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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獨行的「刺猬」——金恆煒《 民主內戰的必要》序

曹長青

在台灣向民主化和本土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中,金恆煒先生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所謂指標性,就是在某些方面很具代表性,引人注目。

對我來說,金恆煒的第一次「引人注目」,是二千年大選前夕在英文《台北時報》和他相識。當時我受該報之邀赴台觀選,寫幾篇大選評論。金恆煒給我的第一眼印象,是在打領帶之處,扎了個褐色領巾裝飾結,很「與眾不同」。這可能是他的trademark ,因為後來從沒見過他西服領帶。

那天金先生和他夫人張文翊一塊來報社,其夫唱婦隨,配合默契的神態,令人印象深刻。後來在其他場合,也多見他倆成雙結對,形影不離。台灣曾深受中國和日本的大男子主義文化影響,多數情況下是男人們自己為事業交往,女人則守在家中,仍被稱為「內人」,而出雙入對的金恆煒夫婦好像相當「西化」。

後來和金恆煒接觸多了,尤其讀他的文章,更深刻而強烈的印象是,他這個在中國出生、屬於「外省人」的知識分子,卻信奉一種超越地域、血緣、種族的普世價值觀。而正因為這種超越,他才沒有那種絕大多數外省知識分子沉迷的「大中國情結」,而堅定地支持人民的選擇權,為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而奮筆疾書、鼎力呼喊。

在今天台灣藍綠對峙、知識人也由此分野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外省知識分子都傾向國民黨。例如藍營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高層主管,據統計前者近七成、後者八成以上都是外省籍,因此自然成為國民黨的政治啦啦隊,為泛藍的意識形態鳴「報」開道。

有些中國文化人能跨過反專制這一關,但卻無法跨過民族主義的籬障。因為中國歷史悠久,積澱太厚的「大中國」、「大一統」的群體主義瘀泥;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價值,更沒把生命、自由、幸福的權利(美國獨立宣言)作為終極目標,因此中國文化人自然就難以把個人自由(選擇)視為最高原則。在這種文化燻陶下的知識人要想超越「民族主義」,簡直像李白的《蜀道難》所說,「難於上青天」。

例如在台海兩岸都比較知名的文化人李敖和柏楊,都曾反對國民黨,並因此受牢獄之災。同時他們也都曾激烈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推崇「西化」。但最後遇到台獨問題,也就是台灣人的選擇權利時,李敖則像共產黨那樣窮凶極惡地反台獨,甚至跑去北京讚美共產黨創造了中國「盛世」,呼籲學生「擁抱共產黨」,讓它再活一千年。就因為中共「反台獨」,符合他的「大中國」夢想。

柏楊在文化批判上比李敖似乎更激進,提出中國是「醬缸文化」,是幾千年沉澱堆積的腐臭,任誰都無法逃脫被淹沒、吞噬、變成一條蛆、成為《丑陋的中國人》的命運。他在綠島監獄中寫出的近八十萬字《中國人史綱》,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狡詐、刻毒、殘忍、陰險、暴行等,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全書的筆調是同情平民的命運,而非宣揚國家盛世、群體強大。因而在中國被稱為「平民版」史綱。

柏楊當然沒像李敖那樣反台獨,也沒去北京朝拜,但他也卻從來沒有明確地支持台獨,即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反而有時迎合北京的統戰宣傳。例如前年連宋訪中國後不久,北京中央電視台攝制組到台北採訪連戰、宋楚瑜、高金素梅等,也採訪了柏楊。柏楊當時不僅沒替台灣人說一句公道話,還配合北京的統戰調子說什麼「只要能回到家鄉看一看,就心滿意足了,我們還要什麼?」然後又強調「我一生沒有快樂過,我們這種待遇能快樂嗎?我們的境遇能快樂嗎?」然後矯情地說,「我們做不到衣錦還鄉了,能不能平安還鄉?」還一板正經地發誓「我要活到中國的和平統一」。連中共記者回去都說,聽柏楊這麼說,「我起雞皮疙瘩」。

