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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告別仍推崇毛澤東想法的李慎之

還學文

李慎之先生四月二十二日去世起,海外報刊、雜志、網路上大規模的悼念文字即起,至今經久不衰。它的聲勢、對死者蓋棺定論的高度、其中言論一律的趨勢,為數年罕見。這一邊的熱鬧與那一邊對先李慎之先生13天辭世的吳祖光先生悼念的寂寥,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李慎之先生知之不多,因此希望多少能借悼念文字瞭解李先生其人其事,於是決心深入到那許多令人眼花繚亂悼念文字。

那些悼念文章,少數幾篇除外,多充滿溢美之詞,有時直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例如,稱李慎之先生“是20世紀70年代(為什麼是“七十年代”?是有特別的意指,還是列印錯誤?)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蘇紹智),用“最偉大”定義十年之內的人物及其業績,不是不同尋常的大膽,便是異乎尋常的傲慢與盲目,對歷史的傲慢與盲目。說李慎之先生對他所參與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所作的深刻反思“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當代中國季刊》主編程曉農)。如果加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時間限定,這個評價或許還有討論的餘地;但是對一個“獨一無二”的事物加以限定和作比較,邏輯上又說不通。李先生的反思可能深刻,但“獨一無二”的定語不嫌太過嗎?

許多文章都提到李慎之先生在“六四”之後“不在刺刀下做官”這樣的公開表態,讚揚他高度的道德勇氣,認為這在中國是“無與倫比”的(嚴家其)。在“六四”彈壓之後始能背棄、並且是“公開”背棄這個制度,確實是積極和可貴的。作為一個幼年旁觀了“反右”、青少年經歷了“文革”的人,我難以理解,親身經歷和見證了“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迫害和專制統治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大災難的李慎之先生,何以等到“六四”之後才覺醒。但是無論遲早,覺醒還是比不覺醒好。更令人難解的是,這種遲來的覺醒如何在李先生身後突變為“深刻”、“偉大”和“無與倫比”。從可以見到的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文字和活動中,不足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而這類文字的過火,也是顯而易見的。死者已不可能因此得益,於是發生了一個顯然的問題,生者為什麼要這樣做?

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場熱鬧滾滾的追思,之所以死者能備極哀榮,胡平先生看得比較明白,說得比較實在,那多少是和李慎之生前的身份地位有關,未必是因為他的思想文字。說得再直白一些,是和李先生生前在現實政治中的身份地位有關,他生前的思想文字和行跡在身後再一次被政治化,在今天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界的氣圍中被重新詮釋、昇華和改寫了。這在那些回應曹長青和仲維光的批評而對李慎之先生的自發辯護中,能夠看得很清楚。

不認真的文字

無論是對於那些為了這樣或那樣的目的要建立李慎之先生偉大形象的人,還是對於那些想要或多或少真實地瞭解李慎之先生思想和行動的人來說,這一大波的追思文字都是不成功的,它們的致命傷是,少了一點“信”。

或者是捕風捉影,道聼塗説,最顯著的例子是被廣泛引用的“不在刺刀下做官”說。對這樣一件事關李慎之先生生前身後名的重要事件,沒有見到那位作者提供什麼確切證據,但是處處被引用。只見“中國海外異議人士追思李慎之”的報導中提到,“曾經是李慎之先生下屬的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的嚴家其說,李慎之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公開說,他‘不在刺刀下做官’”。只有最近許良英先生“痛悼摯友、同志李慎之”的文章提及這個問題,確切說與他見面時李慎之先生告訴他,“不願在刺刀下做官”的話,不是公開講,是私下說的,而且他是1990年才不作科學院副院長的。對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那些高聲推崇李先生為道義英雄的人,沒有哪個做一番調查核實的功夫,負責任地交待給公眾,這話當時是怎樣講的,在什麼時間、什麼情況下講的,李先生是怎樣離職的,是自辭的、退休的、還是被解職的,這樣一些對評價這個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基本事實。

