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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悼梁從誡

曹長青



1980年夏天,美國大英百科全書訪華團在北京拜會鄧小平,中國百科全書高級編輯梁從誡擔任翻譯。當他逐一將客人介紹給鄧小平,其中介紹到一位年屆九旬的女編輯,她曾在美國國防部工作過,鄧突然興奮起來,用濃重有力的四川話說:“咱們是同事嘍,都是打仗的!現在失業了,沒仗可打了,但還是和平好!”當梁把這席話翻給女編輯,她吃驚得差點從籐椅上掉下來。她事後不解地對翻譯說:“我怎麼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議!”

1991年8月,梁從誡先生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參加學術會議,當時正好我在那個中心做訪問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談時,他興致勃勃地講了這段軼事,並談起他和父親及祖父這三代知識份子在中國的命運。

考上舉人,考官賜婚

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見到梁從誡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聯到一起,因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梁從誡談起祖父,也肅然起敬。

他講述說: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20歲考上舉人。當時朝廷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李雲端。李特別欣賞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純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當堂見面,才發現梁啟超是個英俊少年,李考官當堂決定,將妹妹賜給祖父為妻。梁從誡笑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奶奶是誰。”梁啟超毫無選擇餘地,只有叩頭謝恩。稍後,一位地方主考官對李雲端說:讓你搶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兒給他。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隨老師康有為出逃日本。在日本辦報,初與孫中山合作,後因觀點不同而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著龍袍稱帝。梁啟超對此堅決反對,動員學生蔡鍔將軍起兵討袁。58歲時,梁因病逝世。

梁啟超在日本留學時,有了兒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聰穎過人。當時美國倡議把1900庚子年八國聯軍的清廷賠款減退,為中國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用這筆“庚子款”建了“庚子學校”,專門培養中國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這所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拔去美國繼續讀建築。梁從誡回憶說:“父親不僅學習超群,還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親手做了一個銅鏡送給母親。他們到美國後,母親成為第一個在美讀建築的中國女生。”
“1929年,他們學成返回中國,父親在東北大學創建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抗戰前,父親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當時月薪四百銀元。”面對北京飛漲的物價和知識份子的窮酸處境,梁從誡感歎說,當時四百銀元相當值錢,因一個保姆月薪才兩個銀元即可生活;差別非常大。據可查到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年發薪帳目,圖書館長李大釗月薪六百銀元,當時任館員的毛澤東才拿六個銀元。北洋軍閥政府也很厚待知識份子。

設計國徽、紀念碑

“七.七” 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逃離北平。梁從誡問母親為什麼要逃,林徽音說:不願當亡國奴,不願看日本旗。他們在長沙租屋住下。但日機第一次轟炸,就把他們的住屋炸毀,慶倖那天全家外出。梁從誡說,他僅有的童年記憶是跟母親在瓦礫中挖家裡的東西,母親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積木。那年他五歲。

不久他腿上長了疥瘡,母親患了嚴重肺病,一家人貧病交加。長沙無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慶鄉下。一天,梁從誡問母親,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我們往哪兒逃?林徽音指著門前那條河說:投河去死!幼小的梁從誡驚恐地拉著母親的手說:那我怎麼辦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說:國之不存,怎顧得你!她就是這樣一位執拗、方剛的女性,這種剛烈的性格給她一生帶來悲劇。

1947年底,第二次來美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因當時國、共逐鹿中原,中共勝勢已定。梁思成隻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也要造房子。

回國後,他在北京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教授,夫妻倆全心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他們夫婦深得周恩來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國旗設計小組組長,後又出任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設計組長。國徽全國招標,林徽音的設計草圖一下子“中標”,中共要員毛、劉、周、朱都畫圈同意。一時,梁思成夫婦成為新政權的“紅人”。

北京古城牆萬萬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們與黨發生衝突,起因是拆北京城牆。當時的北京城牆可稱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城牆,環城長達四十公里,有七百年歷史,元朝就開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達嶺還早,可謂真磚真牆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堅決反對,認為無論從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美學價值,或者從給後人留點古跡的角度,都萬萬拆不得。

倔強的林徽音直闖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頓。彭真既不懂建築,也不懂美學,說不過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當時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藤,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從誡說到此,特別感慨:如果當年能採納我母親的意見,今天北京城牆將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壯景,不知遊覽外匯能增加多少,因為僅僅一個光禿禿的長城,就有成千上萬的外國遊客;而且北京城牆還可解決北京公園少,遊人擁擠,以至假日傍晚談戀愛,公園一條椅子要同時擠兩、三對的窘困現狀。

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

林徽音那時還沒認識到,毛澤東已經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話就是聖旨,無論彭真、彭假,都只有叩頭領旨去執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報告,找中央領導都無濟於事,最後絕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樓,左右再各留五米牆,給後人一個紀念?但她的話和所有專家、學者們的一樣,都一萬句不頂一句,因為毛澤東的指示,在那個時候,就“一句頂一萬句”了。

拆牆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開始了。那轟轟的推土機和鏟車,像碾碎她的心。還有什麼能比搗碎偉大的古跡更能讓一個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心痛!她未曾痊癒的肺病加重了,她的執拗使她怎麼也想不通這一切。於是,生氣、憤怒、痛苦。在又氣又病的夾擊下,於1955年溘然長逝。

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梁思成驚呆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更讓他不可理解的事隨之而來——橫掃千軍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1972年他死在那裡。

死後周恩來才想起他

中國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來才想起了他,要為他開追悼會。梁從誡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共元帥陳毅的追悼會比他父親的正好早開一個星期,而且就在同一個禮堂。梁從誡親自去禮堂,把花圈上追悼陳毅的挽聯換成悼念父親的。

