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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精神病院裡的政治犯

曹長青

共產蘇聯曾把異議人士關進精神病院“治療”,今天已不是秘密。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耶夫的那本《誰是瘋子?》就曾詳細揭示了這種迫害過程。當年蘇聯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直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終止以精神病名義迫害異議人士的做法後,才被允許重新加入。

近年不斷有報道說,中國政府在“學”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異議人士。1992年在天安門廣場打出“平反六四”橫幅的王萬星,就被關進精神病院,至今已經10年了。他妻子說丈夫根本沒有精神病。但醫生診斷王萬星是“偏執狂”。根據精神病治療手冊,患這種病的人如對社會構成危害,要終身監禁。

王萬星到底有沒有精神病?他的情況是個別的,還是有某種代表性?在“世界精神病學協會”8月底於日本橫濱舉行三年一度的世界大會之前,美國“人權觀察”和荷蘭“國際基金會”聯合發表了一份長達28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九十年代,中國因政治原因而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於該報告是以中國官方精神病學刊物中的數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國際輿論的重視。
雖然人們仍可質疑這個推算數字的準確性,但以我本人在中國的精神病院工作的經驗,以及具體瞭解到的“病例”,可以證明這種問題是存在的。

我在上大學前,曾在黑龍江省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半。大約1972年左右,省公安廳給我們醫院送來一個“台灣特務”,說要進行司法鑒定。出於好奇,我去特護房間看了這個“病人”;結果相當失望,因為想像中的間諜都是精明強幹,或者像007那樣瀟灑睿智,但我眼前卻是一個臉色蒼白,身材瘦小的17歲男孩。

通過主治醫生得知,這個少年是在當地克山縣火車站發現的,他說和“阿姐”在一個地下室長大,阿姐不斷向台灣發報。公安人員按他說的地址,各處找了兩年,用掉幾萬經費,也沒找到那個發報的“阿姐”;後來懷疑他可能有精神病胡說,因此送來鑒定。

當時醫院使用了特別的鑒定方法,用藥物把這個“病人”的血糖降到最低點,即臨近死亡邊緣,意識能力喪失,然後公安人員模仿他阿姐的口氣,向他要聯絡暗號和地址。中國曾紅極一時的革命小說《紅岩》中就有這樣的情節,國民黨特務給中共《挺進報》主編成崗使用這種藥物,在他意識喪失之際,套出了他上級的聯絡地址,結果使重慶的中共工委書記許雲峰被捕。

這種鑒定法的壞處是,病人身體不僅受很大損害,而且一旦血糖降低時間過長,或搶救不及時,就有生命危險。醫生們對這個“台灣特務”這樣偵測了兩次,都沒有套出需要的口供。最後一次,由於搶救失效,這個少年死了。

今天回想起來,這個少年不可能是什麼台灣特務,他可能就是一個誇大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些阿姐的情節,是他的臆想。從常識角度,國民黨的特務在克山那樣的小縣城能發什麼報,那個縣城既不在邊疆,更無任何軍事設施,這個農業縣在全省出名,主要是因為出了“克山病”(一種因水質導致的大骨節癥)。
《紅岩》是小說,那裡是國民黨殘酷對付共產黨人;而我目睹的是真實,共產黨把虛幻抓到的“台灣特務”真治死了。歷史真成是一幕諷刺劇。

第二次遇到類似病例,是在1986年。當時黑龍江省伊春市有個叫王福綿的工人,不斷上訪告狀,揭發伊春市委書記王斐貪贓枉法,以及包庇他的兒子“王小三”胡作非為。王小三被當地人稱為“王衙內”。結果王福綿被以“侮辱誹謗罪”判了三年。王福綿不服,服刑了兩年多還在監獄大喊,“只要老子活著出去,就到北京去告你們這些貪官污吏”。刑滿釋放後,王福綿果然去了北京,不僅向中央信訪局遞了材料,還帶著他的朝鮮族妻子李華生一起,找到當時寫了不少揭發冤案等報告文學的《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的家裡,向他面訴了冤情。

但就在劉賓雁所住的《人民日報》宿舍大院旁邊,從千里之外開來的伊春市公安局的4輛小車,已埋伏在四周。王福綿從劉家一出來,就被塞進警車,拉回了伊春。

這時伊春市委書記王斐已被提升為“中共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權力更大了。王斐們決定不再判王福綿徒刑,因為刑滿釋放,他還會去上告。他們指控王福綿有“偏執狂”。偏執狂是精神病中最難治的一種,如果對社會構成危害,需要終生關在精神病院。

伊春市公安局從我工作過的那家醫院請去了三位醫生,給王福綿做司法鑒定。三位醫生被好吃好喝招待後,僅和王福綿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然後就按照伊春公安局的意見,把王福綿“確診”為“偏執狂”。

