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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共產黨輸了──寫在六四屠殺13周年

曹長青

六四屠殺後幾天、幾個月內,無數人認為,在世界的聚光燈下向平民開槍的政權一定會很快垮台。但是,13年過去了,中共不僅沒有垮,中國的經濟還在繼續發展,並加入世貿,去年更獲得了奧運會主辦權。

與此同時,當年主導八九民運的領袖們星光逐年暗淡;國內的任何民運“星火”都被嚴酷鎮壓,看不到“燎原”的可能;海外民運又被自身的問題所困。於是,親共人士更理直氣壯﹕還是得靠共產黨領導中國;反共人士則悲哀﹕如此下去,共產黨豈不是沒時候垮台了。尤其是在海外的反共華人們,眼看著越來越多的前大陸中國人慶祝“十.一”(89年哪裡有?有的只是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歡迎出訪的江澤民、胡錦濤,甚至李鵬,於是對中國的現狀悲憤,對中國的民主未來悲觀。

但是,“六四”共產黨真的贏了嗎?這13年來共產黨真的越來越強大嗎?中國的民主未來真的遙遙無期嗎?不,絕不是!

在六四屠殺的第二天,西方主要大報全都發表社論,譴責那場殺害平民的暴行。台灣曾把那些社論結集出版了《對共産中國北京屠殺的全球反應》一書,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來自《多倫多太陽報》﹕“中國的軍隊和強硬派可能贏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戰役,但他們在人民心中輸了一場戰爭。”

這13年來,中國發生的所有變化都在印證這句預言,無論表面上它是多麼紅火、繁榮。共產黨用暴力奪回了天安門廣場,但它輸了人心;它的失敗,從那個血腥的夜晚就不是悄然地,而是明顯地開始了﹕人民對共產黨的看法發生了永遠無法再逆轉的“質”的變化。

在六四屠殺前,太多的中國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沒有比學生跪著請願更形象地表明這種幻想了。今天還有人荒唐地讚美那種下跪,但是即使面對英國和美國這種民主政府,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也沒有下跪。對那種完全放棄人的尊嚴、向獨裁者下跪乞求的行為,屠殺就是獨裁者給予的最直接、最清楚的回答。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從來都是昂著頭,站著爭取來的,而絕不是垂首跪著乞求來的。

在六四屠殺前,絕大多數人不相信共產黨真會殘忍到直接殺平民。即使軍隊兵臨城下,多數人仍認為共產黨不會下令開槍,軍人可能強行把學生架走,或用催淚彈驅逐。屠殺前幾小時,在廣場絕食的人和紐約通越洋電話時還強調,軍隊頂多使用橡皮子彈。但解放軍的子彈卻把人的心、肺炸開了花。

真子彈才使人們看清了邪惡的真面目。人類無數的邪惡在發生之前都是﹕要麼根本沒有被想到,要麼被認為“聳人聽聞”,所以才有了發生之後的“難以置信”。納粹在進攻法國之前的一個星期,巴黎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希特勒真會攻佔法國,許多人還在開party,悠閒地觀望別國的戰事,至到炸彈落到頭頂上。這才導致美國以犧牲9,000士兵的代價登上諾曼第,解放法國。911更以3,000平民的生命代價讓世界明白了一次什麼叫恐怖主義。但許多人至今仍不相信恐怖份子如果有能力就會使用核武器。

看不清邪惡,你下一步的發現就是腦袋不在肩膀上了。人類致命的弱點就是非得走到被用鮮血教育那一步。所以前美國衆議員,以堅定反共著稱的周以德(Walter Judd,已去世)當時在華盛頓的演講語驚四座,“六四屠殺是長期以來發生在中國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面對聽衆的驚愕,他說,中共“已經把自己暴露到即使最盲目的人都能看到他們是野蠻人的地步。”

六四,共產黨的徹底失敗就從它的開槍開始。一位逃出來的學生領袖曾感慨地對我說,下次再有機會,目標絕對是剷除共產黨政權,絕不會再有幻想。這種認識的本質性的轉變,絕不僅僅發生在天安門學生身上。它發生在無數中國人心中,那屠殺的一夜開始了共產黨自殺的一刻。13年來,雖然表面上人人都在熱心賺錢,中國經濟也在熱熱鬧鬧地往前走,又加入世貿,又要主辦奧運會。似乎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個強大的中國正在騰飛。

但這就是共産社會的“秘密”,它的真正變化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人心裡。雖然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目前是共產黨建政後最高的;但人們對共產黨的不滿,在心裡對它的否定,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中國民衆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遠比89年時更強烈,更廣泛。美國“布魯克斯研究所”上周發表研究員耶普(Ray Yep)的論文“保持中國農村的穩定﹕挑戰和因應”中引述統計說,僅在1993年,就有6,230起農民抗議事件發生,在軍民衝突中有8,200多人傷亡。在1996年冬到97年春,中國有9個省的36個鄉鎮發生騷亂,有38萬農民參加。前中共人大委員長萬里曾對此說,他下鄉視察時問一個農民,現在鄉下人需要什麼,得到的回答是,“需要陳勝吳廣”。

