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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貝嶺沽名釣譽

顧彬(Wolfgang Kubin)

說到貝嶺,事情更糟糕。貝嶺是文學雜志《傾向》的編輯,定居波士頓。他在北京過shu假的時候,第一次被捕,2000年8月被釋放。他必得離開中國到美國。在他返回波士頓之后,他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對第三只耳朵的恐懼”。 他堅持認為自己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捕的。根據他的報告,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出版了文學雜志,卻沒得到上面的批准。他在中國印一期他的雜志,唯一的目的,是故意要在不經審查的情況下出版東西。他就是這麼寫的。但這完全不真實。就在他被捕之前,我在北京見到了他,他告訴我,他終于找到了一家印刷廠,願意印他最近的一本雜志,卻用不着ISBN書號。他給我看了校樣,說在美國印書太貴,因此他就不得不去找便宜的印刷廠。他決定在北京印刷,是出于經濟原因,不是政治原因。

熟悉大陸的每個人,都知道,要出版東西,得要一個ISBN書號。貝嶺沒有這麼個書號。但是,結果這不成為一個問題。現在,中國有一個黑市,你在黑市上能搞到任何種類的書,就連政府不喜歡的書也能搞到。要控制所有的書販子,想必也不可能;或许政府部門也覺得沒必要在全中國搜羅所謂禁書吧。我為什麼用“所謂”這個詞?每當有西方媒體報導說有一本書在中國遭到禁止,我就會對記着們說,去看看還能不能買到那本書。他們很快就發現,買到它沒問題。你在哪兒都能買到,在官方的書店堣]能買到;寫書的呢,因為遭禁而出名,喜滋滋地收着國外的邀請函,利用難得的機會在國際書市上推銷自己的被翻譯了的書。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家不是最好的,你甚至可以說,對他們而言,沒有比“遭禁”更好的了。

那麼,貝嶺是因為什麼被捕的呢?我想,他的被捕,是他求之不得的。在發行了他那本雜志之后,他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一個小書店裡組織了一個聚會。公安局的人不曾光臨。但是,幾天之后,事情為什麼就大大不同了呢?熟悉大陸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许可,任是什麼人都不得公開舉行有外國記者參加的新聞發佈會。貝嶺呈示的那本雜志,主要討論謝默斯.希內(Seamus Heaney)的詩歌,並且只是在最后幾頁當中,提供了一幅敏感的照片和一個敏感的名字;但是,這是一場公開的國際新聞發佈會,單單是這個事實,也仍然是對當局公開的冒犯。貝嶺寫道,他“突然就遭到了逮捕”,如此看來,就站不住腳了。不,事情來得並不突然;在我看來,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為被捕給他帶來了不少好處。全世界的記者,包括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為這次逮捕而指責中國,把貝嶺呼為一位有勇氣的編輯。我聽說,有人甚至為他在美國提供了一所房子,以使他的“流放生活”舒適一些。我不禁要冷嘲熱諷了,因為貝嶺自稱的他的“流放”、他的“死亡之谷”,是他在十年前故意自找的,其時他離開了中國,永遠待在了美國。在這個方面,貝嶺和许多其他寧肯待在西方的作家,多有相同之處。雖然他們每年都回中國,在大陸出書;可在西方,他們仍然自稱“持不同政見者”。此事在目前已經變得相當滑稽,因為他們確實是從善如流地進行自我審查,這意思是說,他們很聰明地把自己文本中的那些敏感部分刪除了,以便在大陸出版。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中國正在變得更好了,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不願意自己被以前的讀者忘掉,他們想保住自己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失去他們在西方享受的那些好處,他們宣稱自己被迫在過流亡生活。

——摘自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顧彬(Wolfgang Kubin)“21世紀中國文學的地位”一文,山東大學文藝學副教授王祖哲譯。完整原文見《今天》雜志網頁: 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

20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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