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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扮演上帝的惡果

曹長青

法國工人長達數周的大罷工,被全球媒體注目。電視畫面上,巴黎示威者投擲石塊,砸毀店鋪,甚至放火燒車輛,在火光和濃煙中,跟手持盾牌的警察對抗,那場面簡直像一個戰場。

法國人罷工和街頭鬧事,已不是新聞,過去時有發生。這次,則是因為法國政府要改革退休金制度,把退休年齡推遲到62歲。法國工會認為這損害工人利益(等於晚拿兩年的退休金),所以組織罷工抗議。很多還沒找到工作的年輕人,也被煽動去遊行抗議,說是為將來着想。有評論嘲諷說,法國青年真是“浪漫”,還沒找到工作,就先為“退休”示威。

法國人的法定退休年齡原是65歲,左翼密特朗總統執政時,為取悅工會等,把它減至60歲。這次右翼的薩科奇政府又要改回去(取中間值,只改到62歲),因為法國的“國家退休基金”即將破產,而不得不採取這個措施。這並不是法國工人的健康程度提高,可以晚退休,而是政府用拒付兩年退休金的方式,來解決財政危機。

西方退休金制度要破產

西方工業國家,幾乎都實行這種退休金制度,美國稱之為“社會安全基金”(social security)。所謂退休金,實質上是自己的錢,只不過事先被政府從工資中強行扣出(一定比例),退休後,政府再每月付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這種退休金制度,普遍遇到了麻煩。原因跟法國大同小異:人的平均壽命延長,拿到退休金的年頭增多,工作的年輕人(供養退休者)比例下降,導致“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像法國的退休基金近年就一直虧損,按法國政府的預估,到2018年就將“破產”。

美國的情況比法國好一點點,因美國的生育率仍維持在2.09(歐洲平均只有1.47,日本不到1.3),即平均一對夫婦有兩個多一點的孩子,所以美國的人口(年輕人)仍在增加。但即使如此,美國的社保基金也面臨危機,預計到2042年將破產。

所謂破產,就是進來的錢沒有付出的多,難以為繼。在1950年,在西方國家平均大約是七個工作的人(用事先繳納的社保基金)“供養”一個退休老人。現在,則變成只有四個年輕人養一個老人(2040年會變成2比1)。而二戰後“嬰兒潮”時期(1946-1964年間)出生的約八千萬美國人口已開始步入退休年齡,使養老金缺口問題更雪上加霜。

面對這種困境,西方國家的普遍應對之策是“法國式”,即延長退休年齡。美國的正式退休年齡已延至67歲,屆時才可拿到全額退休金。法國這次延至62歲,才是歐盟國家退休年齡的平均值。但即使這樣延個幾歲,也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因為這種退休金制度的建立,從技術和理念上來說,都有錯誤。

不再“人生七十古來稀”

首先,從技術層面來說,當初設退休基金時,沒有想像到人的平均壽命會如此延長。例如1935年美國建立“社保基金”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才62歲,而現在已達78歲;法國更高,已至81.5歲。而且隨著醫療和生活等各方面的進步,人的壽命越來越長。據專家預測,到本世紀末,人們高夀100歲,就像今天活到70歲一樣平常。當年杜甫的“人生七十古來稀”,白居易的“世間七十老人稀”,都已成為歷史。

老齡化和養老金增高,已成為政府開支的沉重負擔。例如美國三十年代設立退休基金時,其費用在GDP中只占0.2%。現已增至占7%,等於過去75年增加了35倍!專家預測,很快會占GDP的10%以上。面對這種趨勢,無論怎麼延遲退休年齡,都難以根本性解決問題;同時又不可能把退休年齡推遲到七、八十歲以後。

所以說,從技術操作層面,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現在西方政府,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上台,都喊“退休基金”再不改革,就將破產;可誰都改不動,就是因為它沒法根本性改造,因為它從設立開始有隱患無窮。

政府越大,效率越低

從理念層面來看,這種退休金制度,是國家冒充上帝,把個人應對自己負的責任轉到政府身上。政府不生產金錢和財富,於是把責任再轉嫁到他人頭上。這是奠定社會主義思維的根基之一。

