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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多數猶太人“左傾”?

曹長青

在美國,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多數猶太人偏愛左翼政黨。據統計,自1916年以來,在過去97年中的24次美國總統大選中(至2012年奧巴馬連任),保守派的共和黨沒有一次得到超過半數的猶太人選票,多數猶太人把選票投給了左翼民主黨。

在美國歷史上,兩黨總統大選得票差額最大的一次,是1984年里根總統以橫掃般的壓倒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蒙代爾而連任。里根贏了49個州、59%的全國人頭票;拿到538張選舉人票中的525張;得到62%男子、54%女性、73%新教徒、56%天主教徒,以及各種職業者的多數選票;包括亞裔,也多數投給了里根,但三分之二以上的猶太人,卻把選票投給了蒙代爾(另外91%的黑人投了民主黨)。里根雖然僅拿到三成多猶太人選票,但后來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拿到的更少——

在過去六屆美國總統大選中,1992年那次,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老布什只得到11%的猶太人選票;1996年那次,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爾拿到16%的猶太人選票;2000年那次,小布什首次當選,也才得到19%;后來布什連任時,升高到26%,也才只有四分之一多一點。而在普通美國白人中,一般都是五十對五十,兩黨得到的票數旗鼓相當。

2008年,首位黑人當選總統,奧巴馬拿到的猶太人選票高達78%。雖然黑人跟猶太人在美國是最不和、最相互不買賬的兩個族裔(一個事業最發達,一個最落后),但在選舉中,他們卻是理念最接近的兩個族裔,都是民主黨的絕對票倉。

2012年奧巴馬連任時,雖然超過一半的猶太人(53%)對奧巴馬的中東政策不滿,認為他偏袒巴勒斯坦,對以色列支持不夠,但他還是拿到69%的猶太人選票,高過除了黑人(拿到90%)之外的任何族裔和階層。

猶太人左傾,有其由來已久的歷史。2004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加州伯克萊大學研究蘇聯歷史的教授斯萊茲肯(Yuri Slezkine)的專著《猶太人的世紀》(The Jewish Century),根據該書的數據,當年和列寧斯大林建立紅色蘇聯政權的很多共產黨人都是猶太人。雖然當時猶太人在蘇聯人口中只占1.8%,但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猶太人占了45%。蘇維埃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布爾什維克代表中31%是猶太人。蘇聯紅軍軍官中,40%是猶太人。蘇維埃政權的各級幹部中,高達41.7%是猶太人。1935年時,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骨幹,38.5%是猶太人。

更引人注目的是,被稱為蘇聯紅軍之父的托洛茨基是猶太人,俄共中央執委會主席斯維爾德諾夫是猶太人,蘇共肅反委員會(即早期克格勃“契卡”)主席捷爾仁斯基是猶太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是猶太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猶太人。當然了,為全世界共產革命提供了理論基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猶太人。

美國歷史學家夏勒(William Shirer)寫的那本著名的揭示納粹興衰的書《第三帝國的興亡》也介紹到,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非常痛恨很多猶太人支持共產黨。極右的希特勒最初的很多演講,都譴責痛罵猶太人是“赤色份子”。但納粹的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和共產主義完全在一個軌道上,都是建立在群體主義基礎上、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意識形態。

很多猶太人比較左傾是個明顯的事實。例如在伊拉克戰爭這個問題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布什所屬的保守派共和黨中,99%支持伊拉克戰爭;而絕大多數支持民主黨的猶太人,在這個問題上則嚴重分裂:從猶太人的角度來看,推翻薩達姆政權對中東和平有利,尤其對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處;但從黨派理念來說,猶太人又不情願支持布什的共和黨。在當時的全國民調中,支持伊戰的美國人最高達到78%,反戰的只有20%,但在猶太人中支持伊戰的只有52%,低于全國一般民眾支持率26個百分點。

就連在鏟除薩達姆、直接有利于以色列安全、和猶太人命運息息相關的外交政策上,猶太人的支持率才勉強超過一半。可想而知,猶太人不僅不是阿拉伯世界所說的“一小撮”主導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克的“陰謀力量”,而且幾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強勢對外政策的反對者和阻力。因而美國有評論家說,如果以色列不是猶太人的,而是其它種族的,尤其是其它白人政權的,那美國的猶太人可能是99%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正由于多數猶太人比較左傾,所以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至今65年之中,大多數時間都是左派政黨當選,前后執政長達45年。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不斷用自殺炸彈屠殺以色列平民、左派政黨致力與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敗之后,右翼政黨才在選舉中大勝(贏62%),沙龍出任了以色列總理。雖然沙龍上台后就推行對巴勒斯坦的讓步和解政策,但最后他所屬政黨還是輸給了左派。雖然目前是內塔尼亞胡的保守派執政,但該黨在國會席位並沒過半,還得靠跟其他小黨組成聯合政府。

