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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體被誰控制?

曹長青

自從人類有了報紙等之後,大眾傳媒就一直伴隨著被控制的命運,而且控制的方式多種多樣。那麼在美國是誰在控制著媒體?是政府,法規,財團,新聞專業人士,還是大眾口味?這裡我們從下面六個方面進行概略的考察﹕

第一,政府對媒體的控制﹕

從新聞歷史來看,對媒體的最嚴厲控制來自於政府,而最利害的手段是政府直接擁有全部報紙、廣播、電視等。什麼東西只要是屬於自己的,那就最有條件控制和支配。在前蘇聯,包括《真理報》、《消息報》等所有報紙、電視、電台等都是政府出資辦的,屬於政府的財產,編輯記者屬於領取政府工資的政府工作人員,從制度上成為政府的一部份。從某個角度說,報紙應該反映出錢的老板的理念和意志。但蘇聯的問題是,政府禁止其他任何人辦報,在壟斷報業的同時,等於消滅了報業市場而形成了輿論壟斷。

但美國的政府沒有這麼幸運,它在二百多年前建立時,就面對一個私有制的社會,當時的各種報紙屬於不同的團體和商人,是私有企業的一部份,政府就像無法把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一樣,也無法把報紙國營化。當一種東西不是自己擁有的,想進行控制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描述他的觀察說﹕美國是從歐洲來的移民和異教徒在一片荒蕪廣袤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國家,那裡沒有民族英雄、沒有強人、貴族和像歐洲那樣盤根錯節的上層建築,因此,想建立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有化國家,在那片土地上無法操作。托克維爾在他的書裡欣喜地寫到,即使在被視為非常落後的印第安人的部落裡,“他們在全體還過著裸體生活的時候就出了一份報紙。我還把這份獨特的報紙帶回法國幾份。”(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84頁)而那是1831年,比中國的918事變,還早100年。

而且從美國開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那句論述報紙和政府之間關係的名言(在報紙和政府之間,我認可選擇有報紙而無政府,而不是有政府無報紙),也可看出美國的建國之父們不僅沒有想把報紙收回國有的意思,而且對報紙獨立性的意義有相當深刻的認識。

第二,法律對媒體的限制﹕

但美國政府仍是嘗試對報紙進行控制,主要的手段是通過立法,限制新聞自由。例如關於誹謗的法律,關於間諜的法律等,都使記者的行為受限。在美國歷史上,記者被以誹謗、間諜或泄密等罪名告上法庭的不乏其例。看美國早期的新聞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報紙爭新聞自由和政府想控制媒體的搏鬥史。

在當今世界,在不是政府以擁有報紙的方式來控制媒體的地方,基本都是政府企圖利用法律來限制新聞自由。美國的這種情況得到里程碑般的改變,主要在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兩個著名新聞案例。

中國是條文法,而美國主要是案例法,以法院對具體案子的審理為今後同類案例提供司法原則和判案標準。七十年代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了兩起對美國新聞和言論自由影響深遠的案例,一個是阿拉巴馬州警察局長告《紐約時報》誹謗案,另一個是美國國防部告《紐約時報》泄密案。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都是有利於新聞自由,並限制了政府機構的權力。

在裁決上述誹謗案時,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判決誹謗成立的“三原則”﹕原告如果是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一般平民不受這個限制),必須提出這三種證據,1,報紙的報道與事實不符;2,對當事人名譽構成損害;3,報紙有“事實惡意”,即報社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實,或不加核實而有意陷害、詆毀當事人。顯然即使當事人能夠提出前兩種證據,第三種也極為(!)困難,因為怎麼來證明報紙事先就有預謀?