劉賓雁對此相當憤怒,因為王福綿是在他家門口被抓走的。他爭取了兩年,最後《人民日報》領導同意調查這個案子。他帶了兩名青年記者,去了黑龍江。但黑龍江省委推諉說,查不到王福綿在哪所精神病院。我當時已在《深圳青年報》工作,正好當時回家鄉看父母,於是劉賓雁托我利用原來在精神病院工作的關係,查王福綿的下落。

經過原來的同事提供的線索,最後查到王福綿被關在哈爾濱市郊外50公里的“黑龍江省公安廳精神病管制院”。於是赶去那裡,這是我第一次到這所特殊醫院,它不僅地處荒郊野外,四外不見人煙,而且有高牆、鐵絲網,門是鐵門,和監獄差不多。醫生、護士都內穿公安制服,外套白大褂。

這家醫院的副院長,是從我原來工作的醫院調來的,通過他的關係,我見到了王福綿,但護士一直在場。雖然談話僅有十幾分鐘,但我沒有感覺王福綿邏輯思維有問題。最後握別時,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把一個小紙條和一點錢塞到他手裡,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麼回事,機警地把東西攥進手裡,護士一點也沒發現。僅從這一個動作,也使我感到王福綿腦子是好使的。我在紙條上告訴他,劉賓雁已來調查他的案子。

後來還是通過那位副院長的關係,劉賓雁和他的兩名助手一起到這家醫院採訪了王福綿。劉賓雁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寫道,“院長和病房的醫生經過一年多的觀察,都覺得王福綿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們和王長談,把他的話錄了音,覺得他神智清醒,邏輯能力很強,毫無病態。”

為了瞭解王福棉被鑒定為精神病的過程,我和劉賓雁又坐了一夜火車,專程去了黑龍江省精神病院,找到那三位給王福綿鑒定的醫生。其中兩名資深醫生認為王福綿僅有人格障礙,但那位年輕的醫生堅持認為是偏執狂。說來也巧,這位年輕醫生原來是給馬看病的獸醫,兩年前改行做了精神科醫生。最後伊春公安局覺得“偏執狂”這個病名比較合適,於是王福綿就被和七個真正的瘋子關在了一個病房。

劉賓雁返回北京後,把王福綿的冤情寫成報告遞交了胡耀邦和胡啟立;還沒等有下文,就開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劉賓雁被開除黨籍,胡耀邦被迫辭職,我也因簽發勸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而遭撤職反省,報社被關閉。後來我把王福綿的冤案寫成文章,用筆名發在了香港《百姓》雜誌上。

在臨來美國之前,我在深圳收到王福綿的一封信,得知他最後屈服了。因為沒有人再能救他,為了不被當作偏執狂關在瘋人院一輩子,他認罪了,同意了公安廳的一切說法,並在省公安廳草擬的四條保證上簽了字﹕出院後不上訴不上告;不亂說亂動;不和劉賓雁等壞人聯係交往;遵紀守法、永不翻案。簽字後,他被送回家鄉。他信中說,不再和他們鬥了,要做點小生意。

其實王福綿有一點還是幸運的,那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時,吃的不是真藥。正常人多年吃那種治療精神病的藥,最後也得吃成痴呆。那位我認識的副院長經過我們做工作,最後同意只給王福綿吃假藥。當年醫院為鑒別假病人(如上山下鄉青年為了返城),製作了一種假藥,它和真藥氯丙秦一模一樣,但裡面是澱粉。今天用真藥,明天派假藥,然後讓病人談感覺,那些裝病的人,幾次就說出了破綻。
當年轟動中國的日本電影《追捕》中就有這樣的情節,高倉健飾演的那個遭到陷害的杜丘,被關進精神病院強迫吃藥。但護士一走,他立即把藥想法嘔出來,不然的話,他最後就會像室友橫路靖二那樣,在藥物作用下,變成痴呆,讓他從樓上跳下去,他就會縱身自殺。

從黑龍江省公安廳最後釋放王福綿的方式可以看出,公安人員並不認為他是偏執狂,因為讓精神病人簽署那種“保證”,不合邏輯和常識。它只能證明公安機構是把王福綿當作正常人對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來懲罰異議者。

王萬星的情況也類似,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王的妻子“為了使丈夫早日回家﹐她只好在明知丈夫沒有病的情況下,違心地接受當局的數十條苛刻條件和安排,而當局卻又一再食言。”“最近有關部門又向她表示,要放王萬星回家,但依然附帶諸多條件。”如果王萬星真的是嚴重的偏執狂病人,按醫學規定不能被“安排”回家,更不應該由公安部門出面安排。這一切都令人質疑背後可能有其他非醫學的因素。

