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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不是第二個伊朗

曹長青



目前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導埃及:在開羅,成千上萬的民眾湧上街頭,呼籲民主改革、和政府對峙、要求穆巴拉克總統下台。這個事件已進入第二周。埃及前景會怎樣,引起全球關注。

美國更是重視開羅的演變,因埃及不僅是中東最大國家(八千萬人口,超過法國),而且穆巴拉克政府比較親西方,並是少有的能跟以色列保持良好關係的阿拉伯國家。

面對埃及的變化,奧巴馬政府的立場一直比較曖昧,說是保持中立,不站在任何一方(抗議民眾或穆巴拉克)。按道理,作為西方自由世界的旗手,從理念上美國應該支持埃及民眾的民主要求,因穆巴拉克已掌權了三十年!在人類近代歷史上,只有獨裁者,才會長時間大權獨攬。像毛澤東從建政至死掌權27年;斯大林29年;阿拉法特35年;卡斯特羅已52年!但穆巴拉克不僅是美國的長期盟友,對穩定中東,尤其是以色列的安全,具重要意義;而且美國還擔心,埃及的極端伊斯蘭勢力“穆斯林兄弟會”如乘機上台,埃及可能變成第二個伊朗。當年巴列維國王被趕下台,伊朗變成了由霍梅尼宗教勢力主導的政教合一國家,並且強烈反西方,至今仍是專制和恐怖主義的基地。美國當然不會喜歡穆巴拉克的專權,但是,為了避免出現第二個伊朗,美國等於要在“壞”和“更壞”之間做出選擇。

美國媒體上的評論,不乏這種擔心。連《華爾街日報》的社論,也有這種調子。所以即使美國右翼,也沒有對奧巴馬政府的模棱兩可,給予嚴厲批評。

但是,埃及真的會變成第二個伊朗嗎?把當年的德黑蘭跟今天的開羅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兩國情況並不一樣,兩國民眾也是兩種精神狀態(mentality)。

首先,當年的伊朗革命,是宗教勢力主導的,而且是極端伊斯蘭主義。這種宗教勢力要對抗的,表面是巴列維國王的專權腐敗,實質是對抗西方的世俗主義和資本主義,要恢復伊斯蘭的以絕對平等、純潔(泛道德化,實為偽道德)為口號的政教合一的統治。

在西方作家中,對伊朗情況有深入瞭解的是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 S. Naipaul),他當年曾兩次到伊朗、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這四個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國家實地考察,然後寫了兩部遊記《在信仰者中間》和《難以置信》。他說,當時伊朗有兩個革命在同時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霍梅尼同時反對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只有窮人基礎,卻沒有宗教基礎;所以既有窮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獲勝了。但兩種革命打的主要旗號都是相同的:均貧富、求平等的烏托邦境界,純粹被“唯一”統治的社會。奈保爾發現,伊斯蘭教在刺激、煽動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的反西方、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中起了巨大作用。

正因為極端伊斯蘭主義在“伊朗革命”中占主導地位,所以,當巴列維政權被推翻、伊朗舉行公投時,民眾竟以98.2%的高票通過用“伊斯蘭共和國”的國號,取代原來的世俗君主政權。連國號都有“伊斯蘭”三字,可想而知當時“伊斯蘭主義”已完全主導了伊朗。

但在今天的埃及,並不存在四十年前的伊朗那種宗教狂熱。雖然“穆斯林兄弟會”是埃及最大並最有組織的反對黨,但整個國家並沒有出現伊朗式的那種全國性伊斯蘭狂熱。畢竟自1952年埃及從英國統治正式獨立出來後,埃及的開國元勳納賽爾(像土耳其建國之父凱末爾將軍那樣,雖沒有那麼強烈)就傾向世俗主義,而不是全面伊斯蘭化。後來被暗殺的薩達特總統,以及繼任的穆巴拉克等菁英,也基本傾向世俗主義。這種世俗化進程,從穆巴拉克算起,也已有三十年。這一點,跟伊朗當年的情況就很不一樣。

另外,今天的埃及,也沒有當年伊朗的霍梅尼那樣的彌賽亞型的宗教領袖。霍梅尼曾被巴列維投入監獄,後在西方流亡十年,一直在外面遙控指揮伊朗的反政府力量,有極大的聲望,在信奉者眼中,他是半人半神式的領袖。在伊朗革命高潮時,七十歲的霍梅尼返回德黑蘭,當時有二百萬人夾道歡迎。隨後伊朗的宗教勢力制定通過了新憲法,用法律形式確立了霍梅尼的絕對宗教統治地位。

而在今天的埃及,宗教勢力完全沒有霍梅尼這樣的超魅力型領袖,而且領導街頭抗議示威者,主要來自世俗化團體。目前看不出埃及有伊朗式的復興伊斯蘭的勁頭。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在人類歷史上,高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參與的革命,都是很少見的。像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1989年的羅馬尼亞革命等,參與人口可能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但當年的伊朗革命,參與反政府示威者有六到九百萬,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而今天,埃及的反抗政府示威,也遠沒有達到當年伊朗的全國性狂熱。

另一個不同是,即使今天的伊朗,也都出現世俗化、民主變革的呼聲。一年多前的伊朗選舉出現街頭抗議示威,就已跟當年伊朗革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為示威抗議者要求的是公平選舉和言論自由等,而不再是宗教狂熱。連霍梅尼的孫子小霍梅尼(S. H. Khomeini)都跟他爺爺分道揚鑣,成為“自由派教士”。幾年前,小霍梅尼還來美國訪問,專程去拜訪《華爾街日報》,跟編輯們座談。這位46歲的自由派教士明確表示支持美國領銜的伊拉克戰爭,強烈主張結束他爺爺、父親所代表的宗教專制勢力,期待在伊朗實行民主;他並呼籲美國應該更堅定、更強烈地向全球推廣民主價值。

所以,以《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一書而近年名聲鵲起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日在《華爾街日報》舉辦的埃及討論會上說,從突尼斯的茉莉革命,到埃及街頭的民主呼聲展示:在全球性的民主潮流下,沒有什麼超越這種潮流之外的所謂“阿拉伯文化”。福山的意思是,就像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一樣,也沒有李光耀們鼓吹的所謂“亞洲價值”,哪里的人民都是一樣的,在內心深處,都有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望。民主化是大勢所趨!

當然,穆巴拉克如下台,埃及走向民主之路還很長。但是,不能讓第二步需要解決的問題,來阻止人們邁出第一步!

穆巴拉克政府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埃及局勢會怎樣演變,還難以預測。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巴拉克的下台已是時間問題。或者說,穆巴拉克的時代已經結束!埃及將開啟一個新紀元,其重要性,不亞於1952年從英國殖民下獨立,建成一個新國家!

埃及人口在中東第一,埃及人民正在向整個世界,包括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和中國人,展示他們的勇氣,他們的智慧,他們的自豪!

2011年2月3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

201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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