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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的社會主義毒化美國

曹長青




奧巴馬當上總統,就要把美國帶向社會主義:要巨額擴大政府開支、擴大福利、擴大財政赤字,政府要管醫療保險、管教育、管企業,甚至連大汽車製造廠,政府也要成為最大股東。奧巴馬任命的幾十個如同欽差大臣般的“主管”,被媒體嘲諷地稱為“沙皇”。

這種高福利、大政府的政策,前景會怎麼樣?在美國,加州就是一個失敗的典型。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州,GDP在全球排名第八(相當於整個法國)。但是,加州的財政赤字卻已高達243億美元,州政府可能破產關門。加州所以出現這種災難,主要在於州議會一直掌握在左派民主黨手裡,他們主張大政府、高福利、擴大政府開支,由此造成財政黑洞,連曾在好萊塢扮演悍將的共和黨州長阿諾,也束手無策。

但美國第二大州(無論人口還是土地面積)的德克薩斯,則和加州完全不同,其州議會共和黨議員占多數(州長也是共和黨),所以實行了小政府、低稅收、充分市場經濟的政策,結果德州不僅沒有債台高築,反而還有財政盈餘,全州的失業率,還比美國整體低2.3%。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最近還以專題“孤單的上升之星”(Lone Star Rising)來報導德州的經濟成就。

活著的馬克思 Vs. 當代哈耶克

已經有加州的失敗,德州的成效,兩相比較優劣如此明顯,但為甚麼奧巴馬還是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主要因為,社會主義理念是西方左派政黨的立黨之本,更是左派知識分子想通過“均貧富”實現“社會平等”的烏托邦理想。他們為理論、理想活著,閉眼不看現實。

高福利政策和左派知識分子有直接關係,他們不斷著書立說,鼓吹均貧富、社會平等。當然也有右翼學者對它的反駁。幾年前逝世的哈佛大學兩位知名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和諾齊克(Robert Nozick),就是這兩種理論的代表學者。

曾有一位中國教授來美國,和我談論起美國的左、右派,問我怎麼看羅爾斯和諾齊克,並說中國學界對這兩人相當重視。為了一下子讓他明白這兩人的區別,我用了簡單的比喻:羅爾斯是活著的馬克思,諾齊克是當代的哈耶克。雖然和馬克思主張公有制不同,羅爾斯推崇私有制(從學術角度還有其他不同),但在強調“社會正義”這個大範疇上,其代表作《正義論》的主要觀點和馬克思有相當的重疊之處。他也主張均貧富,認為政府以“善”的名義,可以剝奪他人財產,進行二次分配,“善大於權利”。諾齊克則寫出反駁羅爾斯的專著《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強調個人的權利,主張限制政府權力,認為“權利大於善”。

羅爾斯的社會正義想法,是從盧梭、馬克思、凱恩斯這麼一路下來的。而諾齊克則繼承了洛克、亞當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這些重視個人自由者的思想。哈佛的這兩位教授典型地代表了當今美國以至西方的左派、右派在福利等經濟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一個強調平等(集體福利),另一個強調自由(個人權利)。怎樣看待平等和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呢?讓我們以紐約地鐵上的情景做個比較:

劫富濟貧的羅賓漢不道德

在地鐵上,時常會有乞討者,雖然多數時候這些人看來都沒有甚麼殘疾。如果你發善心,給他幾枚硬幣或一美元,他會說聲“上帝保佑你”表示感謝,你則通過施捨獲得一種道德感。但如果是有人持槍威逼所有乘客,每人必須向這個乞討者捐獻一美元,情況則不同了,那個乞討者不會再感激你,他會覺得這是社會公義,他應該在財富上獲得和其他人的平等,並可能理直氣壯地要求更多,而那些被迫“捐獻者”也不再有原來的道德感覺,因為這和被搶劫在本質上沒有多大不同。

羅爾斯等左派主張的社會正義,就是這種通過政府的強迫性高稅收,把中產階級和富人的錢強行收繳來,再分給窮人。但諾齊克等右派對此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和集體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社會公義、“善”的名義下,搶奪他人的私有財產,剝奪人的權利。諾齊克認為,視個人權利大於善,才會保住自由。如果接受善大於權利,那麼政府、統治者等,都可用善的名義來侵蝕、剝奪個人的權利,最後人們就不會有自由。例如法國大革命搶劫富人、列寧斯大林的集體農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痞子運動等等,都是這種打土豪分田地、以善的名義剝奪個體權利的模式,來推行集體主義,最後走向極權。因而美國客觀主義哲學的創辦人、熱烈讚美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說,劫富濟貧的羅賓漢是文學作品中最不道德的形象,因為他用最惡劣的方式——搶劫——來均貧富;而不是用市場交換成果來擴大人的財富和自由

沒有了個人權利的保障,所謂的社會之善,一定是偽善,是以集體吞噬個人的借口。社會之善不是不需要,但應像紐約地鐵的乞討一樣,施捨者是在擁有個人權利的基礎上自願選擇去做的,而非被強迫。施捨者當然體現出某種道德,但不施捨是中性的,並不是缺德;但強迫別人掏錢養懶漢,則一定是不道德的。高稅收就是政府強迫施捨(不繳稅會犯法、坐牢)。所以右派強調小政府、大社會,主張通過社會上的慈善組織等進行救濟;政府規模以及不得不實行的福利,都要儘量縮到最小的程度。

左派喜歡窮人,結果造出更多窮人

而左派知識人則在均貧富上走得相當遠,羅爾斯甚至提出,個人的天賦等“自然優勢”也不屬於個人所有,而應被視為公共資源。等於也應該被共產,再分配,補償給那些處境最差的人群。諾齊克曾對此憤怒地詰問:“如果你碰巧幸運地有兩只明亮的眼睛,是否應當捐獻一只給雙目失明的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羅爾斯的理論,像球星喬丹、姚明等,就得被砍下一截腿,接到矮子腳上;把比爾•蓋茨的腦子挖出一半,填到傻子腦殼中,社會才算“平等”。那我們就再看不到精彩的球賽,也不會再有蓋茨發明微軟,人們恢復到踢毽子、打算盤的時代,人人平等,“皆大痛苦”。

福利社會主義不僅在操作上行不通,導致經濟滯緩或崩潰,更重要的是,它是不道德的。它不僅剝奪勤勞者的財富和權利,還導致那些可能致富的窮人,躺到舒適的福利上,一直窮下去,結果是,左派想幫助窮人,結果製造出更多的窮人。在這個過程中,把經濟拖垮,把大家都拖垮。加州就是又一個典型案例。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出加州和德州經濟比較的專題文章後,引起讀者很大迴響,對文章的網路評論很多,其中一位美國讀者的話,非常準確清晰:“社會主義的結果從來都是更多的貧窮、更多的戰爭、更多的饑荒、更多的政治壓迫,以及更多的人類痛苦。二十世紀人類用數十億人死亡的代價才學到了這個道理。但加州卻沒有學到,但他們早晚會的。”

——原載《看》雙周刊2009年7月30日

200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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