猶太人究竟為什麼這麼左傾?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猶太人長期沒有家園,流散世界,受到各種不平等的待遇甚至歧視。雖然他們在各行各業都相當有成就,但卻一直是underdog(被壓迫者)。像在早年的歐洲甚至美國,猶太人都不可以擁有土地。所以,作為一個被歧視、被壓抑的族群,他們有非常強烈的要求平等的訴求。而在當今西方兩大政黨理念中,恰恰是左派強調平等;大政府、均貧富的經濟政策,就是建立在平等觀上的。而保守派更強調自由,共和黨主張小政府、減稅、市場經濟等,是基于自由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說,自由的價值高于平等。

猶太人傾向左傾的第二個原因(這是最根本的因素):猶太人是人類所有族群中,整體文化水平最高的一個,知識分子比例相當高。據《猶太人的世紀》中引用的統計:1939年時,雖然猶太人在蘇聯人口中占不到2%,但在莫斯科的所有大學生中,猶太人占了17%。在烏克蘭首府基輔,甚至高達35.6%。在整個蘇聯,猶太人在醫生中占了20%,在大學教授中占14%。在當時蘇聯主要城市列寧格勒,猶太人占所有報紙記者、編輯、作家中的31%。

今天在美國,猶太人在上層領域仍占很高比例,他們的職業多是律師、教授、醫生、金融家、經理等,包括在好萊塢,制片人和導演等,也很多是猶太人。在美國主要媒體中,猶太人占的比例更高。“猶太人主導美國媒體”一說從來就不是秘密。有人在網上列出了在美國新聞界活躍的長長的猶太人名單。甚至有報道說,六家猶太人的公司掌控著全世界96%的媒體(可Google搜索:Six Jewish Companies Control 96% of the World’s Media)。

所以,如果說“猶太人影響美國政治”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的話,那就是他們在媒體這個領域勢力很大,媒體直接影響選票,選票決定誰上台,實行什麼政治政策。

在美國,猶太人不僅是左翼民主黨最強有力的輿論支持者、重要的票源之一,更是主要資金的來源(政治捐款)。雖然猶太人在美國只有600萬,占美國人口2.2%,但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裡,猶太人社會幾乎為美國左翼政黨民主黨提供了近一半的政治捐款。

在西方生活久一點的人會觀察到,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教授、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等,都傾心于平等、均貧富等烏托邦理念,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會主義。美國的大學老師中(尤其是文科),90%以上注冊為民主黨;主要媒體的編輯記者,只有20%注冊為共和黨。

猶太人的知識分子比例高,自然左傾的就多。這不是猶太人的問題,絕不是那個種族的問題,而是整體知識分子的問題。知識分子天生就有三個傾向:

第一是脫離大眾,脫離中產階級的commonsense(常識),傾向于精英主義,醉心于烏托邦的意識形態,熱衷于一攬子解決問題的“整全化思維”。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把這種“整全化”(整體主義,歷史主義,本質主義)等斥為“威脅開放社會的偽科學”。

哈耶克在“知識分子和社會至上主義”中更具體說:“與那些旨在一點一滴地漸進現存秩序的更實際的認識和考慮相比,思辨全盤重建社會的方案,更合乎知識分子的口味。”“出于自己的本性,知識分子向來就不關心技術性細節或現實的困難,能夠令他動心的,就是廣闊的前景……”這種“烏托邦傾向”就是不顧現實,不管真實,不計常識,只相信腦中憧憬的虛幻的美麗。結果就是實實在在的災難。

第二個是傾向扮演為勞苦大眾請命的救世主角色,于是自然就傾向均貧富、要平等,所謂代表窮人、代表被壓迫者講話。

要為窮人爭“平等”是知識分子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奮鬥目標。但人和人的能力、性情、氣質都不一樣,可謂千差萬別,怎麼可能千篇一律地像“機器人”那樣整齊劃一而“平等”呢?在這些前提都不平等的情況下,財富怎麼可能均等呢?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這違背人類本性,違背常識邏輯,違背社會真實。但一代代的知識分子,就是要追求這個烏托邦。結果,強求平等(尤其是財富平等)的結果,一定造成社會上很多人的財產(它是權利的直接體現)被剝奪,最后整個社會朝向極權主義。

