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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的右派之路

曹長青

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的對外關系最重要的當然是唯一超強的美國;在亞洲,則是經濟大國日本。過去七年來,在共和黨的小布什執政下,中美關系明顯不再有民主黨克林頓時代的“蜜月期”,主要原因在于,小布什是保守派(conservative),右派對共產主義有較清晰的認知,比較堅持原則。而克林頓是自由派(liberal),左派對邪惡有相當的浪漫情懷,多有妥協性。

中日關系也有類似情形。自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后,兩國關系就和田中角榮等“親中派”時代不可同日而語,這和小泉是“親美保守派”有直接關系。

去年小泉卸職,安倍晉三繼任首相之后,北京方面期待中日關系有新的開端;但安倍執政七個月來的外交,尤其是對北京政策,走的幾乎完全是“小泉之路”。為什麼安倍要做“小泉第二”?安倍的首本著作《走向美麗之國》,提供了重要答案。該書在日本熱賣了五十萬冊后,中譯本最近由台灣“前衛”出版社出版。

●從小就對“保守”兩字感到親切

川端康成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詞中說,日本人的特點是“曖昧”。但安倍卻是有話直說,該書開篇就告訴讀者,他的“原點”,即理念根基,是西方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譯為“傳統主義”更準確,因為它更重視傳統的價值),強調小政府,減稅;強大國防;道德責任;家庭價值;對共產主義、恐怖主義等邪惡絕不姑息。

安倍還特別談到他的“右派”由來﹕他出身于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外叔祖父佐藤榮作(岸信介的弟弟)都曾任日本首相(兩人總共做了六任),被視為日本戰后政治保守路線的奠基者。安倍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曾為外交大臣。

安倍回憶說,當年岸信介代表日本與美國簽署“日美安保條約”之際,在日本共產黨、社會黨等左翼勢力煽動下,有33萬人包圍了首相官邸抗議反對。當時被困在官邸的首相岸信介和大藏大臣佐藤榮作,卻一起喝葡萄酒,誓言“我絕對沒有錯,殺了我也堅持。”安倍說,他的這些長輩常被指“反動保守”,但他從小就“對‘保守’兩字反而感到親切”。

安倍大學畢業后,曾到美國留學。隨著知識和見識的增長,安倍對“保守主義”有了更多的認知和認同。他在書中還特別指出美國左、右派的不同﹕美國目前的所謂“自由主義”是三十年代羅斯福提出“新政”時興起的,主張為“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政府應該積極介入經濟的政策……由于這是個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其結果帶來了‘大政府’。因為提倡‘新政’的人自稱為‘自由派’,于是社會主義,或者類似想法的人便被稱為‘自由主義者’。革命主義或左翼也在此範疇。”

安倍明確宣稱,“如果問到我的立場想法,我肯定不是美國的那種‘自由主義’,而是保守主義,說得更清楚點,‘開放的保守主義’是我的立場。”

●“不在別人的舞台唱戲”

正是出于這種鮮明的保守主義立場,安倍在書中推崇五位政治領袖﹕邱吉爾,撒切爾,里根,小布什,小泉。他們不僅都信奉保守主義,並都以堅持原則、敢于對抗邪惡著稱。安倍欽佩邱吉爾反對張伯倫的綏靖主義、對抗納粹德國的勇氣;稱譽撒切爾和里根聯手對抗蘇聯帝國,大力推動市場經濟的膽識;讚美小布什和小泉攜手對抗北韓的魄力。安倍認為,“古今東西的政治家中,最富有決斷力的是英國首相邱吉爾。”

安倍在做首相幕僚長(內閣官房長官)時,就已有“新保派”的強勢風格。在隨小泉首相到平壤和金正日打交道時,他觀察到,金正日既非愚人,也不是狂人,而是“可以合理判斷的人物”,即非常“現實”,看重的是保住他個人的權力。因此他向小泉建言,要向北韓施壓,必要時經濟制裁,即不隨金正日的調子起舞。結果最后迫使北韓釋放了綁架的日本人質。安倍的經驗是﹕“不在別人的舞台唱戲”,即“不照對方的規則玩對方想玩的遊戲”。他還特別提到,不僅對平壤,對北京政權也是如此。

●“可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

在安全政策上,安倍像所有保守主義者一樣,注重強大國防。安倍比小泉更積極致力修改日本憲法,提升自衛隊的地位,使日本有動用軍隊、進行自衛戰爭或協助美軍的憲法權力。據《 朝日新聞》五月初的民調,在日本支持修憲者已增至五成八,反對者僅二成七。安倍認為,戰后限制日本軍力的憲法已不合時宜;因一旦北韓等攻擊駐日美軍,日本有安全責任進行反擊,協助美軍在亞洲的戰略行動。他特別強調,二戰后西德很快就有了國防軍和戰力,國際社會對日德不能雙重標準。關鍵是今天的日本和德國不僅都是民主國家,而且是保衛自由世界的力量之一。

在經濟政策上, 安倍特別推崇“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理念,對仍著迷于羅斯福“新政”的美國左翼民主黨的經濟主張相當不以為然。他在書中引述一位極力主張“小政府”的美國人士的話說,“可以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因此他對日本“養老金”制度的改革等,都有相當篇幅的論述,因日本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女子平均壽命已86歲,連續22年世界第一;男子79點5歲,全球第二)。在福利問題上,安倍強調兩原則﹕“最低保障”(國家僅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自行負責”(其他則由個人、民間及地方來解決)。

