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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李慎之說點真話吧

曹長青

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被稱為中國自由派領軍人物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海內外很多人寫文章悼念他,稱讚他在傳播自由思想、強調說真話方面的貢獻。作為一個去世前還享受中共副部級待遇的共產黨員,李慎之的認真思考,追求自由,並勇敢地寫出他所認識到的真實,的確難能可貴,表現了一個知識人的智慧和勇氣。但在頌揚“偉大的思想家”、“聖人”、“一代先師”等悼詞文潮過去之後,對一個曾在中國思想界頗為活躍的人物、一個對自由派知識份子頗有影響力的人物,似乎也應該開始有一點客觀的評價了。李慎之先生很推崇哈維爾倡導的“生活在真實中”,並為中文版的《哈維爾文集》寫了序言。那麼對李慎之先生的評價,是不是也應該說真話,不僅看到他對自由的貢獻,也看到他的思想局限,這樣中國的知識人或許能從李慎之的經驗中得到啟示。

以我對李慎之先生文章的閱讀,覺得大致可以說,他主要有三個貢獻、三個局限。他的三個貢獻是﹕首先,和絕大多數其他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同,他是共產黨的高幹,官至副部長級。在這種權力位置的中國人能夠思考自由問題、中國的專制制度問題等,是鳳毛麟角的。他的思考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推動了中國的開放改革,例如他參與起草的中共十二大報告的國際部份,就最早提出中國要放棄意識形態外交,以國家利益為重。中國外交後來傾向現實主義,也可能與他的這種政策建言有關。包括他數次被鄧小平召見,諮詢對外政策等,他的傾向自由主義的國際觀等,都可能影響中南海的決策者。

李慎之的第二個貢獻,是他離開社科院副院長職務之後,把他對專制制度的思考公開發表了出來,影響了許多正在走向自由派的中國知識人。在全球範圍內,共產黨高層的反叛者很少。吉拉斯是個罕見的異數,他官至南斯拉夫副總統,在沒有任何權力鬥爭的情況下,他從高層反叛,否定那個制度。他的深刻認識,影響了全世界無數在共產專制下思考的知識人。吉拉斯為此不僅喪失了“新階級”的特權,還入獄10年,被迫流亡18年。南斯拉夫共產政權垮臺後,已經回國的他,仍然反對米洛舍維奇的獨裁。80歲時,他一隻眼睛失明,並有嚴重心臟病,有時停電,還要十分艱難地爬破舊公寓的樓梯,但絕不妥協和屈服。李慎之雖然是在離開官職之後開始否定中國專制制度的,但他的一系文章也給了許多中國知識人新的啟示,而他也為此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據回憶文章,去世時也年近80的李慎之晚年生活相當拮據,也得爬樓梯,但他追求說真話的勇氣卻越來越銳。

李慎之的第三個貢獻是,他以自己近一輩子跟隨共產黨的經歷,現身說法來闡述共產主義是錯路一條。在他的許多文章中,《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指出了共產專制的嚴重問題,更得出共產革命完全錯了的結論。這篇文章之所以廣泛流傳,主要是由於他以親身體驗來說明問題,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和說服力;這對那些和他有同樣經歷的共產黨人、對那些對共產邪惡有些認識、但仍朦朧的中國人,尤其有啟蒙意義。而他為《哈維爾文集》寫的序言,則更進一步,倡導要以身實踐,用說真話的方式,摧毀那個建立在謊言上的制度。

除了這三點主要貢獻之外,從眾多追憶文章可看出,李慎之是個性情中人,有股真誠、執著和坦率的勁頭,正是這種氣質,使他到了晚年,仍不懈地學習新知識、追求真實。他極力主張中國加入世貿,支持經濟全球化;他推崇哈耶克,嚮往自由經濟;雖然他曾讚美中國傳統文化,但去世前兩年,他則撰文總結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專制主義,這使他進入魯迅、胡適的思想軌道。作為年近80的人,他的思維相當敏捷,捕捉能力和接受新思維的能力都很強。例如,他只是短暫地來過美國,但馬上意識到西方不少“政治正確”的東西是頗有問題的。另外,他剛一接觸到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感覺有問題,持懷疑態度,意識到那位哈佛左派教授在表面的所謂“文化沒有高低,應該尊重不同文明”的旗號下,其實有潛在的白人至上意識,認為生活在第三世界各種文化下的人不能、也不配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西式民主制度。李慎之的文章雖然對西方一些觀點的評價還很謹慎,也不太多,但他的思路在自由派(傳統自由主義者classic liberal,而不是今天的西方左派)的路子上。