或抓住一點,不及其餘。

在所有那些對李慎之先生的肯定、褒揚和推崇中,最重要的、被重複最多的是,李慎之先生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領軍、宗師,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中流砥柱,等等。這一論點似乎不無根據。根據李先生的“掌門大師兄”朱學勤先生,李慎之先生為某書作序,下決心說破顧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點,就是自由主義的突破。這是李先生的自定義,自視個人的思想變化是自由主義的。另一方面是朱學勤先生的詮釋,他認為“1997年春慎公破題,是自由主義在大陸50年來第一聲。”(見朱學勤在《危城別慎之》)但是,算不算是個自由主義者-且不說自由主義的“領軍”或“宗師”-,不能單憑個人感覺或一次政治行為,那是有可一定標準可循的:在近現代西方文獻中對於何為“自由主義”有明白的闡述,歷史上-西方的和中國的-也有公認的自由主義者作為前例。困難的是,鮮見李先生系統表述自由主義思想的文字,像“風雨蒼黃五十年”顯然不是,而且在那些鼓吹他為自由主義宗師的追思文字中也見不到。許良英先生悼念文章引述的兩人的通信提供了不少資料,統觀下來,涉及的大部分是民主化的題目,並沒有談到自由主義,也許自由主義不是他的主要關懷。稱李慎之先生“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傳統的首要發言人”的丁學良先生,在“對李慎之老師的遲緩追憶”一文中很顯眼地提到,(八三年)那位林同事帶著一種非常意味深長的微笑說,李慎之是當今中國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他還告訴我,說“李慎之是當今中國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的,是鄧力群。一直到作者尊李先生為“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傳統的首要發言人”之時,中間的大段行文中就沒有出現過“自由主義”一詞。是暗示,李慎之先生八三年就因鄧力群定性而成為“自由主義者”了嗎?是不是一切被共產黨宣傳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物就自動成為“自由主義者”,而“頭號”者,就成為“宗師”、“領軍”和“代表人物”了呢?在這些大張旗鼓地尊李慎之先生為自由主義者的追思者中,沒有人肯全面地分析李慎之先生這十幾年間的思想文字,給讀者一個言之成理的說明,而是抓住一點,抓住他自己和別人曾經提到過“自由”或“自由主義”這樣的話,就斷言李慎之先生之為“自由主義者”,不考慮說出來的話能不能立得住。

或語焉不詳。

以與李慎之先生有過直接交往的丁學良先生的悼念文章為例,它是這樣結尾的:

李老師是他那一輩人中最傑出的幾位之一,在許多方面他都超出了他那一代人很難超出的局限。為此,他也付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都曾經付出過的有形無形的代價。他已經反復闡明的一些問題,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堳傶爣嶽i。他所面臨的另一些問題,不僅困惑了他那一代人,而且也困惑著後輩。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得更遠一些,就會發現,李慎之老師那一代人沒有完全解答清楚的問題,實際上,在他們之前的兩代中國知識份子那堙A都已經被反復地爭論過、嘗試過了。使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頭腦都苦苦思索,無數的人為它們付出了心血,無數的人為它們付出了鮮血,還有很多人為它們付出了生命的那些難題,在中國本土沒有被理清,遑論得到解決!這是那幾代人的悲哀,是李老師本人的悲哀,是我們這些人的悲哀;很清楚地,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

這奡X乎沒有一句話落在實處,確切地表明,作者想要說什麼。例如:他那一輩人指誰,是黨內開明人士如李慎之,還是已經被歷次運動整肅掉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儲安平一輩?李慎之先生在哪些方面超出了哪些局限?為此,他們或他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李慎之先生闡明了哪些問題?還面臨哪些問題?對哪些問題沒有解答清楚?……對於評價李慎之先生,特別是對於討論他的思想遺產,這些都不是無關緊要、而是必須明確回答的問題。不知道丁學良先生是說不清楚還是不說清楚。也許作者有難言之隱,但可以沉默,要說,就要說清楚。這是文字作者對讀者和輿論的責任。

哀悼死者,追思前人,是件嚴肅的事情,以如此輕率的文字、尤其是如此輕率的態度,是不是有一點不恭呢?對死者,對後人。在值得尊重的死者身後,不能認真評說先人的思想和行跡,先要檢討追思的態度,是不是令人悲哀呢?


