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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黑色、綠色:伊朗的三次革命

曹長青




伊朗總統大選以及隨後引發的爭議,尤其是聲勢浩大的反對派,百萬人走上街頭的遊行抗議,引起全球媒體關注。有人從示威者手腕上的綠色標志,以及伊朗的近代歷史引申概括說,這是伊朗的“綠色革命”。

伊朗不僅盛產石油,也盛產“革命”。從六十年代初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到七十年代末宗教領袖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到這次伊朗反對派的“綠色革命”,伊朗的“顏色”變來變去。但“白、黑”都給人們帶來痛苦。這次“綠色革命”,即使不能立即扭轉“黑白”,卻很可能給人帶來一線生機和希望。

伊朗的“白色革命”始於1963年。當年44歲的巴列維國王,在有了多年的歷練和對世界的瞭解之後,開始了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革,目標是使他的國家“現代化”,要在二千年時,使伊朗成為“世界第五大強國”。

巴列維國王的改革,和今天中國共產黨的開放改革,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是先從農村做起,推行土地私有化。政府把土地廉價賣給農民,以私有化來促進農村發展;同時在城市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由於當時石油價格上升,伊朗又是世界最大產油國之一,所以巴列維的改革,迅速給伊朗帶來變化,年度經濟增長率,一度達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今天的中國)。各種現代化的高樓騰空而起,點綴在曾很落後的伊朗版圖上。當時伊朗的現代化暴發程度,比今天中國的反差還要大,連西方也是驚呼,伊朗不再是政教合一的落後穆斯林,伊朗已跟國際接軌,走向資本主義。

巴列維和胡錦濤是隔代兄弟

但巴列維的改革,和今天的中國開放改革一樣,帶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因為巴列維像鄧小平和胡錦濤一樣,絕不相信民主,並斷然拒絕民主。巴列維認為,三權分立、定期選舉等民主制度,是西方的產物,不適合伊朗;他強調伊朗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特色,更強調伊朗還是一個經濟、社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絕不能照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這話跟鄧小平、胡錦濤幾乎一模一樣)。

巴列維堅信,伊朗的改革必須在國王(中國則是共產黨)的絕對權力下進行。當然,改革的目標,不是給人民政治選舉權利和擁有私人財產的個體人權,而是國家的現代化,著眼點是國家、群體的輝煌,而不是個體的自由和權利。巴列維堅持說,民主,是西方國家的地域性的產物,在伊朗行不通。他完全沒有認識到,民主不是西方人的專利,而具有普世的價值,它是人的天賦人權(包括政治選擇權)之一。而且民主制度是防止和降低貪腐,最大限度保障廉潔和公正的機制。有了民主,不見得完全廉潔,但沒有民主的地方,一定有腐敗,這已被人類歷史無數次證明過。

巴列維大力推行現代化,大興土木,追求建造大城市,設施的現代性,重視經濟成長數字等,但他忽視了,現代化迅速帶來了巨大的貧富不均。由於沒有民主制度的配套,沒有定期選舉對官員行為的制約,在伊朗的現代化過程中,像當今中國一樣,貪污盛行,官場腐敗,貪腐成為普遍的現象。這不僅是各級掌權者的道德問題,更是制度問題,是伊朗沒有民主選舉和獨立媒體的制約帶來的制度性的腐敗。貪官污吏,不公不義,引起伊朗人民的不滿和憤怒。巴列維國王後來也感覺到民怨沸騰,他組織了一個“皇家調查委員會”,其效能,很像今天中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來抓貪腐,也懲辦了一些貪官。但巴列維沒有認識到至少兩點:一是在制度性腐敗下,貪官是抓不過來的。就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馬上就有另一茬,因為根基還在。二是由政府組織什麼委員會反腐敗,完全不解決問題,因為政府本身就是貪腐的主要來源。就像一個人揪自己的頭髮,怎麼也不會把自己提起來。