李慎之先生認識到的問題,他幾乎都做到了,他的局限不是勇氣問題,而是認識上的某些嚴重不足,它大致也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產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和吉拉斯比較,兩者有明顯不同,吉拉斯是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春風得意時,認識到真理,主動放棄特權和個人利益的;而李慎之是在失去社科院副院長位置之後才開始反思的。當然,即使這樣也是難能可貴的。但在他的被稱為代表作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他對共產黨有嚴厲的批判,但很少反省自己作為這架黨機器上的重要零件之一的作用。

李慎之很早就參加了共產革命,在延安整風時就負責宣傳,用他自己的話說,比白區的人幹得還好。中共建政那天,26歲的李慎之代表中共去迎接法捷耶夫率領的蘇聯文化代表團(當時唯一的外國賀客),然後他們一起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和毛澤東們檢閱大遊行,可見地位之顯赫。不到30歲,他就成為中共高幹:行政11級的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負責編輯供高層領導人閱讀的“大參考”。李慎之曾作為“外交助理”陪同過周恩來、鄧小平、趙紫陽等三位領導人出國訪問,他自詡是“三朝元老”。但在李慎之的文章中,對於他近一生做共產機器的螺絲釘,沒有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懺悔。而事實上,中國的共產天下不是靠毛澤東一個人打下並維持住的,沒有千百萬個沒覺醒前的李慎之們,共產制度在中國是無法存在下去的。

近十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題為《知識份子與共產黨》的文章,其中對某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輩共產黨文化人提出批評,因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強調,1949年以前的共產黨是好的,充滿理想,因此他們才追隨共產黨;但黨掌權後開始腐敗,他們之間有了分歧才分道揚鑣。這種說法不僅證明他們對共產主義本身、對共產黨作為一個暴力集團的本質沒有清楚的認識,而且他們明顯拒絕反省和懺悔,拒絕承擔傳播共產主義的責任,否認自己有過錯誤的認識;而且為了標明自己的一貫正確性,不惜歪曲歷史,美化早期的中共。而李慎之對共產黨則已經明顯做了全面的否定,這是他比那些流亡的中國知識人更智慧和勇敢的地方,但如果他能再向前走一步,有自我懺悔精神,則可能會促使許多黨內文化人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

李慎之的另一個局限是,他至死在潛意識中還是個“諫士”。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雖然對共產黨專制提出批判,但他的話主要還是說給統治者聽的,其核心還是向統治者“進諫”,勸江澤民這位新皇帝能夠學習鄧小平,“以大手筆為中國,為歷史,也為他自己建功立業”,甚至說,“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這種觀點、語氣,仍是把自己擺在共產黨內的“諫臣”位置,向黨的領袖獻出“第二種忠誠”,向皇帝說出逆耳忠言。李慎之已經不做高官之後,好像還是習慣於這種角色,還教導他的社科院學生,不要看重學位,要多看書,暗示說,“老人家(指鄧小平)不是每年總要找我幾次談國際形勢嗎”,很有謀士的得意味道。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有進諫的傳統,這種傳統的要害在於,承認朝廷的合法性。李慎之作為朝廷一員的時候,向皇帝進諫,或許能被開明皇帝采納幾條,對社會有些好處。但當他已經離開朝廷的位置,並更看重、也給自己定位為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時候,再繼續做“諫士”的話,則是在否定自己獨立知識份子的立場。而原蘇聯、東歐的知識份子,對獨裁政府則從來不是進諫,而是抗議。他們不是像中國知識人那樣動不動就集體簽名,請求黨和政府釋放某個人,改善某項政策,一副懇求皇上開恩狀。蘇聯和東歐知識份子有時也聯名,但不是聯名進諫或請求,而是聯名抗議政府,站在與朝廷對立的立場上。