對李慎之先生的評價中,壓到多數的文章是褒揚有加,明確表示保留和批評而引起注意的,只有曹長青和仲維光兩位。因為意見明確,所得的反擊也猛烈,常有超出對意見的爭論,而形成對意見者個人的圍剿。朱學勤先生客氣,稱他們“傲慢”;說得直白的,指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甚至有人揣測他們受人豢養(見段擁軍“嘩眾取寵的顧准、李慎之評論”)。不過對意見者的攻擊不能代替對意見本身的批評。

政治上,李慎之先生還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曹長青倍受攻擊,是因為他提出李慎之先生還有局限,被批評最甚的是他批評李先生的“諫士”姿態。對李先生之為“諫士”,大家都沒有異議。爭議在於,曹長青否定李慎之先生的“進諫”,而批評曹長青的人維護李慎之先生的“進諫”,還越俎代庖,替李先生辯護。這種辯護有兩層,一層以個人的名義,一層以歷史與人民的名義。據說,一個人首先要好好活著,而不是去自找麻煩,思想意識是一回事,現實生活是另一回事,這叫做存在決定意識(見趙平波“極左的曹長青”)。任何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活法,只要不出私生活的範圍,別人不該、實際上也不會理會。然而,對公眾人物自有對公眾人物的尺度。不是曹長青過分,是批評他的人非分,用他們一己的私生活的尺度為自己偏愛的公眾人物的社會行為擋駕。公眾人物如李慎之先生,對“國事”大聲“冒叫”,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考慮,自有他的承當,實在不是他們能夠、也無須他們為之辯護。

另一類辯護,以歷史和人民的名義,它的基本邏輯是:否定“進諫”便是鼓吹革命,而在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下,革命徒使生靈塗炭,絕不能導致真正的歷史進步。為党國社稷計,“進諫”要得,而“決裂”使不得。朱學勤的辯護很有代表性:為普通百姓計,最好的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倘若革命,則改革將毀於一旦,玉石俱焚。以社會代價為念,出於“責任倫理”,唯有“進諫”一途,是“救黨”,“救國”和“救民”的根本。朱學勤論證的是“進諫”作為政治行為的合理性,曹長青質疑的是作為“諫士”的李慎之先生能否同時又是“自由主義者”,不論“進諫”這種政治行為合理還是不合理,有用還是沒有用。因此,朱學勤先生並沒有和曹長青交上火。李先生之為諫士原無所謂對錯,要理論出個結果的是,共產黨諫士的李慎之先生,能不能還是自由主義者。那些“諫士”辯護人卻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進諫”是專制制度內的權力遊戲,“進諫”能夠奏效的必要條件是當權者“納諫”。而當權者的決定當然是出於權力考慮,而不是“責任倫理”。不必說,諫言危及到當權者的利益,他絕不會納諫;要是“諫士”在權力場中無足輕重,他的“諫言”也不會發生影響。李慎之先生開口進諫之時,早已置身權力之外,他諫,也不會發生朱先生所期許的那些“救黨”、“救國”和“救民”的效應;他不諫,也不會引發革命,毀改革於一旦。“諫”也罷,不“諫”也罷,只表明李先生個人的政治立場,他對權力體制的態度。曹長青批評的也是李慎之先生個人。這種微言大義的辯護,未免鄉願。

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中外歷史上那些公認的自由主義分子,就應當承認,曹長青的判斷是不錯的,他的道理也是站得住腳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無論在極權制度下,還是在民主制度中,他們的言論和行為都是獨立於權力體制的,而“進諫”則是以對納諫者的權力的肯定為前提的。不僅是他的“進諫”,李慎之先生這十多年在社會上的言論總體上表明,他還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這堨眸毀ㄓ庥穭W一位叫做建安的朋友的意見,他不贊成曹長青以李慎之先生的文字作為判斷的根據,建議我們“最好將這種涉及故人安身立命的評判留給他的同事和學生”。我們不能接受他的建議,因為,那樣就不會再有公共論壇。我們堅持說話要有根據,而評價李慎之先生或者任何一個公眾人物,當然要根據他的公開言論和行動。我們更不能把公共輿論拱手相讓給某些特殊的個人和團體,惟其特殊,才要堅持他們與大家享有同樣的權利,但也必須遵守同樣的規則。

