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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的真矯情和假審父

曹長青



【編者注:戴晴為中國知名的文化人。原為中國官方大報《光明日報》記者,六四事件后曾入獄。維基百科上介紹說,她是“中國一名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她也是葉劍英的養女。自1989年公開對三峽水電站的環境影響、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異議。”她曾獲西方的戈德曼環境獎、國際報業聯合會自由金筆獎等。】

原北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寫出了《我的四個父親》一書,記述了她對“四個共產黨員父親”的感情和對他們的評價。這是戴晴女士于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寫出的第二本書,第一本是《我的入獄》,述說了她于“八九民運”后入獄的經歷(兩書都由香港《明報》公司出版)。對那些有心了解中國當代文人的學者們來說,翻翻這兩本書,就可以多少悟出為什麼共產黨早已在俄國和東歐垮台了,卻至今仍統治着中國的原因。因為有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我的入獄》的主要內容是對監獄生活的回顧,和對八九民運中知識份子與政府關系的闡述。作為一個僅僅因為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不要絕食就被當局無理關押的記者,戴晴不僅沒有對這種專制迫害嚴詞譴責,反而用很多篇幅描繪公安人員對她多麼禮遇“體貼”、“從沒有喝斥”,監獄對她“溫暖如家般”的待遇。而對參加八九民運遭通緝的知識份子,戴晴則斥責他們不遵守國家《憲法》,逃亡海外是“違反《刑法》”。

●貴族囚犯,感激涕零

秦城監獄是中共關押政治犯和黨內鬥爭失敗者的主要監獄,魏京生稱它為“中國的巴士底獄”。但在戴晴筆下,這所牢獄卻充滿溫情:“從我入獄的第一天起,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粗聲大氣對我說過一句話,更不必說厲聲喝斥。我有什麼要求,可以‘隨時’報告,在深夜裡‘報告’也行。……他們都會提供幫助。”一位女監理員為了“避免我受到傷害,”小心地只說“屋裡”而避免用“牢房”兩字。

戴晴在獄中洗澡時,這位女監理員也要監視。戴晴對此不僅沒有尷尬和羞辱的感覺,反而說,“我常因她要站在外邊而很不過意,草草洗就出來,她則老讓我別着急,慢慢洗。”而讓戴晴十分感激的另一位“高大的監理員”,“打飯時,常勸我多吃一點:‘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餡的,挺好,再來一個吧!’不僅對我一個人,因為她嗓門大,我聽見她每間牢房一路這樣問過去。她知道我特別喜歡洗澡,有一次鍋爐壞了,我沒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單獨用壺為我燒了熱水。”

監獄醫護人員,在戴晴筆下,也是氣度高雅,技術高超:“護士小姐不但溫柔美麗,業務水平也很高,我的靜脈管之深細是讓所有的人頭疼的,而她一針扎下去就找到了。”而監獄男性管理者,還主動找戴晴聊天,幫她解悶消遣:“還有一個非常帥的小伙子,他也常在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裡隨便聊聊,……他顯然不會認為和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這樣做,只為讓我精神上放松些、愉快些。”

至于那些審問戴晴的公安干警,在戴晴的眼裡,也是依法辦事,看重事實的:“負責我的案子的專案組的工作令人信服。……他們的工作具有鮮明的職業特征,即他們只依法嚴格調查事實真相,並以此為依據來判斷是否‘動亂、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到后來,我甚至覺得與他們建立了某種作人與作學問的信任感。”

●監獄真實是剝奪自由

中共的牢獄在戴晴女士的筆下,變得如此舒適美妙;而獄吏個個對囚犯體貼入微、心地善良。但了解中共公安內幕的人都知道,戴晴所體驗的監獄不是中共監獄的本質和真實。戴晴可以爭辯說,“我在關押期間遇到的就是這樣的人和事。我只能寫出我見到的真實。”但中共監獄對囚犯的虐待和慘無人道,在中國連普通百姓都了解很多,而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消息靈通、並調查撰寫過儲安平、王實味等知識份子被共產黨迫害致死經過的戴晴女士,對共產黨歷史以來的殘酷是非常了解的。她對自己為什麼會得到如此這般待遇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她與普通人不一樣,她是中共顯赫的權勢大老葉劍英元帥的養女,這種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連監獄也要對她禮讓三分、“特殊待遇”。戴晴在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個特殊案例的情況下,把這個“特例”公布給世界,而不指明其特殊性,她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告訴世人,在“開明皇帝”的改革下,中共監獄的“巨大改變”和“進步”,共產黨並不是那麼邪惡。

