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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帝國的夢想

曹長青

歐洲被視為文明之地,但它也是近代人類災難的源頭:德國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俄國興起的共產主義革命,更早時的法國拿破崙血腥征伐,羅伯斯庇爾的斷頭台,都向世界示範並輸出了暴力,僅二十世紀,就在全球造成一億三千萬人的死亡。

帝國霸權的夢想,往往給周邊小國帶來噩夢:被侵佔、被奴役、被兼併的悲憤記憶,充塞小國的歷史。1996年我第一次訪問波蘭,在華沙接受當地一位記者採訪時,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對俄國人的反感。這位女記者聊天時說,她對俄國厭惡至極,永遠都不會再說一句俄語,雖然她精通俄文。

波蘭在二戰中被德國和蘇聯侵佔,戰后又像其他東歐國家一樣,被迫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被共產主義奴役。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波羅的海三小國,才獲得獨立。烏克蘭、喬治亞等也從大蘇聯分離出來,陸續加入西方的民主陣營。

但那個幅員遼闊的俄羅斯的存在,尤其普京上台后致力恢復大俄羅斯的野心,讓這些原東歐國家忐忑不安,它們爭先恐后要加入北約,希望不再受俄羅斯的霸權之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關口下,俄國軍隊以保護在南奧的俄國僑民為由,悍然侵入主權國家喬治亞,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全球焦點。它甚至讓人想起當年薩達姆的伊拉克,一夜之間揮軍湧進了旁邊的小國科威特。可想而知那些原東歐國家的感受和反應。

美國總統布什表示,“衛星國和向全球滲透的時代已經過去”。等于明確拒絕俄羅斯的舊夢復燃。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肯恩發表“我們都是喬治亞人 ”的專文,表示“美國人民是喬治亞的后盾”,並措辭強硬地提出幾點懲罰方案,包括考慮凍結俄國在海外的資產,建議取消2014年在俄國舉辦的冬季奧運會,把俄國從八大工業國中拿掉。英國外長也對此同感,英保守黨主席更明確呼籲應這麼做。《華爾街日報》對此發表題為“必須叫普京付出代價”的社論說,“俄國侵入喬治亞容易,但國際社會不會讓它以后的日子容易”。

●強國至上的底座是群體主義

在俄國力爭加入世貿組織,想跟西方和解,正民主轉型的時刻,為什麼會有這種明顯惹怒西方、更嚇跑周邊小國的愚蠢舉動?這背后至少有五個歷史和現實原因:

首先,和俄國領袖的大俄羅斯夢想有關。普京原是克格勃情報官員,他的共產黨教育背景,被灌輸而定型的群體主義價值觀,都使他執政后,自然地把強國、國家至上作為執政目標,而不是人的自由。普京曾說,大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的最大災難”,因而他要重建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即使不恢復原來的版圖,也要重現俄羅斯在世界舉足輕重的大國地位。經濟改革,尤其全球石油價格爆升,給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第一是沙特阿拉伯)的俄國經濟,帶來巨大收益(石油佔俄國整個出口的五分之四),使俄國更有恢復強國舊夢的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周邊的小國競相加入北約,想完全不受俄國勢力影響的趨勢,令莫斯科難以忍受,因為這等于和它的大國夢想背道而馳。因此莫斯科利用這些周邊小國都依賴俄國天然氣和原油,用能源作為“杠桿”,向他們施壓。不久前,當捷克表示支持美國部署導彈防禦之后,俄國就把向捷克提供的石油削減了40%。俄國總統梅德維傑夫誓言,“報復行動會逐步升級”。

面對掐斷天然氣、原油供應的威嚇,烏克蘭、喬治亞沒有屈服,這使莫斯科氣惱、憤怒。于是選在北京奧運開幕,美、法等西方領袖在那裡看表演之際,突然採取軍事行動,用坦克方陣和空中優勢的狂轟濫炸,想教訓一下喬治亞,更殺一儆百,警告烏克蘭等。

其次,和俄國人的民族主義有關。普京的恢復大俄羅斯的夢想,在俄國民眾中得到巨大迴響。可想而知,在共產政權七十年的灌輸下,群體主義思維已深入人心。正是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導致非常多的俄國人仍鍾情于一個強國,而不是重視個人的強大。這種后共產主義慣性,在原東歐國家也存在,但因為它們不是大國,就不像俄國人那麼強烈,那麼理所當然。群體主義價值慣性,導致相當多的俄國人更看重“穩定”的價值,而把個人自由視為帶來動亂和犯罪的源頭。俄國的民調顯示,在“自由”和“秩序”之中,超過一半人選擇后者。俄國的成人就業人口中,非正常死亡者,有一半是因為酗酒。患艾滋病的人數,排全球第二(第一是南非)。

這種民眾心理背景,給了普京式的領導人掌權機會。曾作為幕僚長被普京一路提拔、一手選定的接班人梅德維傑夫,以超過七成的高票當選總統。普京改任總理,明顯是“垂簾聽政”;但普京提出的宏偉12年計畫,把俄國人吸引到甚至希望他修改憲法再繼續做總統的地步。按照普京的藍圖,到2020年,俄國經濟將進入世界五強,一半的俄國人將成為中產階級,俄國人均收入將增四倍,由2007年的年入6312美元,增至3,2400美元。這個美麗的前景,誘惑俄國人把普京視為偉大舵手,任他領航。