以那篇大家熟知的“風雨蒼黃五十年”為例,李慎之先生批評毛澤東、批評共產黨的三代領導人,批評建國以來的某些災難。他批評共產黨,是批評共產黨中的個人,是批評共產黨的一段,建國之後五十年,而不是共產主義制度自身。基本閱讀過他各種文字的人,都不會不注意到這一點。他之所以選擇“諫”,不是基於“革命”還是“改良”、“激變”還是“漸變”的考慮,而是因為他對這個制度的基本肯定的立場。有人會舉出例子說,不對,他的批評直指體制。不錯,不過他只是指向“毛的體制”和“毛的意識形態”,還不是共產黨的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畢其一生,李慎之先生始終沒有走出他曾置身其中並參與締造的那個共產黨制度。說李慎之先生還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是一個基本原因。晚年他談到自己一生的兩次覺悟,說一次是青年時代馬克思主義的覺悟,一次是反右後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的覺悟。反右引起的覺醒,不是告別共產黨,只是告別毛澤東。而李慎之先生也就一直停留在第二次覺醒了,這也就是他只可能“諫”,而不會“反”,即走出體制外批評,的道理。

直到晚年他仍然把接受馬克思主義視為覺悟,所以,因為挨了整他能看穿毛澤東的專制吃人,但卻看不穿毛澤東專制賴以生存的那個吃人的機器,看不到自己也曾是那個吃人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曹長青指出的李慎之先生的第一個局限,即對自己曾經作為共產黨權力體系的一部分,鮮少反省,沒有懺悔。反駁曹長青的人卻津津樂道于李慎之先生“兩頭真”的一生: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晚年公開批評當局。可是人沒法只活兩頭,李慎之先生無法抹殺曾經作為共產黨“三朝元老”、為共產黨的國家機器運作,曾經誤人誤己誤國誤民的中間那一段。他不反省,誰也無法替他辯護。“兩頭真”的說法卻也逼真,兩頭“真”,一直“真”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體制內。既然青年時代接受從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覺悟,那麼對於為黨和國家奮鬥一生就無需反省,到晚年大聲疾呼、向黨進諫,到底以共產黨員終其一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思想上,李慎之先生也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李慎之先生還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僅是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典型的代表是他對專制主義的研究,而這個研究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當代中國極權主義的根源是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例如,用這個理論分析“文革”,“文革”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實際上卻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最最反動黑暗的東西”。用這個理論分析極權文化,是專制主義利用集體主義為自己張目,壓制個人自由。不僅如此,“中國人之接受專制主義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就是專制主義”。結論是,極權統治的根源和自由的敵人竟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擺脫的中國文化傳統,竟是每一個中國人自己。讀者忍不住要問,在做出這樣的驚人之語之前,李先生有沒有想過,一樣是中國文化傳統,一樣是中國人或是華人,為什麼只有在大陸,只有共產黨能夠這麼極權?李先生也研究了哈威爾,他有沒有注意到,捷克沒有中國文化傳統,曾經也有與現當代中國一樣的極權,經歷了與我們類似的災難?關於自由,李慎之先生在題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專制主義”的採訪(多維網2000年3月17日始連載)中有這樣一段話,“毛澤東說,‘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他又說:‘沒有幾萬萬人民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這番話實在說得太好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新世紀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夠完成毛澤東在1945年提出的任務。”

看到世紀末李先生對自由的追求,終於作為一種手段,融合到實現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的目標中,我還是感到愕然。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拒絕分享他的希望,我也因此希望告別李慎之先生。

作者為留德中國學人

——原載《觀察》,原題「李慎之先生追念縱橫觀——兼論李慎之先生還不是自由主義者」

200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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