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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先於過錯——讀楊子立文集《沉思錄》

曹長青




最近在華盛頓參觀剛建立不久的“勞改博物館”時,得到了一本勞改基金會的黑色文庫叢書剛出版的楊子立文集《沉思錄》。在回家途中一口氣讀完這本書,再一次被中共的殘暴、中國政府的荒謬而震撼。

楊子立從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從事軟體發展工作。這個喜歡獨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餘創辦了名為“羊子的思想家園”的個人網站,發表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時,他參加了幾個大學生創辦的“新青年學會”,交流思想。結果當局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把他們逮捕,楊子立和另一人被判八年,另兩人被判十年。當年海外媒體對此廣泛報導,稱為“四君子”冤案。

這本書收錄了楊子立入獄前后寫的文章,當時的法庭文件,包括楊子立等人的自我辯護詞,維權律師和檢察官的辯論,法官的問話等詳細案情。雖然以前讀過楊子立一案的報導,但這是第一次通過這本書詳細地瞭解了這個案子。

讀這本書,一個強烈的感覺是悲憤,因為這簡直是卡夫卡的《審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國現實版。它不是小說,不是虛構,而是活生生的“懲罰先于過錯”的惡作劇。

一個人犯了錯,然后被懲罰,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邏輯。或者有了過錯,尋求懲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無法忍受他所犯重罪的重壓,為求良心的平靜,甘願受罰。這是人們熟悉的“過錯尋求懲罰”的情形。但在共產世界,往往一個人沒有犯錯,卻無端受罰,由此形成“懲罰先于過錯”的荒誕現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這種荒誕。在卡夫卡世界,那個被懲罰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錯;這種無端受罰的荒謬令人無法忍受,最后他竟然去尋找、去犯那個“過錯”,由此形成“懲罰尋求過錯”。

對共產世界有深入觀察的昆德拉,曾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來解釋共產世界“懲罰先于過錯”的荒謬:

一個布拉格的工程師到倫敦參加學術會議,回來后發現報上有條消息說,有個捷克工程師在倫敦詆毀社會主義,並要留居西方。這位工程師嚇壞了,這是要做20年監獄的事。他回到辦公室時,女秘書嚇了一跳,驚呼“我的天那,您回來了!這不可能!您看到關于您的報導了嗎?”女秘書說這話的時候,眼裡充滿恐懼。

工程師急忙趕到這家報紙的編輯部,負責此事的責任編輯說,這事跟他無關,因是內政部轉來的稿子。他馬上趕到內政部,他們說,這事可能有差錯,但這與他們無關,這是駐倫敦使館的機要處發來的。工程師要求闢謠,他們說使不得,但讓他只管放心,並保證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師很快就發現自己受到了監視,他的電話被竊聽,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著覺,總做噩夢。直到有一天,他終于因為承受不住這種壓力,而真的為非法離境冒險活動。就這樣,他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虛構的故事來解釋當年共產捷克的荒謬;而楊子立們的案子,卻是就在人們眼前發生的中國的真實。他們幾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因交流思想而聚在一起。但這個“新青年學會”不到半年就名存實亡,沒再有任何聚會。他們既沒有槍,更沒有任何人主張暴力,其中有幾個學生成員還是共產黨員。一個常在聚會時跟楊子立辯論,在法庭上還說“承認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的黨員竟被判了十年。

楊子立在入獄前寫過不少文章,他批判共產主義,“為自由主義辯護”,並多次去農村考察,為底層的貧苦農民說話。在如何看待美國,看待臺灣,甚至台獨等問題上,他也表現出開放、理性的精神和視野;而且還有一種悲天憫人的俠骨情懷。但這些不僅完全都在言論的範圍,而且也並沒有“出格”到國內再沒別人寫過類似內容的程度。但共產黨對他如此重判,就因為他們幾個人成立了一個“新青年學會”。而且根據法庭文件,他們最大的“罪狀”是談到應該“結束老人政治”。

幾個年輕人聚到一起談點這種事情,居然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嗎!在五、六十年代,有過這種冤案,一些年輕人私下成立一個什麼組織,只是聚到一起探討點國事,就被以什麼反革命罪抓獲判刑,后來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國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之后,怎麼居然還有這種荒謬?