●斯拉夫主義毒化知識份子

第三,和俄國知識份子的斯拉夫主義有關。俄羅斯歷史以來,知識人就有強烈的被稱為“斯拉夫主義”的大俄羅斯情結。認為俄羅斯是最優秀的民族,物欲化的西方是墮落的,只有俄羅斯精神才能拯救世界。近代俄國的大作家和評論家等,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更別提那些革命者,無論有神論、還是無神論者,在大俄羅斯主義上,都能找到重疊點。像最近去世的前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大俄羅斯主義者。他以《古拉格群島》等作品揭露了共產暴政,因此被迫在西方流亡了二十年,但他返回俄國后,還是強調西方墮落,俄羅斯要強大,而不是人的自由。他甚至提出要恢復原來大蘇聯的版圖。因此他和普京一拍即合,成為“國師”那樣的角色。如果索氏今天還健在,很可能會支持俄軍入侵喬治亞,甚至可能會叫好歡呼。

俄羅斯知識份子的這種傳統,在今天的俄國仍有迴響。因此,當普京為了強大俄羅斯,提出不要“議會民主”,應實行“主權民主”時,並沒有受到俄國知識界的強烈質疑和反對。而所謂主權民主,就是用強調主權和國家強大,而加強總統等克里姆林宮的中央權力,弱化國會所體現的人民權利。

●東正教和普京思維“政教合一”

第四,和俄國東正教的團體觀念有關。美國宗教史專家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暢銷書《世界宗教》中說,當年東正教所以和羅馬天主教分道揚鑣,主要分歧在于,東正教不願承認羅馬教宗的個人權威,他們要全體教士“集體領導”。這種“強烈的團體感覺”使他們提出“一個人可能單獨被詛咒,但卻只能與別人一起得救”這樣的概念和教規。因此東正教沒有自己的“教宗”,也沒有那麼多教會等級,強調教眾說了算。史密斯引述評論說,“和西方比較,它較重視聯合而少重視個性”。這樣一種群體主義傾向,再加上基督教本身的反富、極端強調平等的觀念,還有后來東正教更顯露出來的反西方傾向,都為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俄國首開先河提供了條件。

最近,一位俄羅斯東正教教士,拍了一部在俄國引起轟動的電影《帝國的毀滅:拜占庭的歷史教訓》(The Destruction of an Empire: The Lessons of Byzantine History),強調拜占庭帝國所以崩潰,主要因為引進了西方價值,尤其是西化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影片認為,正是個體主義,導致人們不再和統治者站在一起,損害了國家安全,拜占庭等于把信仰給毀了。這部影片的結論是,不要走西方的道路。這種思路,和當今統治者很合拍。普京曾公開說,“我們尊重西方好多世紀形成的價值,但是,這不能成為我們的標準;所有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國情,應走自己的路。”今天,俄國東正教和統治者,有一種默契的思想“政教合一”。

●沒有清算共產主義的代價

第五,和俄國沒有清算共產主義有關。美國知名的蘇聯問題史學家、哈佛退休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今年五月號《評論》雜志(Commentary)撰文說,和后納粹的德國不同,后共產主義的俄國,從來沒有和極權的過去切割,因此共產蘇聯的遺跡,今天在俄國隨處可見。他引述幾年前的一項俄國民調,多達30%的俄國人居然不知道“蘇聯”已經不存在了。雖然列寧格勒已改回叫聖彼得堡,但周邊仍然被稱為“列寧格勒地區”。列寧的水晶棺仍在紅場,他的塑像仍到處可見。三分之二的俄國人為蘇聯的消失而感到“遺憾”。當被問到,如果共產主義者發動政變、奪取權力,你們怎麼反應時,他們說不是參加這種造反就是合作,或至少做壁上觀,只管自己的事。只有10%說他們會起來反抗。

派普斯教授說,在克里姆林宮的指導下,最近俄國修改了歷史書,把斯大林歌頌為最偉大的國家領袖,因為他鞏固了沙皇留下的帝國,打贏了二戰,使國家工業化,並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

派普斯感嘆說,看到俄國今天的這一幕幕,真令人遺憾,多數的俄國人沒有能力面對自己國家的過去,而如果他們想創造一個新的開始,不面對過去是不行的。但正相反,他們好像是自己最糟糕的敵人,缺乏自信,導致相信外部是一個敵對的包圍他們的世界;自己犯錯,卻怪罪他人;同時被自己的領導人誤導。

這位資深的蘇聯問題專家認為,面對普京的俄羅斯帝國夢想,西方不可后退、妥協。用像當年西方和希特勒簽署犧牲小國條約的做法,絕對是錯誤的道路。這次俄羅斯軍隊入侵喬治亞,就是一個試探,而美國和歐洲的強烈反應,則是一個清晰的回答。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民主時代,俄國還想做帝國霸權的夢,可能只是黃粱美夢。

——原載台灣《看》半月刊2008年8月27日

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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