境導致很難堅持只是一方面。而人要虛榮,你不進那個“圈兒”(包括自由派的圈子),榮譽就不給你。甚至“聯名”也經常有潛規則——找哪些人,誰主導。(早些時候)誰上名單,誰就等于得到一個身份認可;誰主導,誰就是中國民運井岡山了。于是,耐不住寂寞的劉曉波,成了一伙人的“頭兒”,一個群體的“首領”,甚至也去爭什麼權力、為能主導什麼資源而攪和得不亦樂乎。

誰拉幫,誰結伙,我都不會感覺奇怪,而劉曉波去做,著實讓我跌破眼鏡。因為他曾對群體團伙不屑一顧,他曾“討厭中國文化界拉幫結派的群體意識”。唯有不自信的人,才靠拉幫壯膽,才靠結伙證明自己和“正確”在一起。

曾經那麼狂妄、以特立獨行姿態出場的劉曉波,怎麼那麼容易就“入伙”了呢?我當然認為劉曉波有理念追求,但是,如果把風頭、名利、人群的恭維歡呼放在超過理念之上的位置的話,那他就很難撐住——在西方的生活艱辛、沒有風頭撐不住,在中國的孤掌難鳴也撐不住,所以要去“拜”,要去感覺被群體認可的“快感”了。劉曉波回國這些年,起碼是得到了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群體的認可;而為了這個群體的“認我”,理念妥協就妥協一些吧(妥協多了,就成了自己理念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拿出個人主義精神的時候,他告饒了,低頭了。

很多人喜歡今天的劉曉波,就因為今天的曉波低頭、拜“老前輩”、拜所有人。正如他的一個朋友最近撰文所說,劉曉波近年 “認真去經營和發展人際關係”。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是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來低頭拜我了,那我就感覺他不錯,要捍衛他。劉曉波給所有人(除了那幾個差點搶了他的諾貝爾獎的)磕頭作揖了,于是人們就都說他好了,謙恭了。謙卑與否成了他們論斷人的標準;原則底線不重要,甚至價值顛倒也硬要講出理兒維護。這就是為什麼對许多基本的價值概念、常識性的是非判斷,在中國人圈子裡就可以搞成漿糊。

今天看來,當年劉曉波的言行嚴重缺乏真正的思想根基;他不僅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而且對群體的依賴超過一般人。所以遇到任何風吹雨打,就東倒西歪,完全不成形了。

在西方,我明白的最重要道理之一是:對“名”和“權”的追逐心越強,說明他的個人主義、獨立精神越弱——如前所述,名和權都是依賴人群而生存。西方真正的個人主義英雄,是為自己的理念,自己所熱愛的事業而奮鬥、而努力。如果他們有幸得到名和權,那只是副產品,而絕不是追逐的目標。而只要把“名和權”當作目標,結果一定是失去自我和獨立精神——因為當人群不買你賬的時候,當人群拋棄你的時候,你首先懷疑的是自己,或者因個體戰鬥不過群體而告饒。

今天,在民主和獨裁、(西方)左派和右派的爭鬥中,觸碰到最最根基的問題,是個人主義和群體主義的問題。人類全部的極權統治,都建立在群體主義價值之上。正是那一個一個不敢離開群體站立起來的“小”人,促成了專制的土壤。個人向小群體低頭,小群體給大群體讓位,大群體給獨裁者磕頭。

在西方住了二十多年,我最大的發現和最大震撼是:西方不是那些我們在中國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被主流知識界推崇的文化人們支撐和往前推動的,而是那為數極少的,一生都被打壓,在極艱難的物質和精神生存環境中,堅持著信念,堅持著原則,孤軍奮戰,以西西弗斯往山上推石頭的精神和毅力,支撐著西方文明。他們不是為國家而努力,不是為民族而奮鬥,他們是為捍衛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利、個體的尊嚴而戰鬥,為追求自己的理念而跋涉。他們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們骨子裡追求的是真正的個人主義,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是強大的個人。他們絕不向群體低頭,尤其是不向擁有絕對話語權的知識界低頭。在他們的正確一再被歷史證明之后,他們仍是少數,仍被打壓;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直到離世都沒有得到任何榮耀或應得的尊敬。但在西方,就有那一個點、一個點的,不依賴群體而站立的個體,從不同的點,不同的角落努力,頂起了西方這片自由的天。

劉曉波幾年前還在熱烈謳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獨立精神。易卜生就是那種體現西方個人主義精神的一個點。我對劉曉波的失望,就這一點來說,大概有些不公平,只因我曾對他誤判,曾對他另眼看待。

