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請訪問新站 cq99.us 長青論壇 多謝支持 .

德國學者再批中國作家

曹長青

德國波恩大學教授、知名的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曾因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公開批評引發爭論。現又因在德國媒體批評中國詩人貝嶺“根本就不是流亡異議人士”,而是“投機取巧、獲得好處的人”而再發爭議。貝嶺則在接受法國廣播電台採訪時,斥責這位德國教授“不學無術”,是“逐臭之人”。

顧彬上次對中國作家的批評,雖引起軒然大波,但卻不同於民眾對其他事件的反應。在多數情況下,西方媒體或人士對中國的事情“說三道四”或批評,中國網民往往一面倒強烈反彈,甚至給批評者帶上“反華”的政治帽子,一片聲討。但顧彬對中國文學的毫不客氣的抨擊,不僅沒引起強烈反彈,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國之聲引述中國網路上的統計說,相關鏈結多達21萬,“反響巨大”,很多人認為顧彬此說“一針見血”。

為什麼中國網民對顧彬這樣“文質彬彬”?因為顧彬的很多批評,被認為直指要害,說了真話——

棉棉、衛慧用“身體寫作”

對於百年中國文學,顧彬認為,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再也沒有偉大作家,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顧彬也認為其作品很糟糕。顧彬是第一個把高的作品譯成德文的研究者。

對於中國近年出現的所謂“美女作家”,如衛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顧彬批評這不是文學,而是“垃圾”,“她們把‘身體寫作’混同為文學。”

對於中國轟動一時的姜戎(作家張抗抗的丈夫)寫的《狼圖騰》,顧彬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對德國人來說,這種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揚法西斯主義,“讓中國丟臉”。

今年初顧彬在中國南京時,又大聲疾呼:“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德國之聲報導說,顧彬認為,中國的文學商業化傾向非常嚴重,這從書的長度就能看出,有些書譯成德語長達七、八百頁。“作家們不能把作品濃縮到兩三百頁,因為稿酬是按行計算的。這意味著他們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為了錢而寫作。”

顧彬認為,當代很多中國名家,沒有什麼思想,語言水準也太低了。很多寫作是急就篇,匆忙製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勞》才寫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出800頁,從德國的角度看,他很有問題。

金庸已過時,但魯迅不會

當中國媒體報導說,北京高中語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說《雪山飛狐》取代魯迅的《阿Q正傳》時,顧彬毫不掩飾他的憤怒,這位編譯過六卷本德文版《魯迅選集》的專家認為,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偉大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個通俗作品作家,顧彬表示,“對我來說,金庸在寫作上代表的是一種退步。”“一百年後我們還會看魯迅,但是不一定還會看金庸。”

顧彬認為,中國當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華、蘇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國通俗作品,而不是語言性非常高。當然,讀者有選擇自由,“我不反對他們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對於不少中國作家抱怨,由於中國的檢查制度,加上沒有好的翻譯,所以他們的“傑作”無法打向世界。顧彬認為不是這樣,因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灣出版”。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作品連中文讀者都感動不了,怎麼能歸罪於翻譯?

應說出別人不想聽的事實

顧彬的大膽評論,雖然很受中國網民歡迎,但也有中國作家不憤,認為顧彬是“文化種族主義者”。顧彬則說,“我知道,中國的學者可能又要對我表示失望。我覺得這不重要。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一個真正學者的任務就是犧牲他自己。他應該說出別人不想聽到的事實。”

這次顧彬公開批評所謂中國流亡作家,又是說出當事人“不想聽到的事實”。在不久前的法蘭克福書展時,德方迫於中國官方壓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貝嶺在內的兩名中國異議作家參加書展會議,結果引至軒然大波。貝嶺等名字,被德國媒體不斷提到和報導。有評論指出,貝嶺獲得了和其寫作成就不相稱的“名聲”。貝嶺受到德國總統握手交談的禮遇,在德國幾乎成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見者”

顧彬專門研究中國文學,並翻譯了大量中國詩歌,也跟貝嶺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報線上》獨家專訪時表示,“西方對事實並不感興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異議人士。貝嶺當時是自願移居美國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異議人士。西方也不去調查,只要有人說自己是流亡異議人士,就都信以為真。而貝嶺還很會投機取巧,他知道該說什麼話來打動德國媒體並獲得金錢上的好處。”