追悼會上,當時清華大學負責人謝靜宜代表周恩來慰問家屬,問梁從誡家中缺什麼,並說總理還記得林徽音。梁從誡當時感動得熱淚盈眶:總理那麼忙,要管整個國家的大事,還記得他母親,還能準確叫出名字。

我沿著這個話題請教梁先生,“既然周恩來那麼器重、賞識你母親,那為什麼拆城牆時,她不去找周恩來,畢竟周恩來是個聰明人,懂得古跡的價值。”梁從誡回答說:“出於私人感情,我感謝總理對我家的關心。但是……”他沉緩了一會說:“拋開這些,平心而論,周恩來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澤東的一切錯誤能說到讓別人接受。”

梁從誡成了“梁三子”

梁從誡身上自小就顯現出祖父和父親的遺傳與影響,他也聰明、好學、刻苦。22歲大學畢業,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導師是蘇聯專家,攻讀世界史、美國史,研究羅斯福新政。畢業後到雲南大學任教。1962年,剛滿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準備一展才華。

但文化革命來了,作為一個名門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對象。梁從誡的名字變成了“梁三子”:批鬥的牌子寫著: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專業完全荒廢了,世界史淡入記憶深處,“羅斯福新政”在腦袋裡舊得發黃,但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到過他家的朋友發現,那精巧的桌椅櫃和書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藝。

八年後,他被允許返回北京,但沒有單位要他。後來,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的閻明複(六四事件後被撤職的開明派統戰部長)請他去做了編輯。他英語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兩次機會在北京為美國訪問團會見鄧小平做翻譯。

中共是最善於做“統戰”工作的。梁啟超的孫子這塊招牌也許會派上用場,於是梁從誡被請進全國政協,做了委員。但梁從誡身上流動著母親那種剛直、執拗的血,一次閻明複問他對“政協”的看法,他直率地說:一個政而不協——既無政治地位,又什麼大事也不找它協商。

三代人選擇越來越小

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知識份子的人生道路。我請教梁先生怎樣看待他們三代人的共同點和差異。他不假思索地說:最大的共同點是都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愛國心。為了這種責任、愛國,而不顧個人;但三代人都是失敗者。他們都不喜歡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門來。

“為什麼都是失敗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說: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厄運。其實,他們是秉承一片愛國之心,他告訴我,一次他與閻明複講,中國需要這種“愛國的反對派”。他用英文強調說,是“loyal opposite”。

談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對中國現實的瞭解比祖父和父親都深,在社會底層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從誡先生已是第三次訪美。我問他感受,他直截了當:“多元。這裡讓人有更多選擇。我們三代人的最大悲劇是選擇越來越小。”我回應道,人們都說晚清是腐敗的大清王朝,但它還產生了梁啟超。但共產黨建政後,又產生了什麼呢?梁從誡先生感慨地說:如果他有祖父當年那樣的環境,今天也會更有成就,不會跟祖父差距那麼大。而他的人生,沒有自己的選擇,大學畢業就到“人事廳”報到,以後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黨安排,他從不屬於自己。連思想和學問也不屬於自己。他告訴我:三十年前他教過的一個學生,現在雲南大學當教授,寫了一本《世界史》送給他看。他仔細一看,書裡很多觀點還是三十年前他講授的。而他的這些觀點又是當年他的導師、蘇聯專家教他的,全是以蘇聯“十月革命”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寫來,顯得荒唐;但仍在寫、仍在出。

複雜的民族情結

梁從誡後來做了北京文化書院副院長。雖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對國家有著深深的愛。他告訴我,母親也是這樣,當年肺病非常嚴重時還堅持畫“國徽”草圖。後來手都拿不動筆,呼籲困難,還支撐著畫完大綱,最後細部由父親和朋友等完成。

為什麼這樣一些有才華的知識份子要追隨中國共產黨,並且對黨一次次犯錯誤都給予原諒呢?梁從誡分析說,“這裡有一個民族情結,有個大背景——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氣的歷史,鴉片戰爭、甲午海戰、火燒圓明園,中國人都一敗塗地。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使知識份子感到中國統一了,獨立了,在外國人面前站起來了,變成了世界大國。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一切,這就是‘原諒’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後期已看出這個國家的整體性問題,但仍對黨和國家有著愛的感情。黨犯了錯誤,我替黨難過、害臊,雖然自己不是黨員。但一代代知識份子的愛國情操受到挫傷。”說到這裡,梁從誡比喻說:“如同一場戀愛,你對她一片好,結果換來一場臭駡,這種傷了的感情很難恢復原狀。”

一出國,就“出事”

這是梁從誡第三次出國訪問。他說想找個命相學家看一看,怎麼他一出國,就“出事”——1986年底他來美國訪問,中共高層“地震”,總書記胡耀邦“辭職”;1989年4月訪美,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這次來美,他和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看蘇聯政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我說,“你下次出國,這個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國了。”

——原載美國《世界日報》週刊1992年3月15日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從誡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陣傷感。把網絡時代之前的舊文打字(只有個別字的修正),發到網絡以悼念梁先生。他們祖父三代人失敗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國知識份子思考——2010年10月29日。)

雖然網絡上及維基百科等,都是用“林徽因”,但當年跟梁從誡訪談時,他用的是“林徽音”。後來梁從誡給他母親出了本文集,分別在台灣天下出版社和中國百花出版社出版,書名也是《林徽音文集》,所以,為尊重梁先生的意願,本文用的是“林徽音”。據查,林徽音是梁從誡母親的本名,後因跟別人重名,改成林徽因。但梁從誡執意用“林徽音”這個原名,沒有問過其原因。

20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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