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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雨果《九三年》看大革命

曹長青

從法國大革命,列寧的十月革命,到毛澤東的中國革命,這一路以建造“新社會”為目標的烏托邦,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麼?

探討大革命的理論書很多,但文學家通過講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對革命的理解表達得更生動、更準確。十九世紀的四位最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雖然他們的經歷大相徑庭,所寫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們不約而同都對無視生命本身、踐踏人道情懷的“革命”持負面看法。

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顯表現出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到來之前,就有預感和恐懼。他們之所以能對“革命”有更準確的把握,是因為他們衡量對錯的標準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必須讓位于人道情懷,人道主義的光芒高于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義精神推向極致的精品。

●人道情懷高于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個:忠于國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殘忍的革命軍政委,有人道情懷的青年將領。但關鍵的角色,卻是三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這三個孩子開篇就出現,結尾時更被矚目。三個弱小的生命,支撐起幾個高大的、閃爍著人道主義情懷的形象。最后人道主義戰勝一切,贏得最后的勝利。

《九三年》開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個革命軍和一個村婦的對話。軍人問:“你是什麼政見?你是和藍軍在一起?還是和白軍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婦告訴軍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殺害了。“誰殺了他?是藍軍還是白軍?”“是子彈殺了他。”

《九三年》裡最高大英雄的最偉大壯舉,是救了這個什麼政治也不懂的村婦的三個孩子。在書的結尾,這三個孩子被大火包圍,本已逃脫革命軍包圍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個孩子,寧可自己被捕、上斷頭台;那個有人道情懷的青年將領認為,老伯爵的行為代表人道,代表無辜,所以把他放了,結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養育他成長的老師)送上了斷頭台;而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愛的弟子送上斷頭台之后,革命政委自己舉槍自盡。

●衡量“革命”的尺子

這本書實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義的旗幟高揚到高于一切意識形態之上的同時,把人性的潛能提高到近乎耶穌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光芒,使幾百年來任何國家為了種種意識形態——均貧富、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踐踏具體生命的革命者們,卑微到無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類嚴肅而重大的問題:孩子和革命哪個重要?生命和政治哪個寶貴?雨果的結論是:人道高于革命,仁慈重于意識形態。人,人性,人道,這些價值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個無辜的生命面前,沒有藍軍、白軍,沒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醞釀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可謂他一生思想的結晶。書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進入第四個年頭、也是紅色恐怖進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這是革命關鍵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國王手下的將軍“老伯爵”在法國旺代地區率眾起義,羅伯斯庇爾的革命黨派共和軍去“平亂”。

●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圍繞描寫起義與平亂,雨果提出對革命的總體看法。首先,他認為,大革命是對國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國王和老伯爵莊園的“塔樓”代表法國十幾個世紀的君主政治,是君權,特權,神權的結合。這種土地上,灑過太多的鮮血和眼泪,埋有太多的屍骨和罪惡;于是“兇險的樹在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復仇者最后冒出來,暴怒地對“塔樓”說,“我是你的女兒”——它就是“斷頭台”!

其次,在雨果看來,君主制雖有嚴重問題,甚至罪惡,但是,羅伯斯庇爾的大革命更可怕,因為它更暴烈、更兇殘、更血腥。如果說國王政治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瘤”,那麼大革命就是“一把斧頭”,它亂殺亂砍,濺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論定說,“大革命就是斷頭台”,對其痛恨至極!

雨果在書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惡:“你們殺掉國王,殺掉貴族,殺掉教士,踢倒聖壇,粉碎上帝;你們只會破壞、粉碎、摧殘、毀滅,心安理得地充當殘暴的野獸。……你們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人類發明的最醜之物

這種革命是高舉“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義、用最殘酷的手段進行的。曾在巴黎街頭看過斷頭台斬首場面的托爾斯泰說,這是人類發明的最醜陋、兇殘、令人作嘔的機器。雨果則在《九三年》中寫道,“這個怪物這麼醜陋,卑劣和渺小,……這個醜怪的東西就是斷頭台。”在大革命發生的幾年之內,就有六萬個頭顱,在斷頭台落地。最具嘲諷意義,最表明其殘暴本質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過別人上斷頭台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殘忍的斷頭台,為后來斯大林的紅色屠殺,毛澤東的共產暴政,波爾布特的濫殺無辜,提供了樣板。美國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說,斯大林最欣賞的就是《九三年》中那個冷酷、殘忍、極端忠于革命價值觀的原為教士的共和軍政委西莫爾登,他在喬治亞當學生時看了這本書,后來把名字改為“斯大林”(意為鋼鐵),開始革命。

●從法國大革命獲靈感

斯大林、毛澤東們戕害異己的黨內鬥爭和清洗,也是從法國大革命獲得靈感。雨果在書中描繪了革命領袖的傾軋、陰險、刻毒和殘忍。在巴黎的革命議會裡,“大家互相辱駡:陰謀家!殺人犯!叛徒!互相檢舉、毆打、詛咒、挑戰;彼此怒目而視;揮舞著拳頭,微露出手槍,半抽出匕首。”羅伯斯庇爾眼睛盯著丹東,“瞄準對象就發動閃電式的攻擊,很憤慨地爆發出一大堆充滿不祥字眼的話:我們認識那些陰謀家,那些賣國賊,他們就在這個議會裡。”丹東則叫喊,“該隱(亞當和夏娃的長子,因妒忌而殺死自己的弟弟)隱藏在仇恨裡,現在跳出來了,混在人們中間,那就是馬拉。”而馬拉則威脅他倆說,“你們聳聳肩膀,腦袋就可能掉下來的。”

雨果感歎說,“在他們判決路易十六上斷頭台時,羅伯斯庇爾只有18個月可活,丹東15個月,馬拉5個月3星期,聖法葉只有一天。”

一百年后,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殺,劉少奇被毛澤東害死,鄧小平把兩個選定的接班人廢黜,江澤民和胡錦濤聯手把趙紫陽軟禁關到死,都是這種模式。在這種革命中,沒有規矩,沒有法律,更沒有慈悲,只有弱肉強食,野蠻的叢林部落法則:贏者為王,敗者下地獄;誰拿到權力,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須靠暴力統治,必然產生血腥,必然帶來恐怖和死亡。

●用白骨堆起的中共革命

雨果對國王政治是批判的,對大革命是否定的,那麼他要怎樣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政治。他明確提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更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雨果的小說世界,都是人道情懷贏得最后的勝利。從《悲慘世界》中警長的投河,到《九三年》中軍政委的自盡,一腔理想主義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僅塑造自始至終洶湧著人道情懷的高大英雄,同時讓被法律教條和意識形態毒化的“魔鬼”都無法承受內心深處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國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揚的人道主義踩在腳下、滅到深淵的、用白骨堆起的傑作。

2009年9月15日于美國

——原載《開放》2009年10月號

20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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