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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斯與哈維爾的分歧體現什麼

曹長青



捷克是個很特別的國家,她雖不是世界大國(人口還不到台灣一半),但卻名揚天下,不僅因為有“布拉格之春”等反抗的歷史,也因為有昆德拉、哈維爾等知名異議作家而引起像中國等共產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重視。

昆德拉的小說,被稱為了解共產社會的教科書;哈維爾則為捷克首位民選總統。后來捷克又有了第三位引起西方,尤其是保守派重視的人物——繼哈維爾之后當選總統的克勞斯(Vaclav Klaus)。克勞斯因熱烈推崇市場經濟,極為重視個人自由,同時又毫不客氣地抨擊左派,所以在西方信奉自由的人們中大受歡迎。

克勞斯曾到美國側重市場經濟研究的重鎮“卡托研究所”(Cato)演講,指出當今世界“對自由的三個嚴峻挑戰”。該演講因深入分析西方左派“對自由的挑戰”,被很多保守派網站轉載,深受好評。

經濟學者出身、曾就學于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克勞斯認為,當今自由世界面臨的主要外部挑戰,當然是恐怖主義。但要想取得“反恐”勝利,關鍵在自由世界內部要有願景、信念和凝聚力。但現在西方左派恰恰在破壞、甚至在挑戰根基性的“信念”。

第一個挑戰:“共產主義陰魂不散”。

克勞斯以捷克為例說,“我們拋棄了共產主義”后,以為原來那種由中央組織、規範和控制社會的經濟就成為過去,那種做法自然會被淘汰。但“不幸的是,這些中央集權的衝動依然存在。”

克勞斯說的這種“不幸”,可以從哈維爾執政后的經濟政策看出。哈維爾雖然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也堅定地支持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等,政治傾向明顯“親美”;但其經濟政策,卻仍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路,或者說根本沒有明白西方左、右派到底在爭什麼,沒有懂得右派(保守派)強調和信守的“自由經濟”理念到底對人的自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所以哈維爾執政時,仍是熱衷“平等”、重視“分配”、結果是增稅,擴大福利,強化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效能。當時任總理的克勞斯,則堅定主張市場經濟,強調自由競爭等原本資本主義價值。可以說这两个人是典型地體現了西方左、右派的針鋒相對。

哈維爾推崇的左派經濟理念所以被克勞斯稱為“集權的衝動”,就是因為其本質仍是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的權利。當年共產黨用“人民”的名義,今天西方左派用“公共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名號,結果都是擴大政府權力,削減甚至剝奪個人決定自己私財的權利。

克勞斯說,“這種衝動的例子,在歐洲和大多數國際組織中要比美國多,但在美國同樣存在。”它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崩潰而消失,而是以各種“變種”方式重現,其特點是,“又將不同的議題、願景、計劃和項目置于個體自由之上。”它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克勞斯毫不客氣地說“它不過是溫和版的共產主義”)、人權主義(克勞斯把它稱為“積極權利”,可能是套用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分),還有國際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歐洲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以及其它類似的意識形態。”克勞斯不無憂慮地指出,“共產主義已經壽終正寢,但企圖以上述‘主義’進行的控制依然存在,或者這些‘主義’僅僅是一種回潮。”

第二個挑戰:歐洲左派要“去國家化”,建立歐洲大一統。

對于歐洲左派要把歐洲統合成一個政治整體,克勞斯認為這是烏托邦式的“超國家主義和全球治理”,是“破壞民主和自由”,因為“沒有在清晰界定的國家領土內實施議會民主,自由就沒有保障。”

克勞斯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一樣,都強烈反對歐洲統合化。撒切爾夫人甚至說,建立歐盟“可能是當代最大的一個愚蠢舉動”。因為這種“歐洲大一統”的夢想,仍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投影,結果將泯滅個性與競爭,有利形成“群體主義”的社會。

第三個挑戰:“環保主義”要重組世界、操縱人類。

克勞斯認為當前西方左派高喊的“環境保護主義”,本質上也是共產主義要一攬子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克勞斯指出,“環保主義只是假裝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實質上“環保主義的信徒野心勃勃,試圖從根本上重組和改變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我們的行為與價值觀。”

克勞斯當然認為人類應該珍惜自然資源、保護環境,並強調“為子孫后代合理保護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但西方左派的“環保主義”不是從科學的生態學角度提出的,而是一種共產主義的“集權衝動”。因為環保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懷疑自由市場的看不見之手的力量,相信國家干預的全能。”“忽視經濟機制和制度的重要和強大影響。……對技術進步持馬爾薩斯式的悲觀主義。”

對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所謂“保護環境”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克勞斯提出強烈批評,他說,“戈爾做的一切和世界和平不僅沒有直接關系,而且他對人類文明的懷疑論調,甚至破壞了世界和平,他沒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

克勞斯特別以西方左派最高喊的“全球過暖”的假設為例說,“人們通常都只注意和記住不正常的氣候現像,而不是天氣的正常發展和緩慢的長期趨勢與過程。”“環保主義者的論證不是根據基本的經驗測量或實驗室實驗,而是基于復雜的模型試驗。很多缺乏依據的假設通常都很隱蔽,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推斷。”他們的“假設和說法都和社會科學有關,而不是自然科學”,因此“環保主義不像科學的生態學那樣屬于自然科學,而應歸為一種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質,是以保護環境之名,抵制資本主義,抵制市場經濟,反對人類的自由發展,要像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那樣來“計劃環境”,最后“計劃個人的生活”——這帶有明顯的集權企圖。因此克勞斯明確地指出,這種意識形態有“操縱人類的企圖”,如果得逞,“將會使我們倒退到中央集權和限制自由的時代。”

也许是勞斯經歷過共產專制,因此對自由有特別的體會。他說,“共產主義的生活經歷使我對缺乏自由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過度敏感的話。”他到美國演講,“我想到的是自由。美國人非常重視自由,盡管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親身經歷沒有自由的日子。”

正是對個人“自由”有這樣深刻的體會,克勞斯才會如此公開批評西方左派,成為原東歐國家,也许是整個歐洲少有的強烈捍衛“自由價值”的政治領袖。 曹长青的推特



201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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