同時更重要的是,後來最高法院還裁決,舉證責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這是一項巨大的有利於新聞媒體的決定,因為如果某人告報紙,說媒體誹謗他參加了文革大批判組寫過整人文章,那麼要由原告提出他沒有參加的證據,而不是由報紙出示他參加過的證據。因為誰負責舉證,誰更困難。如果法院要求作為被告的媒體來做舉證這個最困難的部份,那就加大了媒體的責任以及媒體被判有錯的可能。

對上述泄密案的判決也是完全有利於新聞自由。最高法院在審理五角大樓狀告《紐約時報》刊登越戰文件是“泄密”一案時,最高法院也是首次提出泄密案成立的“三原則”﹕不管報紙刊登的是從哪裡獲得的機密,報紙都有權利(和權力)向公眾提供這種信息;只有這種機密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險”時,才可考慮裁決為泄密。

政府利用法律限制新聞自由的兩種主要方式就是“誹謗”和“泄密”,當最高法院以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原則精神進行了有利於新聞自由的闡述和判決之後,美國的報紙等媒體就等於獲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間。從此之後,美國政府想管制新聞的余地更加縮小,幾乎無計可施了。而且想再利用法律限制媒體也更加困難。

第三,財團對媒體的掌控﹕

因此今天人們批評美國,很少有人指責美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而多是強調美國是大財團辦媒體,報紙等要服從大財團的利益和意志等,言外之意,美國的報紙仍不是獨立的,而是被少數富人控制和支配。

從某個角度來說,這種說法可以成立,因為當美國是個私有制的國家,報紙不屬於政府所有,那麼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當個體的商人發展成大的財團公司,那麼它擁有的報紙等媒體,自然就是屬於財團所有,被私有企業掌控。

但美國的媒體即使被財團控制,它們也是被各種不同的財團控制,僅華爾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五百家。不同的財團由於擁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導致不同財團擁有的媒體的理念和傾向不同,因而形成媒體的不同聲音。而像前蘇聯的媒體全部被國家擁有,國家其實等於一個大財團,那麼它發出的是一個財團的聲音,反映的是一個財團的理念,它是一元的;而西方多種財團辦的報紙發出的是不同的聲音,是多元的,給讀者聽眾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和觀點。

而且美國財團的擁有者也不是少數的個人,主要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購買股票,從而成為公司的股東和擁有者之一。據今年初的統計數字,51%的美國家庭都擁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幾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須考慮持公司多數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在美國,雖然有數不清的財團,但其政治理念並沒有數不清。就像美國政府主要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一樣,財團主要也是兩種政治傾向﹕左派和右派。兩大派別的主要分歧體現在經濟領域,左派強調大政府、高福利、向富人多征稅(然後通過福利制度再分給窮人),重視政府對經濟和市場的調節管理作用,其基本理念是強調社會平等。右派則強調小政府、大社會,減稅,削減福利,強調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重市場經濟,其基本哲學是強調自由(競爭),在競爭中獲得相對的平等,重視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財富的平等。經濟以外的主要區別是,在對外政策上,右派更多強調自己國家的利益,左派強調人權外交;右派更重視軍事,主張強大國防,左派則強調裁軍。

美國建立兩百多年來,基本由這樣兩種理念的政黨輪流執政(體現右翼理念的保守派共和黨,和反映左派觀點的自由派民主黨)。左派民主黨更多代表的是人類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憧憬,它的主要基礎是大專院校的教授、學生、知識份子、好萊塢,以及窮人。右翼共和黨則更多代表的是一種現實主義和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它的主要基礎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富人和商界。這也是前者更多強調平等和政府干預經濟(分配財富給窮人,均貧富),後者更多強調自由(競爭)和市場調節(削減福利、逼迫窮人勞作致富)的原因之一。

美國的報紙等媒體,基本也是這兩種理念的反映者、傳播者和兩種不同群體的代表者。美國目前有1509家日報,主要大報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芝加哥論壇報》等,兩大周刊《時代》和《新聞周刊》,以及三大全國電視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導的媒體,它們的讀者自然以上述左派群體為壓倒多數;而《華爾街日報》、《華盛頓時報》、《標準周刊》、《國家評論》,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報紙,基本是偏右的保守派報刊,讀者主要是中產階級、商界和專業人士,以及強調個人自由意志和完全市場經濟的知識份子。在有線電視中,兩大台CNN和FOX,是一左一右,相互激烈競爭。

在全國性報紙和電視上,左派媒體佔絕對優勢。美國新聞評論界的專業雜誌《容匯》(Brill’s Content)2000年3月號刊出一份對822名美國民眾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57%的民眾認為,媒體比他們更左,20%認為比他們保守,只有17%認為和他們理念正相同。四年前一項問卷結果是,有五成的美國編輯記者認為自己是左派,二成是右派,三成是獨立派。