早在幾年前,顧彬就在“21世紀中國文學的地位”一文中,批評貝嶺沽名釣譽。他說,當年貝嶺從美國回中國印雜志被抓前,他們在北京見過面,貝嶺告訴他,在美國印雜志太貴,在中國便宜。顧彬說,貝嶺“決定在北京印刷,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為被捕給他帶來了不少好處。全世界的記者,包括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為這次逮捕而指責中國,把貝嶺稱為一位有勇氣的編輯。”

顧彬批評說,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國作家,“他們每年都回中國,在大陸出書;可在西方,他們仍然自稱‘持不同政見者’。此事在目前已經變得相當滑稽”。但貝嶺對法廣表示,他沒有在中國大陸出書。據媒體報導,是楊煉和馬建在中國出書。

顧彬認為,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貝嶺造成的轟動效應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異議人士有關。但“貝嶺不是真正的流亡異議人士,而是一個投機取巧、獲得好處的人。”

顧彬是逐“臭”之徒?

貝嶺則在接受法廣採訪時,回擊顧彬的批評:“我覺得顧彬首先是一個逐臭之徒。因為他把中國文學稱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稱之為垃圾的人,一個每天凝視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經常故作驚人之語,他本是一個戲子漢學家,卻又讓人覺得像一個牧師一樣。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覺得他有時是潑婦駡街,有時又裝得溫文爾雅。我發現德國年輕一代的漢學家中文能力,如表達文學觀點的能力,口語都很好。但顧彬缺乏。” “關鍵問題是他變得不學無術,沒有思想卻隨意發表見解。沒去學去問。他就是謾駡。”

有評論家指出,顧彬當年是批評衛慧、綿綿等作品是垃圾,並沒有說整個中國文學是垃圾。因此所謂“逐臭之人”就難以成立,更形同故意罵人。而把顧彬斥為“戲子漢學家”、“潑婦駡街”,指責他“故作驚人之語”、“虛榮,自以為是,貪得無厭”等,顯然都是抽象指責,而沒有用事實說話。

至於指責顧彬的“中文說得不好,說出來的話基本上是不連貫的”,恐怕也不是事實。根據媒體報導,顧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國的大學講課,“在中國,我用漢語上課,不用德語或者英語。”中國媒體的採訪也說,顧彬“講一口流利的中文”。顧彬不到30歲就開始學中文,並主修漢語,至今已40年,說他不能講一句連貫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貶損。

已學會中國人的圓滑?

至於說顧彬“不學無術”,則肯定不是事實。顧彬從1995年就擔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國漢學家;他不斷評論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這本身就說明他有學、有看、有研究。不要說他曾發表上百篇漢學論文,出版過《論杜牧的詩歌》、《空山:中國文學的自然觀》、《中國古典詩歌史》、《中國古典散文史》,編譯出版過《魯迅選集》和二十余位中國詩人的作品,在這次法蘭克福書展之前三個月,他完成了被譽為“德國漢學界有史以來最全面、最詳實的一套中國文學史”叢書,共十卷本;對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從古至今的發展進行了評述。所以貝嶺指責顧彬“不學無術”,明顯是不顧事實。至於貝嶺說顧彬對他的批評,“讓我想到納粹時代的戈培爾式的表達方式”,簡直是上綱上線到階級鬥爭了。戈培爾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內容,更是形式;納粹滅絕了一切反對的聲音。今天貝嶺可以對顧彬進行帶有謾駡性的反駁,本身就說明把顧彬和戈培爾相比的荒唐。扣納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講理講不過別人者的常態。

在發出批評之聲後,面對一些人的反彈,顧彬表示,“不論我對某一個作家重視與否,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都應該介紹。所以在我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討厭的作家和作品。”

儘管顧彬相當有勇氣批評中國當代作家,但對他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仍有專家認為,批評的棱角小了。顧彬自嘲說,可能“已經慢慢學會了中國人的圓滑”,“不好意思批評中國的作家朋友”;但其總體調子,還是批評當代,肯定現代。這回顧彬不再說衛慧、綿綿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來比喻,讓讀者更清楚1949年為界的中國文學品質之差別:“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09年12月10日

2009-1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