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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要第二次受騙

曹長青

今天,台灣的現狀很令人擔憂,馬政府全面傾中,明顯走向「終極統一」。這就像一場足球賽,馬團隊不斷向前場「運球」,等運到最佳位置,就會臨門一腳,踢進「統一」大門。如果台灣人現在不強力阻止的話,等到「球」被運到大門口時,再目瞪口呆就來不及了。

在中國經濟發展、國際地位提升之際,馬政府以兩岸合作的所謂利益,誘惑台灣人接受中國。而綠營也有人急著跑去中國朝拜,還有政治人物說,台灣和中國是朋友。一個用千枚導彈瞄準台灣的國家,居然被看成是「朋友」,這反映很多台灣菁英仍對專制中國的本質認識不清。

菁英熱誠換來的是屠殺

這種認識不清,當年已給台灣帶來巨大災難。前車之鑒,實應引以為戒:1945年,當二戰結束日本投降之際,台灣本來有一個難得的獨立或自治的機會,當時在台灣的日本行政機構停止運作,國民黨軍隊還沒來台,這中間有50天的政治真空期。在這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台灣人本可建立自治政府,或宣佈獨立,因為他們完全有治理能力,當時自發成立的鄉紳委員會等,把台灣管理得秩序井然,沒有任何大的騷亂或動盪。

據李筱峰先生的《解讀二二八》一書,當時很多台灣菁英完全被中國情懷所迷惑,不僅沒有致力獨立,反而成立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發公告說「台灣光復,舉島歡騰」。曾參加台灣首次雙十國慶的台南文學家吳新榮醫生甚至說,「在這瞬間我們感激之至,不覺流泪,不期在此一生,台灣竟能光復,我們能做一個中國人了。」正是在這種心情下,當國民黨軍隊來台時,台灣作家吳濁流描述,「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軍隊所經過的路兩旁,砌成了人牆。」

然而台灣人,尤其是知識菁英的滿腔熱誠,換來的是一場二二八屠殺。很多台籍知識分子,包括醫生、教授、律師、編輯、畫家、牧師等等,均被殺害,連「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中的台灣菁英,也不能倖免。

為身上華人血統感到可恥

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寫道,他父親是高雄的「歡迎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還曾當選高雄參議會的議長,結果也被抓去關押。國民黨警總參謀長柯遠芬甚至說,「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正的就可以。」於是國民黨軍隊用機槍對正在開會的高雄市議會掃射,無數台灣菁英瞬間遇難。曾到碼頭代表台灣人歡迎過國民黨軍隊的彭明敏的父親,雖然後來終於保住一條命,但他回家之後,兩天不吃飯,從此理想完全破滅,對政治、對中國人徹底絕望。彭明敏先生寫道,他父親「甚至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台南人最有政治熱情

當時的台灣,不僅有過50天的「政治真空期」,台灣人更表現出空前的政治參與熱情和能力。1946年首次選區鄉鎮市民代表,復審通過者就達近三萬七千人;30名省參議員名額,有近1200人參選(台南人最有政治熱情,名額才四名,參選者480多人)。當時台灣在教育、農業、工業、法治等諸方面,都超過中國,人均電量比中國高出50倍,工業化程度相當高,其法治和文明程度,甚至達到夜不閉戶。

萬事俱備,但正如日本知名國際法專家、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小田滋在《主權獨立國家的「台灣」》一書中所說,當時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並非不可能,但台灣沒有在國際上做此主張的卓越政治家。被日本殖民統治的「中國情懷」,使很多台灣菁英發生「身份認同」的困惑,結果不僅使台灣喪失了一個重要的獨立或自治的歷史機會,更給那些菁英和無數的普通台灣人帶來殺身之禍。《紐約時報》當時報導說,二二八事件,「有二千二百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該報後來說,據當時在台的「外國人估計,被殺的台灣人達一萬人。」

認同困惑將帶來災難

今天,台灣又到了一個歷史時刻,國民黨要聯共制台,爭相去中國朝拜。馬英九們要這麼做,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就是那個二二八屠殺台灣菁英的國民黨繼承人。馬政府甚至要把已經改成「自由廣場」的紀念館改回「中正紀念堂」。這種明目張膽地歌頌二二八的「直接責任者」、獨裁者蔣介石的做法,再清晰不過地證明他們完全是當年那個國民黨的傳人。如果綠營主要領導人,既不認為今天的共產黨就是當年天安門屠殺的共產黨,也不認為今天的國民黨是當年二二八屠殺台灣人的國民黨繼承人,更不清楚去中國朝拜的實質危害,那台灣就真的岌岌可危了。六十年前台灣菁英的認同困惑,導致台灣失去歷史機會,現在還有再糊塗一次的資本嗎?

——原載《自由時報》2009年7月5日“星期專論”

200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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