但在廣播電台上,則是右派的聲音絕對佔上風。廣播電台的主持人絕大多數是保守派,而且聽眾數量驚人(美國人均擁有車輛世界第一,開車途中聽廣播非常普遍)。《紐約時報》暢銷榜的書(虛構和非虛構類都算上),也經常是內容偏右的居多。兩種理念的媒體的對抗和平衡,構成了美國大眾傳播領域的基本歷史,而且好像會一直這麼相互對峙下去。

由於美國政府和媒體都有左右兩大派,所以上述兩個政黨不管哪個上台執政,都會有一種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對立的媒體,自然地成為它的嚴厲的監督者和批評者。比如,在克林頓執政期間,右翼媒體則更多是左派政府內外政策的批評者;而現在共和黨籍的小布什總統執政,左派媒體則用放大鏡挑布什政府的毛病。

不僅在美國,在民主政治比較成熟的西方國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國,都是左右兩種理念的政黨輪流執政,而這些國家的主要報紙,也是按照這兩種理念而分野。如英國的《衛報》、法國的《解放報》等就是左派報紙;英國的老牌報紙《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金融時報》,法國的《費加羅報》、德國的《世界報》等,都是右派報紙。連實行了民主政治半個多世紀的日本的主要大報也基本形成了這種趨勢,比如《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偏左,而《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則右傾。

除了西方比較強調的三權分立政治架構,媒體要成為監督政府和權力者的“第四權”之外,這種兩黨兩種理念、媒體分為兩派兩種傾向的政治現實,也導致美國政府無法影響全部媒體,尤其是和這屆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同的那種媒體力量。

第四,專業管理人員對媒體的導向﹕

美國的大財團擁有者傾向於把企業交給專業者、專門家來辦,而不是自己的家族直接管理,近年來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以《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這本專著而引人注目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隨後出的第二本著作是《信任》,在該書中他以港台的家族企業和美國企業相比較,結論是專業人才管理的企業比家族企業具有更大的商業競爭優勢。

美國的報紙、電視、電台等媒體,作為企業的一部份,由於是專業人才管理,更多依賴的是專業知識和本行業的專業規範,而不是財團擁有者的意識形態。這也是促使美國媒體更走向專業化的原因之一。

第五,新聞記者對媒體的影響﹕

另一個制約美國媒體走向的重要因素,是編輯記者的專業訓練和理想精神。在美國,大學新聞專業畢業生的起薪,和所有其他行業本科生比較,起薪是最低的。據2000年的統計,他們第一年的平均工資才是年薪一萬八,而金融業、律師、中學教師等,包括紐約的公共汽車司機等,起薪都達三萬美元以上。新聞畢業生起薪過低的主要原因是想做記者的人太多,市場以降薪來調節。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證明,想做記者的人,多不是把它作為賺錢之道,而是作為實現一種理念的渠道和機會。

另外美國媒體的編輯記者,多是從市縣地方報紙一點點做起,逐步被選到大報,以新聞工作能力升遷。美國根本沒有所謂“通訊員”投稿制度,而且報紙雜誌的新聞報道基本都不接受外稿,而由自己的採編人員撰寫,以保持負責任的、真實度更強的專業化報道。這種媒體的主體力量(新聞人員)更加專業化、更具理想精神的條件,也是美國媒體趨向專業化、注重客觀真實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六,大眾口味對媒體的左右﹕

從市場角度來說,報紙等媒體也是商品,要被消費者選擇。只要產品進入市場,就存在一個競爭、爭奪消費者的問題,而市場的基本規律是優勝劣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逼迫作為商品形式出現的報紙等媒體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這種市場競爭和讀者口味的要求,自然地決定著媒體無法成為政府的喉舌,因為做這種選擇,就等於在市場競爭中選擇自殺。

