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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和法西斯美學

曹長青



談到奧運會,人們不期而然想到1936年柏林奧運會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因為兩場奧運會都是由專制國家主辦,開幕式都是宣揚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群體主義。而且兩場奧運會都是由當紅的御用專家導演拍攝,用藝術手段給“黨國強權”披上耀眼的輝煌、迷人的神聖。

在納粹德國,女導演萊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三六年柏林奧運》,尤其是記錄納粹黨代會的《意志的勝利》,被視為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之作。在共產中國,當紅導演張藝謀,則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強權、集權“統一天下”的《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被欽定為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總導演。

瑞芬斯丹和張藝謀雖然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但他們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比較兩者的異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國納粹和共產主義的美學觀有多麼驚人的共性。

第一個類似:底層出身、個人奮鬥,到官方“加持”。

近年美國出版了兩本有關瑞芬斯丹的傳記,一本是譯自德國科隆大學影視藝術史教授特林本(Jurgen Trimborn)所著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國學者巴赫(Steven Bach)寫的《瑞芬斯丹傳》。據這些傳記,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個底層家庭,父親是水管銷售員。但她從小就要出人頭地,16歲時,就曾飾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電影完全失敗。隨后她轉向跳舞,曾和一個比她大19歲的粗鄙網球手同床,並學會了她后來的信條——利用男人達到自己目的。一個猶太銀行家曾愛上她,她拒絕結婚,但樂見這個銀行家出錢出力幫她跳舞出名。她自我奮鬥,但不斷受挫,還一度膝盖受傷,使舞蹈生涯無法繼續。直到她在電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納粹美學,她才開始大紅大紫。

希特勒說,“我一生在電影中看到的最美麗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為希特勒從中看到了這個女人的偶像崇拜,權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權后,瑞芬斯丹就成了納粹藝術宣傳的首席指揮,更是法西斯美學的展示者、闡述者,並藉此達到了她藝術和聲望的頂峰。

張藝謀也出生在社會底層,並在上山下鄉、工廠勞動時吃了苦頭。后來進入電影學院,靠個人奮鬥出頭,早期作品曾帶抨擊制度的色彩,也描寫荒唐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他靠在國外獲獎成名,卻在國內受挫,好幾部電影都曾被當局禁映。后來其作品則越來越“規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識形態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戲劇)、《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就已成為官方導演,到出任奧運開幕式總導演,其地位則竄升到共產文化宣傳的“紫禁城總教頭”地步;像瑞芬斯丹一樣,成為權力者的“寵物”。

第二個類似:美學趣味相投。

瑞芬斯丹在兩部記錄片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她的法西斯美學。她史無前例地用一連串的群眾吶喊、軍人方陣、高山大海、紀念碑、遊行隊伍等整齊劃一的大場面,製造出一種秩序的威嚴、權力的崇高、意志的戰無不勝。

在《意志的勝利》中,那種人群方陣、旗幟海洋,齊刷刷、炮筒般高揚的納粹禮,把國家主義、群體主義、民族主義的意像,放大到美學的極致。在《三六年柏林奧運》中,奧運精神被置換成納粹精神;最應體現個人自由的奧林匹克,成了群體狂熱的法西斯英雄儀式;銀幕上“戰鬥” “勝利”等旁白,預示了后來的奧斯威辛和征服歐洲的屠殺。

美國有評論家說,法西斯美學的特點是:對控制、服從、奮鬥、痛苦這四種特性的著迷並為之辯護。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是領袖控制一切,人民服從國家,為日爾曼民族奮鬥,什麼痛苦都堅忍前行。因為他們相信群體主義的遠大目標是輝煌、壯麗的,是值得犧牲、獻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觸目皆是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群體陣勢,那種絕不可被挑戰的秩序,那種令個體不寒而慄的霸氣。

張藝謀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遺傳,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攝手法和美學意圖上,幾乎是《意志的勝利》的翻版;也是極力鋪排大場面、大氣勢,大群體。那種整齊劃一、威風凜凜的秦皇大軍,那銅牆鐵壁、不動如山的武士方陣,象征著不可挑戰、無法逾越的帝王權力。任何挑戰,任何異議,任何不同,都會被萬箭穿心,像螞蟻一樣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志的勝利》裡,把希特勒回到紐倫堡拍得如彌賽亞回到人間一般壯麗。張藝謀則把《英雄》裡的秦皇亮相、《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絕對權力的降臨,象征著皇帝的至高、至尊,絕對的等級,絕對的權力。所有人都驚惶、緊張、敬畏、恐懼,他們都是整齊劃一的螞蟻,規格相同的螺絲釘,毫無個體氣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攝影機下,納粹手臂是統一的,軍靴邁進是統一的,旗幟和掌聲是統一的。在張藝謀的秦王大軍那裡,萬劍射殺是統一的,“殺不殺,殺!”的喊聲是統一的,“風,大風”的吼叫是統一的;在《滿城盡帶黃金甲》裡,連宮女制藥、送水的動作都是統一的,甚至連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籠裡的饅頭一樣被擠成統一規格。他用這種誇張的“整齊劃一”,造成一種視覺效果,促人欣賞“整齊之美”;而在欣賞“整齊之美”的過程中,就潛移默化得到一種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統性、一貫性,不僅有其無法挑戰的威力、威嚴,更有令人欣賞的絢美。在這種“整齊劃一”的美麗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個性,都會因破壞這個“統一之美”而令人無法接受。