十一、關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灣

劉曉波曾在香港說“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雖然我不認同任何地方做任何人的殖民地,但對當年一個痛恨中共專制的年輕人的激憤之語,我完全可以理解——殖民地也比共產統治強。劉曉波對香港回歸中國之后的狀況也是悲哀的,持批評態度的。他2006年重發當年那番講話,重申不收回“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觀點。他也曾多次撰文,支持各民族人民自治的權利。以他文章中一貫的思想,他完全應該是一個“是非高于種族、個人權利大于國界”的自由主義者。

但他卻會忽然(1996年)去找一個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倆人聯署給國共兩黨上書的《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要儘快聯手促進和平統一。要民主政府和獨裁政權聯手組成“聯合當局”,這真是荒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劉曉波這種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裡。不客氣地說,我當時只感覺他是“漆線”了(廣東話:正極負極連電了)。難道他連想也不想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選擇權利嗎?難道他不知道台灣的前途既不能由國民黨、更不能由共產黨決定這個基本常識嗎?難道他不知道台灣的民主政府絕不可能跟中共獨裁政權組成“聯合政府”嗎?他當然知道!但是,為了“弄出點動靜”,引起媒體注意,有個“作秀”的機會,他是什麼常理,什麼底線都不想了。那麼高調的一個自由主義分子去跟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聯名,這本身就夠瘋的了。

那個《雙十宣言》使我確信劉曉波后來這一系列簽署聯名的“作秀”性質。

十二、關于人格統一性

西方把integrity(人格統一性)看作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格之一,認為它是反映一個人的性格、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基石。所以無論是從政還是經商,沒有integrity是最被話詬的。攻擊政治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你自相矛盾,你沒有integrity。而知識份子,如果沒有integrity,其思想連探討的價值都沒有;他觀點的對錯、他有沒有“敵人”、有沒有“大愛”,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在我眼裡,劉曉波最值得探討的問題,還不是他是否軟弱,甚至不是對錯,而是他有沒有integrity。

就《零八憲章》問題,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余杰撰文反駁,題目是:“劉曉波早已走出諫言路”。我完全同意這個題目,認為這個題目起得很好,內容也都基本屬實。而恰恰是那些屬實的內容,構成了劉曉波的矛盾;恰恰是他早已走出諫言路,卻又不斷回頭遞狀子,給皇上使媚眼,才讓人受不了。

我們每個人都犯很多人生的錯誤,但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在迷迷糊糊、不清不楚、不知對錯的狀態下作出了錯誤的選擇。而劉曉波則在相當多重大的問題上是清清楚楚地思考過,清清楚楚地知道對錯,然后照着自己批判的去做。這實在是一絕。

他可以對共產專制有清晰而深刻的認識和批判,卻忽而又像從來都模糊不清的人那樣對專制政權充滿“我沒有敵人”的浪漫幻想;他可以一面“和野蠻的專制制度不共戴天”,一面又“打倒共產黨不民主”;他可以痛斥理性,卻不真的走進宗教;他可以歌頌超越的精神境地,卻放任自己世俗的急gong近利;他可以狂傲到俯視尼采,也可謙卑到討好他蔑視的人(這和君子風度、紳士禮貌是兩回事);他可以在想像的象牙塔裡認真思索“形而上”的問題,也可以一下子滾到地壟溝裡跟哥們過“痞氣”的癮。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所謂性格的多面性,而是人格沒有統一性的問題。

劉賓雁、王若望、鄭義都曾撰文尖銳地批評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否定。回頭來看,那是一場全民反抗獨裁的運動,必須肯定。運動當然有许多需要深刻反省之處,不少人撰文討論批評,但這些都是事后諸葛亮,或旁觀者的高談闊論(包括我本人)。但幾乎沒有人像劉曉波那樣,從國外跑回去,深深地陷入運動,感覺是非常地厭惡,參與過程中又跑到北京外交公寓跟澳大利亞友人白杰明痛駡這場運動,可謂對運動深惡痛絕了。但罵完之后,就再回到廣場,參與到運動的領導層。連精通中文、精明度跟中國人差不多的白杰明都對劉曉波的舉動不可思議。

曾和一個朋友談起劉曉波的矛盾性和不統一性,我感歎道:“劉曉波這麼撕裂怎麼活呵?”朋友答道,“沒法活。除非他是流氓。但你以為他感覺撕裂嗎?根本沒有!感覺撕裂就沒法去做。只有跟這個世界玩,作為一個玩法,才能怎麼玩,都理直氣壯,還有模有樣。用他自己的話說,‘跟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諾貝爾獎都耍到手了。太好玩了。”

