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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征楊瀾的惡劣品行

曹長青

本來作為兩家上市公司主要負責人、國內名聲頗響的公眾人物、再加上三個大學的客座教授,吳征被媒體和大眾指出學歷等不實之處之後,他如果公開道歉、公開正式改正簡歷,或許會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人們的諒解。但吳征在《北京青年報》上不僅罵人、儼然一副沒有絲毫錯誤的態度,他還和楊瀾去國際艾美獎那裡“惡人先告狀”等。幾次做法都超出常人預料。

本來他們故意把“國際艾美獎”和“艾美獎”混淆,誤導大眾,已經問題嚴重;被人指出之後,吳征又撒謊“兩億人”看到他在頒獎典禮上;在被人指出頒獎沒有直播、沒有兩億人看到後,實在已經是很理屈了,但他們居然能超出常人智商地想出用歪曲別人文章的做法,先告你貶低“國際艾美獎”,然後再讓這個獎的負責人說你的報道有誤,更進而有膽把電腦網頁上的播放(webcast)說成電視台的“現場直播”和“實況轉播”。這實在已經不僅僅是個虛榮、誇大的問題,而是品行問題。

再接著得知他們整了一堆我的“材料”狀告到北京,對媒體施加壓力,由於我個人的某些經歷(下面舉例說明),我對這種“告政治狀”和用政治壓媒體的做法很敏感,更憤怒。而這對六十年代才出生、並沒有直接被政治漩渦的混水澆灌過、都在美國留過學、還從事媒體事業的人,居然也能想出、做出這種與時代、他們的年齡和經歷都不符的事情。而楊瀾更進而還會用“反動人士”這個近年來我父親那輩的人都已經感覺陌生的詞匯。至此我更清楚吳征楊瀾的品行之惡劣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實在是少見的。

仔細想來,吳征和楊瀾的一系列謊言實在不只是小謊,而是膽大包天的彌天大謊。為什麼這麼說呢?雖然誰都有可能隨口撒點兒小謊,但這種小謊第一是隨口的、私下的,並不被認真地記錄、鉛印、發表,第二,這種小謊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沒有證人能戳穿、或值得去戳穿的。撒小謊自然也是人類很難克服的惡習之一,但大小謊的程度不同,性質也不同。

先說關於學歷的謊言。我們無論在哪兒上學都有很多同學,怎麼敢想像在學歷上造假呢?如果我說在黑龍江大學得過碩士或博士學位,馬上可以有一堆同學證明你根本沒有。這不要命嗎?吳征敢在北大網站上公佈復旦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他怎麼就不怕別人問,你是復旦哪一級、哪個系的畢業生?你在華大哪一年拿到博士?就像吳征說他是“文科第一名”“唯一保送生”、“86年法語系畢業”一樣,馬上就有同學出來指出,你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 更不是法語系。敢對媒體撒這種一下子就可以被人戳穿的謊言,難道不是膽大包天嗎?

再說“國際艾美獎”,吳征楊瀾清楚地知道,不僅他倆參加過這個頒獎典禮,香港的鳳凰衛視、台灣的中華電視、在紐約和華盛頓的華人記者中都有人參加過“國際艾美獎”的頒獎典禮,對其規模清清楚楚。就有膽故意混淆它和美國艾美獎,並睜眼撒謊說“有兩億人看到”,他怎麼就一點兒也不擔心,香港衛視或台灣華視的同行看到這種說法怎麼辦?敢公開撒這種謊,難道不是膽大包天嗎?

再說楊瀾的“全年級前百分之五”的成績。她不是不知道哥大國際關係學院有很多中國學生,怎麼就敢在新浪網公開說她有這個根本不存在的成績呢?是美國著名大學校董之類的說法是可以隨便讓媒體傳播的嗎?這難道不是膽大包天嗎?

對明明登在各種報紙、網站上的、陽光衛視登過的、新浪網上仍然登著的一模一樣的吳征簡歷,楊瀾硬是敢睜眼說“他從來沒說過他1986年畢業於法國薩伏大學”“我們在文憑上從來沒有弄錯時間,時間上的混淆是他們自己弄的。”“從我們正式發表的簡歷來說,都是沒有錯的”。難怪男性、女性中都有人撰文指楊瀾“流氓”,反正我剛讀到楊瀾這些話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什麼?”目瞪口呆。就算所有讀者、網民都瞎了,陽光四通的雇員們總看過、記得他們自己網站上的內容吧?楊瀾主席說這種話的時候,大概做好了準備,再也不面對自己公司的員工了。

有讀者來信說,對於吳楊簡歷中的水份也別太苛刻了,我們在美國找過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不往簡歷裡加點水份,吹著來,根本找不到工作呵。這個問題倒挺有意思,我想起有的朋友抱怨,在美國即使找個掃地的工作也得有經驗,你就得編一段在中國掃過二十年地。

但這種在找工作時一定程度上的誇張,經常是可以理解的。連奧普拉.溫芙瑞和《飄》的作者密切爾(Margaret Mitchell)都自己承認她們找工作的時候撒了謊,瞎編了一段自己根本沒有過的經歷,並沒有人指責她們。這種瞎編和吳楊的不同是,你的確就是為了找個工作,除了那個雇用你的老闆之外,你恨不得任何人都別看見你那份瞎編的簡歷。而且你也不敢編自己不能勝任的工作經歷,否則不三天就被解雇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相信也極少有人敢編學歷。

而吳楊是把誇張和編造的資歷通過媒體公開,完全是要從大眾那裡贏得一份他們根本不勝任的榮譽和這種榮譽所帶來的利益。而且他們敢在成為全國矚目的公眾人物、重要上市公司負責人的時候仍坦坦然然地公佈與事實不符的簡歷、經歷,能不是膽大包天嗎?而在媒體、網民如此追蹤之下,用這麼惡劣的態度繼續撒彌天大謊,不是嚴重的品行問題又是什麼?