這種群體主義美學,在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中更為突出:千百人組成一個方陣,千百人構成一個畫面,千百人變成一道景觀,其步調一致到可與電腦控制比美的地步。

這種高度一致、整齊劃一的畫面展示的是:群體才是最美麗的,群體是至高無上的,只有在群體之中,你才有價值;沒有群體,就沒有你。張藝謀要傳遞的是:在這個燦爛、美麗、威嚴的群體面前,個人是多麼的渺小,只有成為這個雄偉群體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驕傲之感。這種一種鞏固君王統治的群體主義哲學,這是一種踐踏個體主義的專制美學!

張藝謀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這個技術層面,他也毫不掩飾地展現那種法西斯美學。例如《十面埋伏》是綠色,《英雄》是紅色,《滿城盡帶黃金甲》是菊黃。張藝謀在每一部電影裡,把一種顏色推到極致;用這種全銀幕的同一色彩,呼應上面那些統一的群體、統一的行動、統一的吼叫;再次用視覺效果,強化“整齊劃一”、群體的輝煌。在這裡,無論是全綠,全紅,還是全黃,關鍵在于“全”,是獨尊的全色,沒有余地的單一。在這個“全色”裡,任何的雜色,都會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许。

這種表現群體意志、整齊效應、單一色彩的藝術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識形態非常吻合的觀念:那就是把“群體、統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對“個體、獨特”則不僅蔑視,更要泯滅。

除了群體、整齊劃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歡拍體育場的宏偉建築、高聳的紀念碑等,因為這種意像更具崇高感、權威感;有法西斯美學所需的壯觀、神秘、權力三要素。而張藝謀則喜歡拍紫禁城、宮殿群,也是因為這種輝煌的建築,本身就是皇權的象征。《英雄》的結尾在紫禁城,《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結尾也在紫禁城,都標示著最后是宮殿所代表的權力勝利。

第三個類似:國家意志相近。

瑞芬斯丹的鏡頭,放大的是國家的崇高,日爾曼民族的優越,領袖的偉大;張藝謀的鏡頭,渲染的是“天下”的至聖,中華民族的輝煌,皇帝的威嚴。在這種“世界”,個體的存在,個性的聲音,個人的自由等等,不僅微不足道、毫無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敗、滅亡的命運。在《英雄》裡,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俠客,都以自我毀滅告終。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即使貴為王后、太子,只要違背父王意志,也都身敗名裂,遭滅頂之災。那種父王大軍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陣,以及萬眾齊聲的吶喊,都是瑞芬斯丹《意志的勝利》的迴響,即權力意志的勝利,同時也是想脫離王者的個人的毀滅。

對于瑞芬斯丹來說,德意志的強大,日爾曼的崛起,是高于一切的;而領袖則是國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國”。

對于張藝謀來說,則是“朕即天下”,天下高于一切。為了這個“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殺戮,導致千萬人頭落地,那個最終的勝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倖存者還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動,自己了斷,自我神聖。

在《英雄》中,那個要殺秦王的刺客,最后被朕要統一天下的雄心偉業感動,放棄到手的機會,選擇被萬箭穿心,成全那個“天下”。他死的時候,沒有憤怒,沒有悲傷,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個被洗腦、把四個手指頭硬看成五個的史密斯一樣,在被處決的時候,是含著對老大哥的敬意和滿意的微笑而離開的。這才是最大的殘酷。

正是這種國家意識,瑞芬斯丹把體育比賽拍成了“一種儀式化的英雄偉業”,個體之間的競賽,變成國家意志的對決。當德國選手獲獎、德國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時,個人的勝利,已經成為群體要求的勝利、國家意志的勝利,德意志的榮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勝利》譯成《德意志的勝利》。

第四個類似,效果殊途同歸。

《極權主義的起源》作者阿倫特說,極權主義最重視掌握兩樣東西,一是群眾,二是宣傳。納粹宣傳家戈培爾宣稱,要把電影變成一種宣傳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虜大眾的手段。瑞芬斯丹的兩部紀錄片,對宣傳納粹主義,對人的洗腦,所起到的無形而巨大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有記載和評論說,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泪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網站上,還有人寫道,“人們再一次感受到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國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如果學生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還有中國網民激憤地為瑞芬斯丹抱不平說,“一個神話追求者,最終將她的生命編織成神話。一生酷愛運動和美的美麗女子,究竟錯在哪裡,罪在何處?”