通過楊子立這本書才明白,這埵釣潃茠蔣答滬鴞]:第一個是國安部的一個線民混進了楊子立他們的新青年學會,他給國安部寫過報告。這個線民也是在校學生,他從農村考進大學,家裡比較窮;國安部人員找到他說,只要監視報告同學的言論思想等,每月給他2500人民幣。為了錢,他同意了。就楊子立他們的新青年學會,他寫過四個“工作彙報”。胡錦濤的國安部們,居然出錢到大學收買線民,監視大學生的想法,一個有百萬軍隊的政權,不是虛弱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嗎?

但那個線民學生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幾個報告,居然讓同學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后良心不安,寫出了真情,作為證詞提交給法庭。他怕遭國安部迫害,逃到了泰國。新青年學會的幾次聚會討論,都是這個“線民”主持的,很多被定為“犯罪證據”的話都是他說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這份證詞,說是只要和國安部提供的證據不合,就不能接受。

這種明火執仗的蠻橫無理,是因為背后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線民說,國安部也知道這個案子不是那麼一回事,但當時正在開“人大、政協”的兩會,國安部“把這些人抓起來純粹是為了邀末郇遄芋C而且當時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這個案子,國安部為了搶先一步,草草結案,硬是把它作為破獲的“大案”上報,所以法官和檢察官才一個口徑,硬是判楊子立們重刑。于是有了這場中國版的“懲罰先于過錯”的惡作劇!

昆德拉筆下的那個工程師,本來從沒有想過移居西方,但在“懲罰先于過錯”的折磨下,認清了共產世界的荒謬,終于做出選擇,逃奔自由。楊子立等年輕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和家屬等,經過這場突然的災禍,這場毫無理由的“懲罰”,大概更深刻體會、認識了周圍到底是個什麼世界。

幾名被判青年的父親,原來多是相信政府;但他們通過兒子的冤案,和他們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這是一個完全不講理的政府。他們在給當局的公開信上說,“你們把三個代表喊得震天響”,“難道不應該先從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權利開始落實嗎?”因為即使在他們孩子的案件開庭時,他們作為家屬要旁聽,當局都耍手腕不准。當局標榜司法改革、透明辦案,宣傳說“法庭旁聽席開放”。可是幾個孩子家長一大早去排隊領票,但一張都沒領到。因為只是開放了六個旁聽席,而且早被檢方安排的人占滿了。共產黨法庭的這種手法簡直像小流氓一樣。

楊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她在給這本書寫的“前言”中說,以前在報上讀到國家領導人到哪里探望,看到他們和藹的面孔等,“常感動著我”。可是一天早晨,當她出門去上班時,竟被一幫大漢在街上突然拽住,塞進一輛汽車,被帶到一個地下室審問。她說就像以前在電影上看到的綁匪作案一樣。她被搜身、拍照、審問、恐嚇了三天,然后讓她寫保證,不對任何人講此事。等她身心疲憊地終于回到自己的住處時,看到的是“家裡被搜查后的一片狼藉”,此后一個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關在何處,提心吊膽度日。

這位原來以為周圍是個“鶯歌燕舞”的“和諧社會”的女孩,經過這樣一場災難,她突然長大了。在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中,她說,“當災難沒有降臨到我頭上的時候,我不在意中國的人權狀況,今天,當災難莫名其妙地突然降臨之時,我才切實體驗到這個可以任意剝奪人權的制度的蠻橫,我才意識到,我們生活的環境是多麼的沒有安全感,災難隨時可能突然降臨到任何一個人頭上。保衛每一個人的人權,就是保衛我自己的人權。”

昆德拉筆下的工程師因為被“懲罰先于過錯”所折磨,最后認清周圍的荒謬,投奔了西方。楊子立和他的同伴們,經過這場同樣的煉獄,他們的靈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層深刻和抵抗野蠻的韌性。

2009年3月12日寫于楊子立獲釋之日

(附記:共產黨硬是讓楊子立這個年輕人蹲滿了八年牢獄。對于一個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是為立末郇鄏茯G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沒減刑,真是殘酷至極!)

——原載《觀察》

200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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