戴晴也可以爭辯說,“我是因為特殊身份得到了特殊待遇,我也可以寫出我的感受。”但作為一個因政治原因入獄、並始終認為自己無罪的記者,戴晴絲毫沒有感覺到自由被剝奪、尊嚴被踐踏的精神痛苦。因為不管監獄給了什麼樣的優待,都改變不了它的本質真實:它剝奪人的自由。戴晴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她感受到的卻只是多吃到幾個“豆角餡的包子”、能洗上澡、獄方“提供各種幫助”等身體方面的欲望滿足。這樣一個對精神痛苦毫無感覺的人,只能說明她從來就不是一個知識份子。因為知識份子的主要標志是靈魂。

同樣是記者的美聯社駐黎巴嫩主任安德森(Terry Anderson),是被阿拉伯恐怖組織綁架關押時間最長的美國人質。不久前讀了他1993年出版的回憶錄《獅子窩》(Den of lions),其中詳細記載了他被關押七年的精神痛苦。但這種痛苦不是來自能否吃上“豆角餡包子”等身體方面的欲望,而是為了獲得書報資訊的靈魂上的飢渴,他曾為此幾次絕食抗爭。當他也像戴晴一樣在個人隱私被看守侵犯剝奪的情況下,例如看守監視他小便,他所感覺到的是個人隱私被侵犯的羞辱和憤怒,他為此也絕食抗議。

在他的書中,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自由被剝奪的精神煎熬,是人的尊嚴被劫持后的不屈抗爭。除此,人們也看到他兒女情長的人性——在那漫漫長夜中,安德森對妻子、女兒和親人的苦苦思念。那份眷戀,那份柔情,那份對自己以前沒有給家人更多時間與愛的痛悔,讀來讓人感到他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的豐富情感和俠骨柔情。

但在戴晴的《我的入獄》中,沒有這樣的文字。戴晴有丈夫,有女兒,但她在《我的入獄》中竟沒有一個字提到孩子!僅提到一句丈夫,也沒有任何思念之情的心理活動。卻花了很多氣力和篇幅去描繪監獄管理人員對她的“禮遇”和照顧。作為一個女性,一個妻子,一個母親,她這點也令人不可思議。

●屬于開明專制陣營

世界上寫監獄生活的書無以計數。但人們很難發現被監禁者獲得自由后贊美監獄的。為什麼戴晴要這樣做呢?仔細阅讀她的《我的入獄》會發現答案。她在書中有這樣的表白:“1988年以來,中國學界自發地開始了近代以來第三次大論爭。我認為第一次是《民報》與《新民叢報》之爭(戴晴這裡是指當年主張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與梁啟超等保皇派之爭);第二次是科學與玄學之爭;這第三次是大民主和開明專制之爭,假如非要劃出個陣營不可,我則屬于后者……”戴晴所以這樣描繪共產黨的監獄,就是要以開明專制的贊美者和捍衛者的立場,展示出中共開明專制的“開明”、“開通”和“開化”。她以想像的不開明專制的嚴酷與黑暗(她以前並沒有蹲過監獄)來“憶苦思甜”,展示今天中共專制的寬松與光明。向讀者傳遞的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多麼開明,多麼通情達理,多麼有人情味,多麼進步啊!