溫飽解決了,對貪敗更不能容忍

對於批評和反對聲音,巴列維像今天的胡錦濤一樣,採取鎮壓政策。巴列維手下的國家情報署,實際上就像中共的610辦公室等一樣,隨意抓人、拷打,監獄人滿為患,任何異議聲音,都被嚴酷鎮壓。巴列維很像鄧小平,實行的是經濟開放,政治高壓的兩手策略。巴列維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即使政治高壓,人們也會“認”了,因為“專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完全可以通過經濟高速發展予以中和,生活富裕完全可以掩蓋政治不公。”

但巴列維沒有想到的是,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溫飽問題解決了,人們對貪污腐敗、社會不公就更加不能容忍。尤其是伊朗的知識份子和大學生,要求政治權利,更拒絕巴列維的獨裁統治。同時,伊朗的現代化和開放,帶來了道德淪喪,妓女泛濫,賭博盛行,到處都是夜總會;巴列維所理解的“自由”,就是整個社會有一種燈紅酒綠、紙迷金醉的氣氛。這一點,和當今中國也很相像。

在這種情形下,本來就反對巴列維改革的伊朗最大宗教勢力什葉派,更加抬頭。什葉派領袖霍梅尼當時就強烈反對伊朗的現代化和世俗化,結果在巴列維的軍事鎮壓下,被迫流亡外國。面對伊朗人民對巴列維的不滿,霍梅尼更打出伊斯蘭的旗號,強調恢復道德,結束賭博和娼妓,提出“簡樸、自由、公正”的口號。雖然什葉派穆斯林在全球伊斯蘭信徒中只有百分之十,但在伊朗,卻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是絕對多數。巴列維顯然低估了宗教勢力在伊朗的影響和主導力,尤其是他在推行現代化時,又觸犯了宗教利益,例如土地改革,就影響了教產。在經濟危機時他採取的高稅收政策,又觸怒了有錢階層和暴發戶等。再加上巴列維比較親美,霍梅尼們的反美,更點燃了穆斯林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和伊斯蘭的純潔、簡樸等宗教情懷結合起來,更形成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反現代化、要求巴列維下台的聲浪。

巴列維不是鄧小平那種“寧可殺二十萬,也要保住二十年權力”的嗜血革命者。他看到人民起來反對他,就離國出走,把權力交給了一個臨時政府。

卡特是美國最愚蠢的總統

在霍梅尼要回國接管權力,把伊朗帶向極端宗教國家之際,巴列維手下的具有現代意識的150名高階軍官,準備發動政變,接管權力,建立軍政府。他們想仿效土耳其的凱末爾將軍,用軍力推行國家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或者是像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一樣,用強力終結阿連德的共產黨左派勢力復辟,用軍人政權,來穩定政局,阻止國家陷入極端左翼之手。這150名軍官跟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聯系,但這種建議和請求,遭到卡特,這個美國建國二百年來最愚蠢、最無能的總統的一口回絕。卡特要求他們必須跟霍梅尼合作,結果,霍梅尼掌權之後,這150名軍官全被處決。

如果當時美國總統不是卡特這種笨蛋(卡特在伊朗綁架美國人質事件之後不久,就在總統大選中被美國選民淘汰),而是支持這150名軍官,可能今天的伊朗就完全是另一個局面。當然,今天世界左派勢力,還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都在譴責當年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擊敗了阿連德的共產黨政權復辟,建立右翼軍政府,是獨裁,是專制等等。但是,我們設想,如果沒有皮諾切特,智利是阿連德共產黨政府掌權,得到共產蘇聯和紅色中國的支援,推行國有化和無產階級專政,那智利不僅沒有政治自由,更沒有皮諾切特大力推行的市場經濟帶來的富有(智利在皮諾切特掌權、推行自由經濟期間,成為美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今天看來,在皮諾切特式的軍人政權(伴隨自由經濟)制度下向民主國家轉變,顯然比從阿連德式的共產黨政權(伴隨國有化和貧窮)統治向民主轉化容易,智利的當代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皮諾切特,可能今天智利還像共產古巴一樣,人民仍生活在貧困和共產專制之中。