更離譜的是,當中共記者問到,柏楊的幾個子女春節回家拜年時,「那時候(是不是)特開心?」柏楊的回答卻是「除非中國強我才能開心。」

去年在接受香港鳳凰電視採訪時,柏楊說﹕「我二十九歲才來到台灣,我的思考方式、言行舉止,都脫不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要我完全否定這些,不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中國人史綱》雖痛斥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腐敗,但最後柏楊還是強調﹕「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惟一的立足點。」完全是「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口吻,而沒有一絲一毫的超越種族、文化的「普世價值」。

只從李敖、柏楊這兩位曾激烈(也不乏深刻)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向往西方的知識人身上,就可看出,中國文化人要想跨越民族主義是多麼難。我曾問過彭明敏先生,如果殷海光還活著,他會不會支持台灣人建國的選擇權利?他沉思了半天,好像也無法確定。由此就別說那些一向自視「龍的傳人」的龍應台、余光中們了。正因為是這麼難,才映照出金恆煒超越中國人、中國文化、大中國等概念,信奉「普世價值」的難能可貴和鶴立雞群!

在當今綠營的外省第二代知識分子中,和金恆煒一樣理念堅定而引人注目的還有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新聞局長謝志偉等。但他倆和金恆煒還有點不同﹕陳師孟因父親在台南糖廠工作,因而在南部長大,會說一口地道台語。謝志偉的台語則能恢諧幽默,甚至妙語連珠。這種對台語的嫻熟掌握,自然就和台灣人有親近感,增加對台灣的認同。而金恆煒的台語可不那麼靈光,我不知道他能聽懂多少,但好像他根本不會說。我自己不會台語,有時參加台灣人的活動,當一個台語幽默引得滿堂大笑時,自己卻一臉嚴肅,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尤其是參加電視節目時的困窘,當來賓都說台語時,就完全處於狀況外,要全神貫注地捕捉、琢磨他們到底在談什麼,才能插話參與討論。語言的隔閡,在相當程度上會產生情感的隔閡;但這點卻完全沒有影響金恆煒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他曾很認真地對我說,「台灣就是我的國家」。金恆煒的認同,不是從血緣、種族,更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從尊重人民選擇權利的普世價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精神。

除了理念的因素之外,金恆煒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就是他的率真。中國文化多強調「城府」,要深藏不露,其實就是「算計」或「詭詐」。什麼「話到嘴邊留半句」、「揣摩上意」、「笑不露齒」、「察言觀色」,這種格言警句數不勝數。早在《左傳》就有「道路以目」,意思是兩人路遇,只能以目傳「話」。這個「目」是什麼意思,就要暗自揣摩、心領神會了。所以中國人作詩,也是強調「遙指天外」,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在這種文化下,率真、純真、率性、真性情,都被閹割了。於是一部中國文人的歷史,就成為一部「厚黑學」。

而金恆煒所以能堅守「普世價值」,敢在國民黨文化人佔主導的台灣為此大聲疾呼,也可能和他的性格有關。西方研究一個人,很強調character (性格)因素。金恆煒表面像個文弱書生,但實際上很是個性情中人;而且膽子很大,看準了方向,就敢向前沖。例如他駕車,也是「勇猛型」的,有時令旁人驚心動魄,但最後都有驚無險,難怪他夫人文翊也說,「恆煒開車才嚇人呢!」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曾把知識分子分成兩大類﹕狐狸和刺猬。前者能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後者則堅守原則,一貫而終。在中國古訓中,三十六計、七十二變、一百零八將(都是九的倍數)等,都是塑造「狐狸」的指南。因為三十六計,就是百般算計;七十二變是變來變去;而一百零八將,則是靠群體壯膽。狼總是成幫結伙(因而有狼群),而獅子則比較特立獨行。從刺猬到獅子,古往今來,人類一直都推崇那種心靈強大、率性秉直的獨膽英雄。而金恆煒就是這種刺猬和獅子型的知識分子,因而其好友、台灣政大社會學教授顧忠華說,「正義感,是金恆煒展現出的最令人欽佩的地方。」