近年中國雖開放改革,但在精神醫學領域,卻有倒退的變化。一是精神病患者大量增加,但得不到及時治療。據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去年4月透露,目前中國約有各類精神病人1,600萬(相當於一個荷蘭),但全國住院床位很少,絕大多數得不到住院治療;二是海外不斷有報道說,中國政府把異議人士、法論功學員、工人領袖等關進精神病院“治療”。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的精神病學助教廬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當局把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關進精神病院,強迫用藥,長期關押,還用電休克的方式來強迫他們放棄信仰。”“人權觀察”的報告說,“在過去一年半中,大約600名法輪功成員被關進精神病院,其中三人已經死亡。”

因此,中國政府如果想“避嫌”,減輕在這方面遭到的國際輿論批評,起碼應進行這幾項改革﹕

第一,放棄中國的精神病鑒定標準,採用國際精神病專業公認的統一標準。王福綿被“診斷”為精神病時,中國的“偏執狂”司法鑒定標準是﹕“一種罕見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強,主觀武斷,剛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較高,精明能幹,但看問題片面,不接受批評;對現象主觀臆測,牽強附會;其妄想有一定現實性,內容並不荒謬。早期易被視為正常人,不過思想偏激而已。”

按照這樣的標準,今天在海外的幾十萬名中國留學生,大概有相當一部份可以被定義為偏執狂,因為很多人的政治見解和中國政府不同(看問題片面),相當堅持自己的看法(自信力強,不接受批評),而且學歷較高(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較高,精明能幹)等等。

中國醫學界應該像對待肺結核、闌尾炎、腦瘤等所有人類疾病一樣,對精神病採用國際醫學界公認的統一診斷標準,而杜絕任何可能被政治和司法利用的定義,放棄有“中國特色的標準”。

第二,改革由公安部門主辦精神病院的制度。不僅當年王福綿被關在公安廳辦的“精神病管制院”,今天王萬星也是被關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屬的“安康醫院”。這種做法不僅混淆了醫學和司法,並給公安機構用精神病院懲罰政治異議者提供了方便。同時也是自相矛盾﹕如果犯人被確診有精神病,就不應該作為刑事犯關押,而應交給地方精神病專科醫院治療;而如果沒有精神病,就應該關進真正的監獄服刑。由公安部門主辦“監獄式的精神病院”,本身就為違法提供了可能。

在西方,犯人被確定有精神病,可以不承擔司法責任,送交純醫學的精神病院治療。前美國總統里根就曾被精神病患者白打了一槍。最近美國最高法院還做出裁決,有精神殘障(還不是精神病)的人,不可被處死刑。

第三,放棄由公安部門出面組織“精神病司法鑒定”的慣例,而交由地方精神病院的醫生獨立進行。王福綿被鑒定是偏執狂,是由伊春公安局出面找的醫生。王萬星也是由北京公安局出面組織的司法鑒定。雖然鑒定小組多由精神病學專家組成,但由公安部門出面組織和領導,容易使鑒定過程和結論被司法機關的想法影響(或左右)。而“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在1996年就宣佈禁止會員基於政治需要而診治“精神病患者”。

第四,對於像王福綿、王萬星等有政治背景、具有爭議的、被海外媒體報道的案例,中國政府如果真的相信自己不是出於政治原因,應該允許“國際精神病學協會”的專家給這些“病人”進行獨立的醫學鑒定和會診。對癌癥、心臟病等疑難病癥,中國的醫院可以請外國醫生和專家會診,對精神病也應該這樣做,以此來證明中國當局對一些精神病人的診斷背後沒有政治等其他因素。

除了在醫學方面的改革之外,當然更根本的是,中國需要司法獨立,才可能使公安機構濫用權力把正常人關進精神病院的行為受到法律追究和懲罰。同時更需要媒體的公開報道,披露這樣的冤案,引起輿論關注和監督。不久前,《南方周末》就公開報道了黑龍江省農民黃淑榮因上訪反映當地的幹部問題,被以“影響穩定”為由,多次強制送進精神病院;後來有20多名精神科醫生給這名“病人”做出了“連輕微精神病都不是”的司法鑒定,參與鑒定的主要醫生都是原來我所在的那所醫院的同事,他們堅持醫生的職業道德,做出了和當局希望不同的鑒定結論。

沒有像王福綿、王萬星那樣在精神病院被關押過的人,沒有在精神病院工作過的人,很難真正地體會和瞭解一個正常人被關進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瘋子關在一個房間裡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監獄還令人恐怖。

中國“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分會”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會員,所以國際醫學組織像對待前蘇聯那樣,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可以迫使它在這個方面進行改革,放出那些“王福綿、王萬星”們,並杜絕把正常人當瘋子的殘忍現象。同時提醒國際輿論重視這個問題,讓自由世界人們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那個最黑暗的角落……

(載《爭鳴》2002年9月號)

20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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