張藝謀那種推崇國家、維護天下、榮耀暴政、獨尊群體、泯滅個體的電影,在中國個人主義意識剛剛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殺、窒息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

第五個類似,“英雄”所見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2003年去世、活到101歲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沒有為她的納粹宣傳認錯,堅持認為那兩部片子不是“宣傳性的紀錄,而是純粹的歷史”,並強調對納粹集中營一無所知,在波蘭時“我從沒看到一個屍體,無論士兵還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國學者巴赫的傳記說,有照片證實,納粹在波蘭一次處決幾十個平民的屠殺現場,就有瑞芬斯丹,雖然她臉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奧運》,特意選在希特勒生日舉行首映式,作為“生日禮物”獻給元首。希特勒則回報說,“這部作品讚美了我們黨的強壯和優美,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比擬的。”

早在納粹上台前,她就說過,“只要猶太人做電影評論,我就永遠不會有出頭的機會。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會改變的。”希特勒第一次見到她,就決定“等我們掌權,你一定要給我們拍電影。”而她曾對記者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量,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Algis Valiunas)在2007年秋季號《克萊蒙書評》上發表對上述兩部瑞芬斯丹傳記的評論說:“聲望,金錢,權力,誘惑她和納粹交易”。但從瑞芬斯丹的一生來看,她的強人氣質(72歲開始學潛水),征服欲,事業狂和紀律性(她說不會愛任何一個男人),都使她的日爾曼國家觀和納粹不謀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當局。她說過,即使丘吉爾要她拍,也會拍出這樣的紀錄片。

在生命晚期,她還夢想拍一部女王電影:美麗、英勇的女戰士族的女王,最后被希臘英雄所殺,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對女王的愛慕,和她的屍體交媾。瑞芬斯丹說,“我會用二千匹白馬拍攝戰爭搏殺的場面”,還是要大場面,要“意志的勝利”。她說,那個女王就是我的個人肖像,熱情果敢,充滿勇氣。聽到有人拍她的傳記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愛,被迫害,永不被忘記。這種勁頭本身就帶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傳說的希特勒的情婦,也是他的“靈魂伙伴”(soul-mate)。

張藝謀的“天下”國家觀,也是和官方意識形態“不謀而合”。雖然很懂得“藝謀”,何時“悄悄示愛”,何時“公開獻媚”,拿捏準確,但張藝謀也並不是全然逢迎當局,而是自己欣賞那個意識形態裡的東西,可謂一拍即合。而且張藝謀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譚盾曾在電視上這樣評論張藝謀:“他是一個英雄,這個人他就是想當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實上,《英雄》這個片名和譚盾對張藝謀的評論都用詞不當。他們歌頌的、想成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掙脫群體、不靠團伙而站立的個人;而“王”是踐踏個體、毀滅個人、完全依賴群體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個不同:原創和模仿,陽剛和陰柔。

但瑞芬斯丹和張藝謀也有不同,起碼有三點:瑞芬斯丹的片子畢竟有些原創:銳利的線條、亮眼的蒙太奇、張力的影像,律動的畫面,廣角特寫等。而張藝謀的電影,則有太明顯“二手貨”的模仿痕跡。只不過當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調動鮮豔的色彩,把國家權力的形象,鍍得光芒萬丈。像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就用了三萬個琉璃,使皇宮放射出更耀眼的輝煌。

瑞芬斯丹有一種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聖。納粹沒有了,瑞芬斯丹還在,她的“女王之夢”還活著。而張藝謀的雄心,似有暴發戶的底氣不足。靠“天下”壯膽,他才能架起“王”朝幻夢。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還能繼續嗎?

第三個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軍隊、紀律、鋼鐵、機械、勝利建構出一個陽剛世界。而張藝謀的電影,則體現中國特色的陰柔。在瑞芬斯丹那裡,是鐵騎的陽剛;在張藝謀這裡,有閨房的陰柔。前者擴張國家的威風,后者渲泄團伙的委瑣。前者充斥奇觀、神秘、權力,后者則匯集陰險,陰謀,陰暗,並浸透著刻毒和殘忍。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在他的書評結尾說,瑞芬斯丹“就像是個現實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給邪惡戴上美麗的面具,宣稱她一生都活在純潔美麗之中。”而張藝謀則是給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讓十三億中國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

2015年12月20日改寫

201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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