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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流沙河:美國人是最好的朋友!

流沙河

各位朋友(熱烈的掌聲),我比在座各位朋友年長得多,我今年已經74歲了。我這個人談不上什麼“思想”;但是由於我的年齡比你們大,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事比如抗曰戰爭你們沒有經歷過,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後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掛了鈎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後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里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改制後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後跟美國交惡後每年的這個錢就沒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命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後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夥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麼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後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後這個小夥子就去找,找到裡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麼話。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笑聲),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党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麼辦,怎麼辦?最後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分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於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後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儘管中共奪取政權後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掌聲)。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製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八國聯軍走後,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麼多現銀。是通過什麼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裡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美軍的軍用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蔔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著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國民政府也好、老師也好,要我們愛國從來沒有說過“愛國主義”這幾個字。你要知道,“愛國”成了“主義”,就是一種“學說”,一種學說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聲)。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麼多中國人,去偷機場裡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後地下穠瘍u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連花生米罐頭都偷,最後就是美軍衛生用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裡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搞到什麼程度,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於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準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牆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了美國人還是就算了,說沒關係他又去領。偷美國人皮靴的情況是,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鬧鞋子沒有了,於是再去領一雙。

後來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裡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屬於「無產階級”,党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簞_過去的事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 “嗨呀,我們淨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很多雞,委託他們去熬雞湯。「我們只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涮水桶裡,每天下午挑涮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隻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呵喲,吃的人還多得很!”(笑聲、歎息聲)“——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嗎?”

另外還有我親自見到的一件事。在廣漢機場那裡有一個小娃兒——那個機場雖然是軍用的,但小孩進去美國人根本不管,我就進去很近的看過飛機——有一個小娃兒突然就丟失了,於是那些農民就鬧,說美國人把娃兒偷了。結果過了一個月那個美軍休假回來把娃兒帶了回來,給他換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後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50年代初我們國家編了一套連環畫,是中國那些最有名的畫家集體創作的,叫《美帝百年侵華史》,拿來在全國宣傳,連每個村莊都貼得有。那美國人簡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國人壞得不得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鳳凰山機場挖地,因為那裡過去是美軍機場,有個“左派同志”就說:“不曉得他們在這裡強姦了我們多少中國婦女!”我當時忍不住冒了一句“——還要調查了才曉得。”呵,這下報告上去,說我是「堅持反動立場”(笑聲)。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人的記憶無法抹殺。人們信仰的“主義”可以改變,記憶、事實卻無法抹殺。

到了80年代我年紀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國了,這種記憶依然在起作用。我兩次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一次作為團員、一次是團長。作為團長那次是到菲律賓。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賓馬尼拉南郊有個美軍墓園,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犧牲的七萬人,有二萬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這裡。80年代中國大使館絕對不會允许去參觀。到後來第二天我們就要走了,每個人包包裡都還揣得有幾百個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說“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們要採購什麼的趕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個人找到當地一個寫詩的華僑叫李雲鶴(音),請他帶我去。他說“可以,可以,但是你們中國作家從來沒有哪個去的啊。”我說“台灣呢?”他說“台灣是每個作家非去那裡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們這邊是槍桿子造反打出來的江山,當然就把美國當成敵人;而台灣那邊他們記得到,是他們曾經的戰友。在我們這邊的人裡,我是第一個去的。

那個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墓園,更讓我驚奇的是下面的情況。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項內容:一、姓名;二、籍貫;三、部隊番號;四、犧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納悶:這裡埋葬的軍人中既有將軍,又有其下不同軍銜的和普通士兵,怎麼一點沒有反映?後來一想才恍然大悟——別人認為將軍也好、元帥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時候的一個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個普通人了,就沒有這些區別了。這是鄙人受的第一個教育。其次是不分軍階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樣,佔的面積就那麼一點——他們那個不能叫「墳”,中國式的墳是要鼓起來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個十字架墓碑。別人的政府花的是什麼錢?絕對是我們這些腦筋想像不出來的。80年代我的全部財產加起來還抵不上這個小小的十字架!為什麼呢?那是從義大利西西里島產的“雪花大理石” 專門采下來,刻制好了再繞半個地球運到這裡來——我連運費都出不起,而且每個都是一樣的。我們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分14個等級,好多老幹部臨到要死的時候,千方百計都要爭取到“八寶山”;有些家屬還要去鬧“我們該享受哪一級待遇”,包括我們這裡寫訃告——人都死了它下面還要加個括弧“相當於副廳級待遇”!(笑聲、掌聲)真是見鬼了——他都變了鬼了還有啥子待遇!(笑聲、熱烈鼓掌)只有一個醜陋的民族才去搞這些事情,自己還不知道醜陋(長時間掌聲)。這是我看見的:別人沒有分任何等級。別人墳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順序區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區;叫Zemota就在最後,查找起來很方便。