為了理念,金恆煒不算計個人的物質利益。七十年代他和夫人張文翊都在《中國時報》任職,後來他出任該報副刊主編。在「中時」和「聯合」兩大報主宰的時代,僅做個版面主編,就不僅有豐厚的薪水,還有體面的社會地位。但金恆煒卻因與「中時」老闆理念衝突,八十年代中就和夫人一起離開,然後夫妻倆胼手胝足,創辦《當代》雜志,引進歐美思潮。顧忠華曾說,金恆煒「是文藝復興的手工業代表,《當代》雜志則是金跟太太的手工作品」,就是因為他們獨辦雜志,倍嚐艱辛,更賠進去一棟房子錢。

金恆煒寧損薪水、待遇、發稿權等,也不為「五斗米折腰」。後來在給《自由時報》寫專欄時也是這樣「倔強」﹕二千年大選時,《自由時報》老闆因支持前總統李登輝而支持了連戰,但金恆煒卻力挺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結果他又「固執己見」,放棄了《自由時報》,而去給立場深綠的《台灣日報》寫「專欄」。無論從待遇、稿費,還是影響力,兩報都無法同日而語。後來「台日」關門,金恆煒的稿費都沒錢發。但這就是金恆煒的「脾氣」,更準確說是一種大丈夫的「氣節」。

後來《自由時報》更傾向本土,金恆煒才回來寫專欄,而且是每周兩篇,對強化綠營理念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

理念和性格,可能都是自我造化,屬於「天時」。但金恆煒還有「地利、人和」,那就是他有一位理念默契、志同道合的太太。張文翊也是外省人,而且她父親還是蔣時代司法院的大法官,可想而知自然偏「藍」。張文翊雖是個孝順女兒,但卻絕不把自己的台獨理念打折扣,更有股絕不妥協的勁頭兒。

西方有諺語說,女人一旦認個理兒,比男人更堅持,更激烈。雖然政大中文系畢業的張文翊給人的第一印象溫柔、文雅、文質彬彬,臉上還總有「招牌微笑」,但其內在則是「認理」氣質。有時聽他們夫婦談台灣政情,感覺金夫人比金先生更綠,因為她對國民黨欺壓台灣人的霸道和惡行,「口誅」不已,他先生則晚上挑燈「筆伐」。常言說「夫唱婦隨」,但他倆有時根本分不清「誰唱誰隨」。

一個男人只要有太太的鼎力支持,就可頂天立地,即使受「天下圍攻」,也無所畏懼。金恆煒竭盡全力為台灣呼喊的一無反顧,和他有個俠骨柔情的強大「後盾」密不可分。

在台灣綠營的寫手中,金恆煒的時事評論獨樹一幟,因他敢說真話,敢把話說滿,講到「頂」,既不畏國民黨權勢,也不怕冒犯那些所謂大師(屍?)的泛藍文化人。他常點名道姓,痛斥那些為舊勢力張目的獐頭鼠腦。有讀者讚譽說,金恆煒的專欄文章,「以獨特見解針砭時事,不改嗆辣本色,常常直搗藍營的痛處。」

金恆煒是「刺猬型」的知識份子,他用理念的「刺」針貶時弊,刺穿國民黨的謊言,戳破共產黨的宣傳,激活被洗腦多年的台灣人神經。他的這本評論集,每一篇都像刺猬身上的尖銳、鋒芒的「探針」,擊中那些虛假的「喉頭」、惡行的「七寸」。因而雖是「時事評論」,卻絕無過時感,讀之如同聽到當今台灣「民主內戰」中「泛綠凍蒜」與「國共清算」的對決之聲。文章中洋溢出一種真的精神、活的氣質和凜然的正義,更有啟迪讀者「做人著文」的人格力量!無怪呼台灣人意見領袖之一的羅榮光牧師曾激情地說,「沒有看過金恆煒先生文章的人,就不夠資格當台灣人!」我想這就是「真金」在人們心中的「份量」!

——原載《開放》2008年1月號

注﹕金恆煒先生所著《民主內戰的必要》一書已由台灣「允晨出版公司」出版

200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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