他們所以這麼做,因為他們明白了起碼兩個道理﹕第一,從策略和效果上來說,知識份子對專制者進諫和勸說是沒有作用的,涉及到任何有關統治者利益的問題,他們都絲毫不會理會和讓步,而且皇帝也根本瞧不上諫士。例如李慎之對江澤民的勸說,就毫無效果;知識人們一次又一次聯名請求政府平反六四,還有最近請求釋放劉荻等,都毫無結果。第二,從原則來說,進諫行為是角色混亂,它等於首先承認皇帝的合法性、權威性。知識份子不能是朝廷的“諫士”,而應該是專制制度的抗議者,挑戰者,控訴者,或者說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呼籲者。知識份子的道義原則不是去要求共產黨政府“平反六四”,而是抗議共產黨屠殺的暴行;不能去請求獨裁政府釋放劉荻,而是抗議這個政府使用土匪綁票做法的暴虐。

李慎之的第三個局限是﹕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因為從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不僅鮮見他對個人自由、個體價值重要性的闡述,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社會穩定看得比個人自由更重要。如果說1949年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看重的是國家的強大,而不是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價值,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六四屠殺剛過三個多月,他還去參加了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舉辦的“國慶四十週年典禮”,這就很難令人原諒了。在六四剛過百日,無數中國知識人仍憤怒難消,唾棄那個殺人政權時,李慎之仍然去參加了那種粉飾屠殺的宣傳活動。

他不僅參加了,而且在六四屠殺十年之後寫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仍絲毫沒有認識到這個行為的嚴重性。海外也有文化人參加了當年中共在紐約和洛杉磯等領館舉行的國慶活動,人們提起來都蔑視、不齒那些參加者。而李慎之至死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並懺悔這個行為。正是這些文化人們參與頌揚、美化那個政府的行為,才使那個殺人政權顯得有合法性和統治基礎。

但李慎之為什麼能發生這麼嚴重的錯誤呢?就是因為他從根本上還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根基,那就是視個人生命、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價值高於一切。正因為沒有這個根基,所以他雖然也譴責鄧小平主導的六四屠殺,但同時“也還常常在心裡為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眾,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麼辦呢?’”並寫道﹕“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需要穩定。”如果說李慎之在“革命壓倒民主”一文中,抨擊了類似抗戰壓倒啟蒙、革命壓倒民主這些做法的本質錯誤的話,那麼他怎麼居然沒有意識到“穩定壓倒個人自由” 仍是一個非常原則性的錯誤呢?在一個獨裁國家,當“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就是專制壓倒一切,犧牲的只能是個人自由和權利。這種把穩定和國家利益看得高於個體生命、自由和權利的價值,則還是“中國社科院思路”, 而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正是由於這種局限性,使這個嚮往自由主義的李慎之直到去世都沒有退出中國共產黨。一個共產黨員和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兩個截然對立的角色,是無法統一的。也許有人認為,既然李慎之已經在理論上否認了共產黨,那麼他在形式上還是黨員則無關緊要。這是絕對錯誤的。形式是重要的!否定共產黨,首先得退出這個組織。如果幾萬、幾十萬共產黨員知識份子都退出了這個黨,其摧毀這個黨統治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李慎之不僅被認為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而且在他去世後,從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幾乎異口同聲的熱烈讚美中,似乎更確定了他的這種“領軍”地位。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的話,是不是有點滑稽呢,或者說,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太可憐了點吧。

雖然李慎之有這些局限,但縱觀他的一生,他是一個真誠地追求真理的人,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中國知識人。無論是他的貢獻,還是他的局限,都給中國人以寶貴的啟示;這兩方面的教訓,都是值得追求自由主義思想的中國知識份子深思的。

2003年4月29日於紐約

200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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