別人不僅活著的時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聲)。這樣的事情是在中國我看不見的。還有在墓園前面刻了很多標語,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譯出來就是:“主啊,在我們和強大敵人搏鬥最艱難的時候,是主鼓舞我們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黨”、“共和黨”(掌聲)——“上帝啊,從太平洋海底把他們的靈魂帶回去吧”,“主啊,原諒我們的軟弱,多虧主的支持我們才堅持到最後英勇犧牲”等等——裡面沒有一個字提到“民主黨”、“共和黨”。這是不是就是說他們迷信呢?不是的。因為在這裡“主”是一個符號,意味著平等——“我們所有的人,死後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樣的”。因此無論你對“主”,對上帝怎樣崇拜,都不會造成個人崇拜、領袖崇拜。這就是別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後到了整個墓園的中心區,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沒有任何文字。這浮雕也令當時的我十分驚詫。因為按照我們的想法,它的內容應該是歌頌這些犧牲了的美國將士,如果要我來為我們的革命墓園設計的話,那就是一幅戰士端槍衝鋒、領袖在後面揮手之類的圖景;但我一看卻完全不是這樣,很讓我感到驚奇。它刻的是一個半裸的小夥子雙手持劍,這樣握著,邊上有一些樹林——哦,我明白了。這是聖喬治。所有歐洲人都知道的民間傳說裡斬惡龍、救愛人的聖喬治。這是用聖喬治這個形象代表全體犧牲的美國將士。而且聖喬治臉上沒有一點勝利的喜悅,完全是面臨大搏鬥的緊張,兩手緊握寶劍、雙目凝視著遠方正在撲來的惡龍。這形象一下打動了我。

後來我又看見有個墓碑,上面既無姓名籍貫又無部隊番號,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譯出來就是:“這裡躺著一個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誰”——這是一個無名戰士的墓。按照我們這邊,任何革命墓園,都要審查歷史。如果你連姓名都沒有,就沒有資格進革命陵園,因為萬一你是叛徒呢?而別人就是沒有姓名的也一樣給他立了碑。

我說:“他是猶太人。”凡是讀過《舊約》“出埃及記”的都知道,摩西帶著以色列人(猶太人)在沙漠裡走了幾十年都沒能回到故鄉,摩西死後由大衛王繼續,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顆星指引方向,這就是“大衛星”。我說這表明別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後他又說“還有個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見有個東西在夕陽的餘輝裡閃著金光,到了那塊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驚:“這裡躺著我們十八個戰友,由於他們身體的部位已難以互相區別,因此讓他們在這裡一起長眠”——這是那些身體被炸成碎塊、難以區別這塊是張三的、那塊是李四的,只曉得是這十八個人。如果喊我來管,乾脆刨 18個坑,每個坑裡弄一點進去不就了事了?結果別人不。就是說人死了都不要欺騙他,不能欺騙死者,要讓他死後都能夠真實(掌聲)。這些都使我感動。離開時偌大一個墓園只有我和我的菲律賓朋友,在黃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捨。最後我去看它那個紀念窗、紀念圖,比這個牆還高。其中有一張圖,地圖上畫的是從中國內陸、從四川畫了一個紅色箭頭,越過整個中國、越過黃海直插東京——這就是畫的我修過的廣漢機場,從那裡500架B-29去轟炸日本東京的示意圖!看到這張圖我一下子泪灑衣襟,因為我修過它的跑道,這跟我有關!

所以在10年前,二戰勝利50周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二戰我修飛機場》。這篇文章是台灣的約稿,後來佔了一個整版,說是這篇文章讓我們又回復到當時中國的艱難情景中,連小小13歲一個學童都要去修飛機場,可見國家、民族的危機之嚴重。文章發表後就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個名叫“林達”的美國女士,到成都後通過各種關係找我,最後由一個考古隊的朋友帶到我家裡。她問我:“你是不是寫過一篇文章《二戰我修飛機場》?”
我說:“是。” 然後她出示一張照片,一言不發盯著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級空中堡壘”B-29。我就告訴她“這是B-29,但是你們已經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還有一個炮塔,像鍋一樣凸出來的也沒有了。”

於是她才告訴我,說“我來找你是因為,我的父親曾經從廣漢機場駕駛B-29去轟炸東京,他讀了你的文章後要我採訪你。”我連說那時我還是一個13歲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個星期的機場。她說你把當時關於美國飛行員的各種所見所聞都講講吧。我說好,我來講講。

於是我就把當時所見美國飛行員是什麼樣子給她描述了一下。林達後來給我打來電話說,美國有一個“B-29協會”,全國還有400多個B-29飛行員在,他們要建立一個B-29紀念館,美國政府給了他們一架飛機,相片上那架就是。這個紀念館中心砌了一個台子安放這架B-29,周圍砌牆用的每一塊磚上都刻著一個名字,凡是跟B-29有關的人員——飛行員、地勤人員等等全都有份。她父親說“那個13歲的年輕人為B-29修過跑道,我出錢!”她父親出錢訂了一塊磚,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聲)。

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國人的認真。比較起來,有位志願軍戰士對我說他們重新到朝鮮去,他戰友的墓已經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鮮人挖了。這就是“親兄弟”,“鮮血凝成的友誼”;而那個是“帝國主義”,別人還記得起太平洋這邊一個13歲的娃娃,修過7天飛機場!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美國人是我們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訴在座各位的只有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講不清。我講得拖遢佔了大家時間,對不起。(長時間熱烈鼓掌)

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讀書會“紀念抗戰勝利一甲子”討論會上的演講摘要

轉自:大學生論壇http://bbs.chinaue.com/html/

流沙河:當代中國著名詩人。四川金堂縣人。1931年生,讀中學時開始發表詩作。1952年任《星星詩刊》編委。1957年出版詩集《告別火星》,發表組詩《草木篇》。被劃為右派後,被迫回家鄉做鋸木工謀生12年。文革結束復出,其詩作《故園六詠》獲1980年全國優秀新詩獎。現任《星星》詩刊編輯。

200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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