不久前和一位來訪的在大陸時熟悉的大學教授交談,他本來屬於謹小慎微、保守型的,即使私下也不直接批評共產黨。現在則開口、閉口用“共產黨專制政權”等辭彙,雖然他還要返回中國。這位70多歲、受了一輩子官方教育的共產黨員教授,口氣中不僅對共產黨充滿蔑視,其對共産主義本質的清晰認識遠超過我們海外的許多年輕華僑們。

近來由於給“美國之音”做電視評論節目,我有機會直接聽到從中國大陸打過來的電話,很多觀衆、聽衆對中共的批評完全是口無遮攔,而且非常自然地使用“中共”這種字眼,比海外的許多人還大膽。即使對江澤民、朱鎔基和胡錦濤,也敢直呼其名地嘲諷。連對台灣、西藏、新疆等敏感問題,也敢提出不同於北京當局的看法。這在89年的時候是不可想像的。

從蘇聯、東歐共産國家的例子來看,正是這種人心的變化,導致那些政權的“突然”垮台。實際上這個“崩潰”的過程早就在發生,只不過突發事件的刺激使它找到一個爆發點。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帝國,竟在72小時內,在沒有任何大規模反對派組織運作的情況下,轟然倒塌、一敗塗地。這根本不是當時振臂一呼的葉利欽手裡有“魔杖”,而是蘇聯人民心中早就積蘊的不滿有了爆發機會。但美國的成百上千的“蘇聯問題專家”,竟沒有一個人預測到蘇共帝國會在三天內結束。

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教授費正清,面對六四屠殺更是困惑不解地說,“中國確實是獨特的,深不可測的。”為什麼這些研究共産主義的西方專家們總是在驚訝?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總是看那些共産社會的表面現象,而忽視或看不到那個社會人心發生的變化,那個社會真正湧動的潛流。

今天在中國,即使是共産社會的最大受益者“高幹子弟們”都對這個政府沒有信心,他們要把巧取豪奪到的錢以最快速度轉移到西方的銀行存起來。據中共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報告顯示,中國大陸1997年“外逃資本”364億美元;1998年是386億。據中國經濟學者樊綱的研究,2000年中國大陸外逃資本達480億美元,比外商對中國實際投資的407億美元還多。

中國大陸的民衆儲蓄率已成為全球之冠,把收入的一半以上全部存入銀行。中國老百姓為什麼不敢消費?因為他們對未來沒有信心,他們要把錢存起來,一旦出現危機,有點“救命錢”。據報載,連鄧小平的女兒分娩前也急著趕到美國,要把孩子生成美國公民。連中國最高獨裁者的兒女都對這個政權的前景如此不看好,要為將來安排“後路”,可想而知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在共産社會,由於沒有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反抗運動往往難以産生;所以“突發事件”扮演重要角色﹕它起到了新聞傳播的群體溝通作用,同時又具有調動民衆情緒的鼓動作用。所以中國的兩次大規模抗議運動,都由突發事件引起﹕一個是周恩來去世後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另一個就是胡耀邦去世後的八九民運。這兩次運動已預示突發事件在中國這種政治制度中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多傾向認為,對共産國家政治的預測如同天氣預報,往往難以準確,因為鐵幕世界總是黑箱作業。但在鐵幕的平靜下面,隱藏著民心變化而積蘊的岩漿。突然事件則往往起到刺激火山爆發、淹沒整個專制政權的效果。表面“強大”的蘇聯在三天之內就崩潰,接著整個東歐的變化都證明共産世界這一特點。任何一個突發點,都可能把共產黨的統治突然結束。下次再有我們今天完全無法預測的“突發事件”的時候,運動的主體很可能就是那幾千萬湧向城市的農民盲流、下崗人員、大慶油田的工人、法輪功信徒,還有曾經幻想,現已幻滅的學生、教授們。

共產黨的統治歷來靠兩條腿﹕意識形態和暴力。今天共產黨在北韓和古巴之所以還能穩當地統治,這兩個條件都還存在。但在中國,六四後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全面崩潰。單靠暴力這一條腿往前蹦,中共不僅步履艱難,更危機四伏。

無論中共政府和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怎麼強調中國的所謂“特殊國情”,但中國人是人類的一部份,眼前的泡沫金錢利益絕不可能永久地澆滅中國人心中對自由的渴望,對成為文明世界一員的向往。

海外反對共産主義的人們不必悲哀,無論多少人舉著滴血的五星紅旗去歡迎李鵬,中國的民主進程和這些人的“民意”毫無關係。以台灣的例子來看,當年海外台灣人投給國民黨的票是絕對壓倒多數,但民進黨贏了。在海外享受著民主、自由,獨立於獨裁統治之外、不必面對隨時隨地的難受、卻可以隨時飛回美國、飛回歐洲的人們,自然有資本對邪惡有瀟灑的寬容之心。但那些生活在那個制度之下、每天目睹各種腐敗、親身體驗著制度造成的巨大不公平的中國人卻不能!

誰說中國人不想擁有我們今天在海外的這份自由,這份尊嚴,這份對明天的日子確信的安全感?這份渴望就是岩漿,它從中共屠殺開始醞釀,爆發是必然的。從六四那一刻起,共產黨每一天都在輸掉這場和人民較量的“戰爭”。所以,人們對中國的民主前景應該充滿信心。

2002年6月3日

200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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