“黑色革命”把伊朗帶入黑暗

巴列維的“白色革命”給伊朗帶來了巨大變化,但最後則完全失敗了。霍梅尼領導的這場趕走巴列維、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運動,被史家稱為“黑色革命”(可能是和巴列維的“白色革命”相對)。黑色革命給伊朗帶來的變化是,立即回到了極端宗教社會,人民更沒有自由,經濟更加糟糕。因為霍梅尼們只能提供教條,不能提供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沒有市場經濟,不可能有經濟繁榮;而沒有民主政治,更不可能有社會穩定;全面的政教合一,更使整個社會窒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S. Naipaul),可能是西方國家中最瞭解穆斯林,又最勇敢發出批評聲音的右翼作家。1979年他到德黑蘭旅行時,正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高潮之際,他親身體驗了那種充滿革命火爆氣氛的情景,他描述說,到處是示威、遊行,報紙上全是套話。他在隨後寫的《難以置信》(Beyond Belief)一書中探討了“黑色革命”問題,他寫到,霍梅尼們無法解決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因為伊斯蘭教的缺陷是從它的根源上來的:對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問題,它沒有任何解決的辦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預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義中尋求解釋和解決辦法的同時(找不到答案和方法),開始把憤怒轉向西方。和共產主義國家一樣,伊朗的霍梅尼們,也把煽動反西方情緒,作為支撐獨裁者的有力支柱。奈保爾在伊朗等地觀察到,“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見到情緒化的男人們,他們隨時都醞釀著恐怖騷亂。” “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是狂熱和仇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靠仇恨餵養的”。伊朗這次連任的有爭議的總統就是一個被仇恨餵養的典型,他公開叫囂,要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並致力發展核子武器。

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歷經15年,霍梅尼們的黑色革命至今已30年。今天,伊朗發生了“綠色革命”,要求民主自由和更多的人權。反對派總統候選人明確提出,伊朗不能再繼續充當世界伊斯蘭的意識形態領袖,不應再狂妄、野蠻地要把別的國家從地球上抹掉;伊朗應該做的,是解決自己國內的經濟等各種問題,把自己的財政赤字“抹掉”,把貧困人口的比例“抹掉”。對外,不應該和美國等西方為敵,要實行緩和與合作的對外政策。同時強調要擴大人權,讓人民擁有更多的自由。這些政見,明顯都和霍梅尼們的絕對宗教權力、絕對政治權力不同。因此有評論家說,伊朗的這場選舉危機,已超越選舉爭議,而成為國家未來路線之爭。

伊朗的“趙紫陽們”也可能覺醒

伊朗這場危機以什麼方式結束還有待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經過這場危機,伊朗人民對自由的要求,對民主的呼喚,將更加清楚和強烈,因為他們通過當權總統的選舉作弊和鎮壓方式,更加明白民主的價值。

伊朗這次大規模抗爭,和二十年前的中國天安門運動不同,它不是像吾爾開希、柴玲、王丹等小青年領導,而是由伊朗的前總理、總統、外長等主要政治人物領導。這就如同中國八九民運時,如果趙紫陽等站出來,聯手對抗鄧小平,那情形和結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樣。由於伊朗的前總理、總統等,既有政治資本,也有成熟的政治理念,在民眾中也都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他們聯合起來,對伊朗前途的影響,絕對超過中國當年平地冒出的年輕的學生領袖們。

另外,伊朗執政總統的政治鎮壓,完全可能促使這些伊朗前總理、總統們,像中國的趙紫陽那樣,最後覺醒。趙紫陽的回憶錄最近出版,這位前中共總書記的最大覺醒,就是他原來和伊朗國王巴列維一樣,絕對不相信、並排斥西方的民主。但經過六四屠殺,尤其是他本人被長期軟禁、迫害,他最終認識到,中國必須實行西式民主,要有三權分立、獨立司法,民主選舉,從而才能保證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基本人權。伊朗的前總理、總統等政治人物,經過這次事件,完全可能產生趙紫陽的這種變化和覺醒。而伊朗人民對民主的渴望,一定更為強烈。這些,都給伊朗埋下民主的種子,也給德黑蘭的未來,帶來綠色的希望。

——原載《看》雙週刊2009年7月2日

200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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