而就在戴晴女士居住的北京城,她贊美的“開明專制”出動了坦克和軍隊,在大街上公開槍殺了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戴晴在她的書中只字沒有譴責這場屠殺,反而批評了敢于向這種專制抗爭的嚴家祺等人“和學生聯絡”是“糊塗”、“激烈”;“5.17宣言”指出“中國還有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是“犯忌”;“去攔軍車”和“出逃”是“違反《刑法》第176條甚至94條。”戴晴直截了當地在書中表明了她為什麼這樣做:“你如果選擇不當中國公民則罷;若果你要當,並且當這個‘處于黨的絕對領導下’的國家公民,你就得認可那部已經合法機構通過了的《憲法》——它的總則裡規定了‘四個堅持’——以它來規矩你的言行,……”

讀到這些,讀者也就會明白了為什麼戴晴要這樣描寫中共的監獄。一個如此推崇所謂開明專制的人,當然要竭盡全力去發現這種專制中的任何所謂“好處”和“進步”。戴晴又恰巧得到了體驗這種好處和進步的特殊機會。

●歌頌毛澤東的幫凶

繼《我的入獄》后,戴晴寫出了她的另一本書《我的四個父親》。該書雖取名為“四個父親”,但實際上有點故弄玄虛,因為作者濃筆重墨寫的是她的養父葉劍英。

戴晴本名傅凝(傅小慶),她不到五歲時,生父傅大慶在敵后收集情報時被日本憲兵殺害;隨后戴晴被葉劍英收養;戴晴的繼父與她沒有生活在一起;而所謂“第四個父親”,其實是戴晴丈夫的父親、她的公爹,據說與戴晴極少來往。

所以戴晴的《四個父親》,其實主要感覺和描寫她的養父、那個赫赫有名的中共元帥、毛澤東的親信葉劍英。

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子女寫父親的作品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斯大林的女兒揭露她父親暴行的《斯大林女兒的20封信》和《僅僅一年》;另一類是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為獨裁者唱贊歌。戴晴的《我的四個父親》屬于后一種。在戴晴的筆下,共產黨專制機器上的重要部件葉劍英成了一位“知識份子”,他是“一個凜凜偉丈夫——更不要說是一位元帥,對婦人和孩子能懷有那樣的耐性和醇醇溫情。”“他是一個業余科學愛好者,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對科學懷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他是一個才智出眾,卻處處容讓;充滿溫情,又時時克制;有著細膩的感受,內心又十分寂寞的人。”“從葉劍英的口裡,我沒有聽到一句革命大話。”

在書中,戴晴興致勃勃地回憶了當年在這樣一位“凜凜偉丈夫”“提供的”“保護與給養”下,她度過的“唱歌、跳舞、打獵、釣魚”的“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少年。她只字沒提的是,就在她“無憂無慮”的成長年代,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在“三年自然災害”(實為毛澤東“大躍進”政策造成的人禍)中被餓死。戴晴所以能“自由自在”,因為她是葉劍英的養女,中共高官的權勢給了她特權。正是這種特權,使她可以像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一樣成為高干子弟雲集的“哈爾濱軍工學院”的學生;可以畢業后直接分配到一般人不敢問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情報部”;她想學習英文,不經任何考試,就可以馬上到北京最好的外語學院學習;她想成為作家,就可以立刻調到“中國作家協會”,一邊寫作,一邊給安全部做監視作家思想動向的情報人員(她后來寫文章也承認做過情報人員,但強調她沒有陷害任何作家);她想幹新聞,又馬上可以到中國最大報紙之一的《光明日報》做記者。戴晴對這一切是心知肚明的,雖然她在書中只字不提。所以她才對葉劍英百般歌頌。

●葉劍英有七個女人

對葉劍英置身其間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戴晴也是“子為父諱”,為其掩飾或辯解。例如戴晴在書中這樣說,“比方說,1935年那封電報,究竟收到沒有;1940年代,新四軍與日軍大本營,到底有沒有直接聯系;1966年秋,他焦慮地為毛澤東到國外購置尼龍避彈衣,而轉眼間,又因發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貫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麼?”戴晴沒有正面回答,卻這樣含蓄地為葉劍英解脫說,“政壇如此渾濁,生逢一連串詭詐矯情的‘路線鬥爭’,他只是不做幫凶,努力不側身其間而已。”在中共殘酷的權力角鬥中,真的有官至葉劍英那樣高位的可以“不側身其間”、不做“毛澤東的幫凶”而幸存嗎?葉劍英真的這樣“清白、無暇”嗎?在書中,連戴晴也承認,毛澤東誇獎葉劍英的評語是“呂端大事不糊塗”。在毛澤東的眼裡“大事不糊塗”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只能是凡事緊跟毛澤東,對毛澤東言聽計從的幫凶。