在二十世紀之前,美國人的觀念中,根本沒有什麼“社保(社會保障)”概念。人的退休養老等,被視為“個人責任”而不是社會責任。個人應對自己負責,為自己的生活未雨綢繆、作出預設安排;這是人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任的一部分。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早就強調,人跟動物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人”能想到明天,懂得要在創造今天的生活必須品的同時,為明天的安身立命做準備,而不是得過且過,隨遇而“活”。所以對自己老年退休後的生活等,事先就應自己籌謀,包括儲蓄、節儉、投資等等。美國人的這種“自助理念”,使美國社會相當強調個人自助。對於殘障和因各種原因而無法自助的人,無數的個人和社會上的慈善機構會提供幫助。政府只是提供一些相關的扶貧法律,扮演很微弱的角色。

但到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在俄國興起,群體主義思潮蔓延到美國等西方知識界時,信奉大政府的烏托邦成為知識人的時髦和標誌。恰恰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左翼的羅斯福政府,乘機擴大政府權力,推行社會主義政策。例如美國的社安基金、福利制度、國營化等,幾乎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原來強調的個人對自己負責的觀點越來越由於政府的包攬而被改變。政府建立了龐大的福利制度,把人從搖籃到墳墓全都“包”了起來。結果越管越大,越管越糟。它不僅促使相當一部分人越來越依賴政府,越來越放棄對自己的責任,更導致政府規模和權力的無限擴大,其前景是災難性的——說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同樣思維基礎之上並不誇張。

退休福利導致“兩高一低”

退休金制度的建立,至少導致“兩高一低”:一高是,人們追求早退休,以便從國家獲得更多的退休金。例如美國加州,州府公職人員的退休年齡,居然在工會等左派勢力迫使下,被推前到50歲。可想而知,加州的退休基金,怎麼不會被掏空,經濟怎麼能不崩潰。再加上大量非法移民湧入加州,也享受許多福利,所以加州的破產,幾乎是注定的了。只要有縱容懶惰的福利制度,就有人要鑽空子,靠“吃”其他勤勞者的稅款而活。

第二個“高”是,政府乘機擴大權力,高支出,高浪費,高度官僚主義。有了龐大退休基金,政府就要設立各種管理分配機構,滋養出更多的官僚衙門。同時政府更有機會擴大開銷,甚至在財政赤字下運作(美國的赤字已是天文數字,超過以往歷屆政府的總和)。而如果沒有這些龐大退休基金可挪用,政府寅年吃卯年的糧,到哪裡去找?幾乎難以操作。

另外“一低”是,退休金和福利制度降低整個社會的競爭力和進步。因政府強行從個人工資中扣去的社保基金,不是被國家挪用揮霍,就是通過福利制度天女散“錢”養懶漢。而這些資金,如由這些創造者自行支配,投資或建廠等,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

美國卡托(Cato)研究所“社保選擇”項目主任希普曼(William Shipman)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的“把社保基金私有化”文章中說,一對美國夫婦工作了45年後,在2009年66歲時退休了。他們的退休金如不被政府扣去掌控,而由他們自己投放股市(買共同基金),退休時他們將拿到(扣掉管理費等)855,175美元,幾乎是百萬富翁了。即使2008年美國股票大跌37%,他們股票的年回報率還有6.75%,仍比從政府的退休基金拿到的錢多了75%。而2008年那次美國股票大跌,是過去七十年才遇到一次的。

全球的“社會主義病”

政府強行扣下退休金等福利制度,不僅扼殺創造者,更製造了無數寄生蟲;他們本應通過自己的勞動,過上比領救濟金更富裕的生活,而且更有做人的尊嚴。所以,鼓勵福利制度,不僅是鼓勵懶惰,更是在美麗的口號下扼殺人的尊嚴——讓人像動物一樣賴活著,讓人喪失對自己負責的能力。

福利和退休金制度出現的二十世紀,是政府要包攬人生、扮演上帝的世紀;是知識精英們蔑視大眾的能力(沒有政府管著,你們老了就都得餓死),要扮演救世主,政府與經濟一體的“政經合一”,制度性地控制人們生活、甚至命運的烏托邦體現。

雖然退休金和福利制度在技術和理念層面都有嚴重的弊端,但改革起來非常困難。因為所有社會主義政策,往往都是確立容易、拿掉難,一要取消,既得利益者就會大鬧天宮。這次法國只是把退休年齡推遲兩歲,就鬧得整個法蘭西不得安寧。

八十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跟美國雷根總統聯手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全面經濟改革,但是退休金制度,也無法根本撼動。今天,它更發展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病”。最近美國上屆總統布什出版了回憶錄,其中認為,他兩屆八年執政的最大失誤,是沒有根本改革“社保基金”。人類在二十世紀基本解決了政教合一,在本世紀,會解決掉“政經合一”嗎?

——原載《看》雙週刊2010年11月

20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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