美國媒體現在存在的問題,正是這種來自大眾口味的無聲“控制”。一些媒體為了迎合大眾,而有把新聞娛樂化,走向“小報”的傾向。英文媒體評論界使用的“小報”(tabloid),是指品味低,嘩眾取寵,不嚴肅的大眾媒體。在美國超級市場出售的像《星報》、《問詢報》等,都是典型的小報,以報道和挖掘明星和名流隱私為主,讀者對象是家庭主婦。另外還有一些報紙,雖然聲稱是嚴肅媒體,但娛樂性新聞佔的比重較大,也被新聞評論者視為小報,或娛樂報。例如美國印數最大的全國性日報《今日美國報》(USA Today,發行210萬份),就由於影視和體育等娛樂新聞比重過大,而被新聞院校的教授基本視為娛樂報。

即使傳統的嚴肅媒體,例如老牌的《時代》周刊近年也向娛樂化傾斜。據上述《容匯》1998年1月引述的統計數字,在1977年時,國際事務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故事”佔21.2%;而到1997年,則下降到只有5.8%。而娛樂性報道作“封面故事”,1977年僅佔7.7%,而1997年則上昇到15.4%。從這20年《時代》周刊的封面故事變化,可以看到大眾口味對媒體的影響作用。

但美國的主要大報,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則沒太受到這種大眾口味的影響,不僅因為它們都是精英們看的報紙,也在於編輯人員堅持新聞原則和理念。例如五年前英王妃戴安娜車禍遇難時,《紐約時報》的總編輯事後說,他咬了咬牙,才決定把這個全世界主要報紙都放在頭版顯著誇張處理的新聞,只放在了該報第一版下角的位置。他說,按嚴肅新聞的價值,它都不能上第一版。

每年頒發標誌美國最高新聞榮譽“普利策獎”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們剛入學,院長就強調,報紙不僅是向大眾提供他們想知道的,而且更應該提供他們應該知道的,即強調媒體的提升大眾口味的專業責任。但雖然新聞院校都這麼強調,但美國媒體的小報化傾向仍越來越明顯,主要原因是冷戰結束,美國人認為沒有了外憂,更不太關心世界大事。而美國的政治永遠是兩黨輪流執政,沒有政變、騷亂、大危機,生活平穩,使人們對政治越來越冷淡,大眾更傾向關心娛樂和享受,對嚴肅的新聞缺乏興趣。據上述《容匯》1999年5月號刊載的一項數字﹕1977年,有77.6%的美國成人每天看報;而1997年這個數字下降到只有58.7%。這一點不僅在美國,在英國等歐洲國家更為嚴重(英國媒體的小報化傾向超過美國,法國則比英國還嚴重)。因此,不論是左派還是右翼的報紙等,現在都有為了爭取讀者,向大眾化、世俗化口味妥協讓步的趨勢。

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相當大地沖擊了一下美國媒體,刺激了更多民眾關心美國之外的世界,關心威脅到美國本土安全的穆斯林世界和國際政治。這種民情的改變,等於是給媒體的小報化踩了一下煞車,刊載嚴肅新聞的媒體銷量上昇。同時,也給長期佔主導地位的左派媒體一個重大打擊,右翼報紙的銷量大幅增高。據今年四月統計,右翼報紙《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過去半年銷量增加了16%,達到日銷56萬多份,躋身全美第10大日報。在有線電視領域,建立了22年的左派旗艦CNN,其國內收視率大幅下降,而創辦了才六年的右翼電視福克斯(FOX)的收視率今年初則超過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評論節目,收視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911事件也同時給政府控制媒體提供了機會,政府更加強調國家安全,要求新聞媒體把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往的新聞自由。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的平衡歷來是個難題,這次九一一事件則提供了向國家安全傾斜的機會。因此在美國媒體中提出“見到拉登是採訪還是先報警”的爭論,以前媒體遇到這種情況,強調新聞採訪和大眾知情權第一,現在則基本傾向“先報警”抓獲拉登,保證人民安全第一。

但911事件到底對美國媒體有多大多遠的沖擊波,美國媒體的小報傾向能在多大程度和多長時間內被踩煞車;美國政府強調國家安全第一對媒體的自由度有多大影響,都是未知數。但可知的是,不管發生怎樣的變化,美國的媒體分成左、右兩派相互平衡制約,並共同作為第四權監督政府權力的根本職能都不會變化,前景仍是,美國媒體受多元因素控制,又相對非常獨立。

2002年9月3日於紐約

200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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