●“日本已正式謝罪了20次”

對中日關系,安倍則用了很多筆墨,強調日本和中國在安全、經濟上發展關系的重要性,但對“日本不曾就過去的歷史錯誤向中國道歉”之說,則完全予以反駁。他說,“其實,日本已正式謝罪了20次。說正確點,2005年亞非會議時是第21次。”“日本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援助貸款(ODA)已超過三兆日元。”

安倍尤其反感北京當局用“反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包括亞洲盃足球賽時,日本球隊在成都遭到圍攻等。安倍說﹕“中國的反日游行暴徒化時,一位評論家大聲疾呼﹕日本人千萬要冷靜哪!我真想告訴這位評論家﹕你才要冷靜。”因為“這時日本多數的國民都感到十分不快,但是也沒有年輕人放火燒中國國旗,或者呼朋引伴前往中國大使館,也沒有聽到有任何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因此受傷或被欺負。”安倍強調,“即使國與國之間起了摩擦,仍要以親切誠實的態度對待對方國家的人。”

●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

對中日之間敏感的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安倍也毫無忌諱地評說,而且幾近全面辯護。他的理由有五個﹕

第一,中日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互不干涉對方內政。而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的內政,北京當局不應干預。

第二,中國政府強調靖國神社有二戰時的“甲級戰犯”。但安倍引述說,“‘甲級’是以根據當時的身份地位而使用的權宜稱呼,和罪的輕重沒有關系。”而且有兩名“甲級戰犯”(賀屋興宣、重光葵)特赦后擔任了國會議員,其中賀屋后來出任法務大臣,重光則是日本加入聯合國時的外交大臣,並獲得政府一級敘勳獎章。安倍解釋說,因“東京審判”幾年后簽署的聯合國《舊金山和約》有這樣的規定,日本政府有對戰犯的赦免、減刑、假釋權,只要知會聯合國即可。日本國會早在五十年代初,就通過赦免法。而根據日本法律,這些人已不再被視為“戰犯”,因此他們的家屬,可以獲得軍人陣亡的“遺族年金”。安倍說,北京沒有對發放“遺族金”提出過抗議。

第三,“甲級戰犯”是1978年合祀于靖國神社的,之后有大平正芳、鈴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三位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也不見中國有任何的抱怨、抗議。”北京提出靖國神社問題,是多年后的事,顯然是出于政治原因。

第四,日相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國內是有關“政教分離”的法律爭論。有人告到法院,說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違背政教分離原則。但日本最高法院裁決,這是“依據社會慣習的禮儀,不視作宗教活動”;等于裁決為“不違憲”。因此迄今這類告政府的官司都敗訴。

第五,針對“有人視參拜靖國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之路’”,安倍很激昂地反駁說,“戰后日本的歷任領導人,譬如小泉首相,可有下過侵略鄰國的命令?或者試圖擁有可以攻擊他國的長程導彈?可曾有核武裝?可曾壓迫人權?可曾限制自由?可曾破壞過民主主義?答案都是No。無論怎麼看,現在的日本都是和軍國主義無緣的民主國家。”

本來二戰后,佔領日本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準備拆毀靖國神社,但最后接受了梵蒂岡駐日公使(神父)的勸說﹕“不論什麼國民,都有權利及義務向為國捐軀的人致敬。放把火燒了靖國神社,將會是美軍歷史上極不名譽的污點,歷史不會認同這樣的行為。”

●“十年后的日印關系會超過日中”

安倍最后引述了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凱文.多克(Kevin Doak)就參拜靖國神社的爭論發表的看法﹕“美國的阿靈頓公墓也葬有支持奴隸制度的南軍將士。按照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邏輯來思考的話,美國總統參拜國家公墓,就是悼念南軍將士的靈魂,並且是正當化奴隸制度。事實上,總統及大多數的國民都不這樣想。南軍將士戰死的目的雖然不名譽,但是他們的靈魂仍然值得追悼。日本政府或國民向戰爭中犧牲的先人(其中有人也许做了不名譽的事情)表達弔意,是很自然的事情。”

安倍一直記得曾做過外交大臣的父親留下的教誨﹕“政治家要達成目標,就必須執著”。他並把孟子的話作為人生信條﹕“雖千萬人吾往矣”,即“確信自己的信念沒有錯的話,就要勇往直前。”因此安倍在書中大膽地表達了對北京當局縱容反日的厭惡、對美國所代表的普世價值的肯定、對開放的日本“把台灣放入視野”結為同盟的堅持、對美日印澳建立同盟的遠見。安倍甚至說,“十年后的日印關系如果超過日美、日中,將一點也不會令人感到奇怪。”

安倍的夢想是做一個“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我希望能打造一個有自信、值得引以為榮的國家”。他強調,這本書是寫給年輕人的,因為“‘政治是為了未來而存在’——是我做政治家的立足點”。當然這也是一個政治領袖的保守主義理念的“原點”。

——原載《開放》2007年6月號

20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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