“跟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雖然這是劉曉波许多年前寫給朋友的話,但一個人居然有過這種想法,也是真夠絕的。我設想了一下:一個什麼樣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可能有過這種想法呢?玩世不恭者?厭世者?痞子?流氓?惡棍?都可能,但感覺又都達不到“跟世界耍流氓”的程度。然后這樣一個人,有一天又變成了耶穌般“大愛”的君子?如劉曉波所寫過的二律背反:“最強烈的禁欲主義者,往往是那些曾經過了毫無顧忌的縱欲主義生活的人;而禁欲主義者一旦走向縱欲,也肯定是最糜爛的。”不知曉波是把二律背反研究透了,要以身試之;還是對二律背反做過许多思考,然后下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行為了?但無論前者后者,都不能同時既是最強烈的禁欲主義者,也是最強烈的縱欲主義者吧?

目前的劉曉波讓我看到一張血肉模糊、無法辨識的臉。我分不清哪一個是本尊,哪一個是面具。公平地說,哪個劉曉波都有相當的真實性。他或许是被“作秀欲”給害苦了,害得自己就跟演員似的,有時也真搞不清哪是自己,哪是角色了。或许不少人感覺沒我這麼強烈,更或许有人“高級”地表示,人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的,就是複雜的。沒錯,中國人絕對比其他種族的人更複雜,複雜到老外絕對弄不懂,複雜到連我這寫中文的人都總是發愣。

劉曉波被捕后,我有一次因為別的事情,給國內一個(也是劉曉波的)朋友打電話,談到曉波被關押(那時還沒判),我對中共很憤怒。他卻說我不瞭解國內情況。我跟他辯論,他倒有點火了,說,“這些年我對曉波,比你熟悉、瞭解多了。他就是幹這個的,要這個的。”一副對劉曉波被抓毫不在意的口氣。我放下電話,心想這人怎麼變得這麼玩世不恭了?人家都被抓到監獄去了,他居然沒什麼感覺。沒法跟他正經談話了。

可隨后不久,就在網上讀到劉曉波北京的朋友寫文章說,劉曉波是求仁得仁。“他因為《零八憲章》而被捕之后,大家似乎都很高興。”他們還興致勃勃地喝酒慶祝零八憲章(還是慶祝劉曉波被捕?)。要這樣的話,大家還假模假樣地呼籲釋放他幹嘛?就讓他好好呆在監獄裡等諾貝爾獎吧。這不等到手了嘛。

也许他們真的都比我更瞭解劉曉波,更瞭解國內的情況,更明白他《獨白》中說的那種心理:“共產黨出手越重,我的形象越高大”。這次的結果,或许使劉曉波想起他在“六二絕食”前的耶穌夢,腦子閃過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后那句話:成了。——還不用死,跟耶穌三天復活也差不多。

有人把劉曉波比作台灣的李敖,這實在太令人發怵。李敖實可謂中國文人中最邪門、最變態、最十三點的怪獸。我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都從來沒見過李敖那種怪胎。而劉曉波,天呢,還是別拿他去跟李敖比,別嚇死人了。難道中國人裡有點leng角的,就都要走向痞子、流氓、人格分裂嗎?難道中國人裡就產生不了任何有獨立精神的正常人、正經人嗎?

不。劉曉波不是惡人,也不毒。他絕不是李敖,而且他痛恨李敖。李敖那種天生的壞蛋,人類罕見。劉曉波大概只是被什麼東西“巫”住了,迷失了自己。可惜了他的聰明,他的悟性,他的思考能力。我跟前面那個朋友說,劉曉波是典型的“聰明反被聰明誤”。朋友嘲諷道:“人家‘誤’也好,‘巫’也好,一頭撞出個諾貝爾和平獎。難道不是‘老子又贏了’(劉曉波因悔過獲得釋放后的第一句話)?豈止是‘老子又贏了’,是老子徹底贏了!”

真的嗎?我想起索爾貝婁的一句話:“人生的價值在于一個人的尊嚴,而非生活中的勝利”。如果“生活中的勝利”是劉曉波的哲學,那就再次祝賀他吧。

但是,在達到了他一路追逐的名利的頂峰之后,也许劉曉波會重新思考许多問題,不再撕裂,找到一個完整的自己。

2010年12月—2011年2月寫于美國

20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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