要平等,就要有個“群體”決定財富誰多誰少,怎樣才是平等;然后還要由這個“群體”重新分配財產。這個過程不僅會官僚橫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一定會形成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即主宰“均分財產”的特權階層——不僅剝奪了個體的自由,更人為地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

“平等”與“自由”哪個價值為先,哪個更為重要,這是左、右派的主要分歧點。

把“平等”視為最高價值,必然導致反對、甚至仇視資本主義,因為以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為核心特征(價值)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定會帶來貧富差距。所以向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知識分子往往激烈反對資本主義。

上述哈耶克著作中有專節“猶太人的反資本主義心態”探討這個問題,據他的觀察,“過去一百年來,猶太人一直是反對資本主義精神狀態的大本營。從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馬爾庫塞,汗牛充棟的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文獻,大都出自猶太人之手。在所有國家的左翼激進政黨中,包括俄國的共產黨,以及目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左翼激進政黨,在組建/領導政黨的人士中,猶太人的比例總是異乎尋常地高……”哈耶克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猶太人先天有傾心左派的心態”。實質是,文化人先天有傾心左派的心態。

第三個是很多知識分子熱衷“政治正確”。即傾向顯摆自己高尚、占據道德高地,尤其體現在所謂“保護弱勢群體”上。知識人的文明意識固然可貴,但是,知識人同時又是最虛榮的一個群體,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對“表現”自己是“品德高尚的、關心弱勢群體的人”比真正去“改變”弱者的生存狀態更感興趣。表現欲導致了虛偽,虛偽就是虛假,虛假就是欺騙。

在人類數不清的欺騙行為中,最高段數是“偽善”。偽善帶來的罪惡和災難超出了一切其他的欺騙。我甚至認為:偽善是萬惡之最!

由于知識分子是最虛榮的一個群體,所以這個群體中偽善者最多;而猶太人中知識分子比例最高,所以猶太人中出的偽善者也最多。結論:猶太人的左傾問題,實質上是知識分子的問題,從更本質上來說,是整體人類的問題。

《聖經》說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且不談是否信仰上帝,《聖經》是猶太人的歷史則無可置疑,所以這個問題或许可以這麼看,猶太人以其在哲學、思想領域的領先探討,在科學技術上的發明創造,代表著advanced(超前的、先進的)人類。在當代社會,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教育越來越普及,導致文化人越來越多。這本應該是非常好的事,但整體人類中文化人/知識分子越多,社會就越朝向猶太人群體的方向。這是整個西方越來越邁向大政府的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原因。

而要遏止並扭轉這個災難的方向,首先要靠右翼知識分子去跟左派拼思想/意識形態的陣地。只有占領意識形態陣地,才有可能扭轉世界往左轉的趨勢。而在這個陣地上,衝著最前面的、最有影響力、最主導右翼思想風潮的,也是猶太人——

最早(在德國、奧地利等西方國家剛開始往社會主義方向邁步的時候)、最清晰明確痛批社會主義、強烈捍衛資本主義、被視為當代市場經濟理論鼻祖的米塞斯是猶太人;他的學生哈耶克有猶太血緣;捍衛開放社會的波普爾是猶太人;最直接影響了當代美國經濟並向美國大眾普及了自由經濟理論的弗里德曼等等,都是猶太人。更不要說,在美國大眾中最有影響力,最強調個體權利,最提倡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資本主義價值的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Ayn Rand)也是猶太人。

當今美國知名的保守派政論刊物《評論》(Commentary)就是猶太人辦的,不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觀點,而且屬于最堅定、最清晰的一類右派。頗有影響力的《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也是猶太人辦的。當今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右翼政治評論家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港譯柯翰默) 也是猶太人。當然,他們在猶太人中絕對屬于少數,就像右翼知識分子在人類整體知識分子中絕對屬于少數一樣。

所以,無論猶太人中有多少左派,無論猶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它們都只是人類(尤其知識分子)的一個集中縮影而已。毫無疑問,反猶,反對猶太這個種族是絕對錯誤的。以種族和血緣來劃分人類,是最落后、最動物化的原始部落觀點,它不僅錯誤,也是非常愚蠢的,更對人類的發展和進步沒有一絲一毫正向意義。

(注:本文在2006年發表的同題文章上做了修改和補充。)

2014年1月1日于美國

2014-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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