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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人——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

曹長青




在21世紀的今天,聯合國193個成員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國家,而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卻仍是沒有真正自由的獨裁國家。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深入探究,中國在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方面都出現問題,是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導致目前的現狀。

第一個鏈條是制度。

民主和專制的優劣,早已被人類歷史證實。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制度被結束后,整個歐洲44國都走向民主選舉。美洲大陸除共產古巴外34國都實行了多黨制。亞洲的印度、日本、南韓、菲律賓、台灣等都一人一票選舉,連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開始投票。有了政治選擇權,才能稱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僅使人獲得尊嚴,也使一個國家真正富有強大。當今世界七大工業國(G7),也是全球七強,全部都是民主國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幾年前的統計,89個自由國家占有全球產值89%,而103個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國家,才占11%。它說明世界主要財富掌握在民主國家手裡;只有民主,才會帶來富有。“自由國家”的人均收入近三萬美元,而不自由國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國家的十分之一)。

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經濟,所以經濟方面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由于獨裁專制,導致這個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巨大不公、不義。只要制度不改變,社會和人都只能越來越畸形。

第二個鏈條是文化。

同是共產制度,為什麼東歐國家都發生了巨變,走向民主?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層的文化問題。

中國的專制制度所以千年不變,是因為背后有專制價值占主導的傳統文化在支撐,成為它的厚重底座。后來的共產文化,更把這種專制價值推到極端,形成中國獨特的“黨文化”。

胡適和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思想雙子塔”,他們一個溫和,一個激烈,但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卻非常一致:胡適推“全盤西化”,主要出于對中國文化中泯滅人性部分的激憤。魯迅說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魯迅和胡適之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激進”地否定,就是因為那個文化中缺乏個人自由、尊嚴、權利等價值,沒有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人文理念。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號稱“掃四舊”、衝擊傳統文化,但事實是掃了傳統的形式,本質上則強化了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價值,把群體主義、皇權意識、等級觀念發展到極致;以革命的名義,更加剝奪個人權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國文化人宣揚和確信,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聽到皇帝駕崩,就惶恐不安,認為改朝換代就要天下大亂是同樣心理,都是不把自己當人,當獨立的人,當有能力做自由選擇的人;仍是那種“奴才不敢,奴才該死”的被閹割者心態。這種缺乏權利意識、獨立精神的文化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是專制制度得以存活的養分。而無數中國文化人所做的,是強化這種支撐獨裁者的細胞。

第三個鏈條是人。

皇權至上的黨文化,鞏固和維系了專制制度,而統治者又用絕對權力,保持這種文化的獨尊地位。這兩個“鏈條”的相互捆綁,就勒出了劣質的中國人。當今中國人的種種毛病、惡習、醜陋,都可以從這種以皇權為中心的群體主義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說是,劣質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這種劣民又維護著獨裁制度,而專制體制則保護劣質文化的壟斷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給力,由此形成中國幾千年的落后、封閉,尤其是持續到今天的專制。

怎樣打破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

有人提出必須先造“新人”,然后中國才配有民主社會。這種觀點認為,民眾水準太差,不僅民主制度不會成gong,社會也會大亂。所以中國改革派知識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現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

其實更早時,梁啟超就提出“新民說”。這位曾到美國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啟蒙者,看到在美國的中國人社會仍是一盤散沙,勾心鬥角,也根本不參政問政,所以他更加確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國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后來毛澤東發動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響,也要塑造“社會主義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后都失敗了,因為文化基因不改變,專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則更是《動物農場》裡的、北韓式的思想奴隸,比封建時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更有人大聲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抨擊,胡適一生強調西化,都是認知到改變中國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無論是魯迅時代,還是胡適活著時的台灣,以至當今的中國,統治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拒絕西方文化的進入,因為他們都知道,那是一種會喚醒國人的權利意識、最終結束皇權統治的文化。中國幾次文化啟蒙運動,最后都失敗或無疾而終,都和當權者的抵制和壓制有關。

由此看來,在制度、文化、人的三個鏈條中,首先應該把改變制度作為第一優先目標。因為只有結束專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競爭的環境下,以優勝劣敗的正向淘汰規律,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而且,跟改變一種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變最快,其他兩項則可能需要幾代人,甚至幾百年的漸進演變。

當然,制度改變只是第一步,更長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變,只有這種改變,才可能逐漸產生具有公民意識的新人(不是順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維持和完善憲政民主制度。所以,無論今天的中國人怎樣被指責“劣質”,都絕不是人種問題,也主要不是個人的問題,而首先是制度問題,然后是背后的文化問題。

要想改變這三個鏈條的捆綁,必須首先從制度開刀。制度不改變,其他一切免談,都被這條鎖鏈捆綁得寸步難行。那些指責中國人劣質的人,如果不想、不願為改變制度做一點點努力的話,又怎能自認自己就不是劣質人中的一個呢?

——原載《看》雜志2015年4月號

201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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