而對于流傳很廣的葉劍英是“花帥”,有過很多女人的事,戴晴也要為之辯白。戴晴並不是十分有力地辯解說:“世間流傳着不少有關他的緋語,傳到我的耳朵裡的時候,已近天方夜譚。如果有人嫌世上千萬種言情小說還不夠,有興致再加上幾種口述本,也沒有誰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離譜離得厲害。”但戴晴也不得不承認,“葉劍英有四任夫人,還有他五十歲鰥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曾比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這七個女人都在世,卻沒有一個被當局允许參加葉劍英的葬禮。為什麼中共要這樣做,恐怕就是要為葉劍英“遮醜”。

●蔑視讀者的阅讀能力

在這通篇贊美葉劍英的文章結尾處,作者突然筆鋒一轉,寫道:“我—在—審—父,對此不無驕傲,也不無痛苦——在我的共產黨員父親一一離世后;我—在—審—父,當‘父親’代表的已不僅是個體的血緣承襲和信從依賴,更代表了男權社會的全部現存觀念和權威;……我—在—審—父,以民族的名義,以百姓的名義,以戰死的士兵、餓死的農夫、屈死的詩人名義,以被偷盜的真誠和被誘奸的理想的名義,以被活活剝奪的富農和資本家的名義。我在審父,支持這審判的,有阅讀、有訪問、有無時無日看着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卻是父親們留給我的一份終生摆脫不掉的精神遺產——只有早期共產黨人才有的那一螻M澈的理想——大同。”

且不說這些突然冒出的莫名其妙、毫無邏輯的文字令人驚訝作者思維的失控,剛讀到這些文字,還會以為文章印錯了,把“誇”字錯印成了“審”字。但仔細看去,發現確確實實是“審”字。經過通篇文字對葉劍英的歌頌,這文章結尾哪裡能“結”出“審父”來?只有換成“誇父”兩字,才準確、真實,也符合文章的自身邏輯和起承轉合。如此空洞、虛假、做作、突兀地喊幾句“審父”,矯情得讓人目瞪口呆。戴晴這樣做,不是在蔑視讀者的阅讀能力嗎?這也難怪,她的“四個共產黨員父親留給了她一份終生摆脫不掉的精神遺產”,那就是以謊言為核心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謊言的世界,是一個沒羞沒恥的世界。

——原載香港《爭鳴》雜志,原題:戴晴讚美開明專制


以下是網上評論:

柳如是:戴晴的原罪——讀《戴晴:我的四個父親》

1、生父傅大慶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人員”,一個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在東北軍要收回南滿鐵路主權時卻高喊“武裝保衛蘇聯”的國際特務漢奸,鮑羅廷的俄文翻譯(鮑羅廷乃將赤禍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另一個共產國際的特務,將共產黨安插進入國民黨以至於日后千百萬生靈塗炭的就是他)——戴晴對此沒有懺悔;

2、義父葉劍英是共匪的頭目之一,中共特務系統的頭目,世人皆知的“花帥”,三宮六院不在話下,90多歲還與18歲的女護士亂來(楊振寧也難望其項背),但在戴晴筆下卻是“一個獨身男人”、“五十歲上鰥居”、“一個凜凜偉丈夫——對婦人和孩子能懷有那樣的耐性和醇醇溫情”,這種在個人生活上亂來的人,在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上又如何亂來,對赤禍橫行中華,千萬人死於非命要負多少責任——戴晴對此還是沒有懺悔;

3、繼父,另一個共產黨,另一個造禍中國的匪首毛澤東的英文翻譯——戴晴對此也沒有懺悔;

4、公爹(政委),還是共產黨——戴晴仍然沒有懺悔。

5、戴晴的四個共產黨父親,對中國造了多少禍害,戴晴完全沒有懺悔,而是用崇拜的筆法傾情書寫她的褒揚;四個共產黨父親用狼奶喂大了戴晴,雖然戴晴披着“民運人士”的羊皮,骨子裡還是中共特務機關總參三部給她培訓出來的狼性——這只要看她對國內和海外民運的極端貶斥,對八九民運的極端污蔑就很清楚了——其一褒一貶,匪跡昭然。

201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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