我在前面談到對吳征楊瀾去北京“告政治狀”非常敏感和憤怒,因為我在黑龍江大學上學期間曾三次被別人背後“向組織上”告黑狀,所以一直認為這種背後告狀者是非常險惡的一類人。

第一次是我去牡丹江看望一個青年作家朋友,在旅館房間裡聊起了我們學校的文學社團,探討哪些政治問題等等。房間裡當時還有另一個旅客,在睡覺。我們交談非常隨便,對那個人根本就沒有任何提防。但我還沒離開牡丹江,這個人就向當地公安部門檢舉了我們。結果我那位朋友被當局找去問話。他托了上邊很“硬”的政治關係才算保我倆過關。

第二次是我利用假期去北京採訪,回哈爾濱途中路過長春,去了吉林大學中文系看幾個朋友,晚上就住在吉大中文系的宿舍。當時中文系77級的學生們都非常關心政治、國事;由於東北是邊遠地區,消息閉塞,大家對北京的任何“形勢發展”都很感興趣。我當時非常興奮地跟他們講在北京見到、聽到的關於西單民主牆的情形、消息。但就這一頓胡侃,被他們宿舍裡一個人悄悄地記錄了下來,告到吉大黨委,吉大黨委轉到吉林省公安廳,吉林省公安廳又轉到黑龍江省公安廳,再轉到我們學校。我們中文系跟我關係很好的一位副主任私下告訴了我這一切。一個青年學生在學生宿舍一個晚上的隨便聊天不僅被“告密”,而且被興師動眾到如此地步。這件事成為我畢業後被留校反省三個月的“罪狀”之一。

畢業時,吉大中文系那個向黨委告狀的人被分到北京國安部。幾個月前,當年聽我胡侃的吉大中文系的一個朋友去歐洲旅遊,電話中他告訴我,當年那個告狀者現在已經是國安部重要官員,主管軍方情報之類。

我第三次被告狀是被黑龍江大學我宿舍的一個同學。由於我當時組織一個文學社團,他就一直偷偷地記錄著我在宿舍說過的話,畢業時報告了“組織”。我在留校反省時被一遍遍要求回憶說過的話。我當時不是不想“交待”,可四年來在宿舍裡隨便說過的話怎麼可能記住?又是那位中文系副主任不僅告訴了我事情的原委,並幫助我“過關”,旁敲側擊說,“你是不是說過……”“對,對,沒錯……”之類。

事情真是無獨有偶,“黨和政府”是十分“慧眼識才”的,我同宿舍那個告狀者也被分到了北京國安部。當時我的很多同學說,你可真成全了他,否則他只能被分到哪個小地方的一般單位,現在則去了北京的大機構了。他現在也應該爬到高位了吧。不知他和吉大的那位同行有沒有交流過當年告我的心得。

從此之後,我對任何向那個政府告黑狀的人,任何跟國安部有聯係的人,無論是北京的,還是深圳的,都心懷戒心,另眼看待。我到海外多年以後,還有人理直氣壯地聲稱手裡有深圳安全局的關於我的材料,並十二分逼真地把所謂“材料內容”極為自然地寫進了無處不虛構的“紀實文學”。我就理解不了,安全局的材料怎麼能到平民百姓的手裡?而平民百姓跟安全局有聯係是怎麼回事?

這次吳征楊瀾則把我在海外這些年發表的抨擊共產黨的文章、評論西藏等問題的文章搜集了一大本子,拿給了北京《光明日報》社領導和其下屬的《中華讀書報》,然後通過一位前中共宣傳部門重要官員(現北京某大報總編輯,出於某種原因暫不點名),找了《光明日報》。吳征楊瀾要求《中華讀書報》對發表我的“對吳征的六點質疑”做出道歉。他們態度極為蠻橫,但道歉的要求被報社拒絕。

除此之外,吳楊還通過和他們關係好的北京報刊,以向海外作者徵求稿件為名,瞭解海外的人寫吳征楊瀾的動機、個人通訊處、照片等資訊,以及有關吳征楊瀾的尚未發表的材料等。一副神經兮兮,要緝拿誰歸案的樣子。

從國內越來越多的關於吳楊的報道可以看出,中國媒體今天已不是噤若寒蟬,更不會被吳征楊瀾這種勢力嚇倒。吳征楊瀾這種做法除了給自己留下劣跡之外,不會在任何程度上影響媒體對他們的繼續揭露。

我在美國住了十多年,巨大的思想和寫作自由已經使我完全鬆弛了當年曾緊繃著的“階級鬥爭”的弦。吳征楊瀾的做法使我記起了往事、重溫了被人整材料、告黑狀的感覺。一次很好的“憶苦思甜”教育。

從吳征楊瀾一次次膽大包天的彌天大謊,到一次次背後的“告黑狀”,我越來越相信,這一對人在需要的時候,不僅可以正面睜著眼坦然地欺騙,更可以背後理直氣壯地“險惡”,其品行的惡劣是相當有質量的。

(載《多維網》2002年1月27日)

20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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