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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得認“高玉寶是喬伊斯”嗎?

曹長青

對於李慎之的評價,我已經在“對李慎之說點真話吧”和“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等兩篇文章中談了很多,本無意再談了。但昨天讀到上海的朱學勤先生的文章,他認為我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是“道德傲慢”。覺得似應再說幾句。首先,道德和傲慢之間並不存在邏輯關係。因為對“道德”只能設某個標準,它只有本身的高低之分,而不存在提出者的傲慢和謙恭問題。你不能說別人提了一個高一點的標準,就是傲慢;那麼是不是標準定的越低,就越謙恭了呢?

朱先生強調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在國內那種艱難的情況下,達到顧准、李慎之那種水準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像我這樣身在海外的人,提的標準是“錯置具體感的謬誤”,“以海外環境之特殊,迫人從己”。

我的文章,從沒要求李慎之們按照“海外環境”做什麽,而只是針對別人給他的 “偉大思想家”、“自由主義者的領軍人物”等稱號,提出評價和異議,認為從他發表的文章和某些做法來看,他在認識水平上還有相當的局限,不僅不是思想家,甚至還不夠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對於我得出這種評價所使用的標準,朱學勤先生認為過高,憤憤不平,認為這是“道德傲慢”。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想要表達的意思,做一個誇張點的比喻吧﹕中國家喻戶曉的作家高玉寶去世了,於是中國文學圈內一片追思﹕“一代喬伊斯謝世”。我由於某個機緣讀到了喬伊斯和類似他水準的作家的作品,覺得不對勁,這高玉寶跟喬伊斯沒法比呵;大家都把高玉寶喊成了喬伊斯的話,那人們達到了高玉寶水平就可以自認一流了,這不要誤人子弟嗎?於是高喊了一聲﹕“高玉寶不是喬伊斯”。

這下招來一片憤怒的聲討﹕你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那是多麽艱難的環境,高玉寶沒有多少文化,他多麼刻苦,才達到現在的高度,而且周扒皮千方百計打壓他,不准他發表作品;更重要的是,高玉寶曾擔任周扒皮的欺辱農民委員會成員,在村政府中有那麼高位置的人現在覺醒了,出來為農民寫作了,這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我們認定《半夜雞叫》就是和《尤利西斯》在同樣的水準上。

對這種思維方式的爭論,我舉白旗後退﹕好,好,好,高玉寶就是你的喬伊斯吧。

誇張再稍微小一點﹕文革剛結束時的短篇小說《傷痕》、《班主任》等一下子全國叫響,感動了許多人。它們在中國那個特定時期,的確具有特殊的意義;但如果有人今天硬說這類作品可以和《項鏈》、《麥祺的禮物》等媲美,它們的作者和莫泊桑、歐亨利一樣偉大,那我只有再舉白旗﹕你們偉大,你們偉大。

我上面兩個例子的確有點誇張,但如果看看朱學勤先生的高論,那我的比喻也不至於誇張到太離譜。比方說,朱先生把顧准和哈耶克相比,說他們兩人“對人類如何擺脫同一類極權誘惑,做出了同等價值的思想貢獻。”我無法不佩服朱先生做這種宣稱的勇氣,更無意再長篇大論一頓顧准,抄幾句許良英先生對顧准的評論要省事得多﹕“顧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認為一黨專制和‘文革’都是直接民主……他對民主概念的理解還是相當混亂的,可以說他的探索僅僅開始,還沒有徹底擺脫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影響……而且顧准文集中根本沒有涉及自由、人權。”但朱先生硬說顧准做出了和哈耶克“同等價值的思想貢獻”,別人還能說什麽呢。如果朱教授也這麼教課的話,豈不是把學生往“井底”推嗎?

我不過高地評價顧准和李慎之,只想求得一點真實。對此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有深刻名言﹕“對生者我們欠的是尊重,但對死者我們只欠真實(To the living we owe respect, but to the dead we owe only the truth)。”

作為從那個專制制度生活過三十多年的人,我切膚之痛地理解顧准和李慎之先生在黑暗的鐵幕中孤獨地探索的巨大艱難,每每想起,都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更為那一代知識份子的命運而悲哀。社會環境的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而且他們自己參與了建構那個障礙),限制了他們本來應該飛翔的思想。正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不再重蹈他們的歧途,我才呼籲,讓我們看遠一點,看高一點,把視線轉向世界(既然今天已經完全有可能),把目標定到真正的國際水準。取法乎上也才只能得其中呵!

朱學勤先生對我文章最不滿之處是﹕我批評李慎之至死都沒有退出共產黨,認為這和自由主義者的身份不符。朱先生認為我是強人所難。是我強人所難嗎?共產黨員知識份子在中國成千上萬,我怎麼沒批評別人不退黨呢?因為別人沒有把自己定位為“自由主義者”。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強調知識份子要給自己的角色定位;如果定了位,就不能再角色混亂。而中國知識份子好象恰恰最容易忽略這個問題。一會兒去做維護獨裁者的諫士,一會兒又去做反抗專制的勇士了,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自己定位是“自由主義者”,就不能同時再是“共產黨員”。這兩個角色是根本衝突的。這就像你不能一邊宣稱是為民除害的警察(今天在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責任就是要結束共產黨的統治),一邊還是黑社會的成員;雖然你沒有再直接參與綁票、撕票等惡行,但仍是黑社會成員這個事實本身,就仍在給予那個土匪團夥以道義支持。而像許良英先生在六四屠殺之後就主動退出了共產黨,而且六四之後退黨的中國知識份子還大有人在。這些人從道義上否定共產黨的直接行為更令人敬重!

我當然非常清楚,在仍是獨裁專制的中國,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可能要面對各種壓力和磨難,甚至要付出犧牲個人利益的代價。但與此同時,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無數追求自由的民衆和文化人心堙A他們是反抗強權的英雄,是贏得人們尊敬的。不是我要求李慎之做烈士,而是他自己選擇做英雄。但一個人不能一邊享受著做英雄的榮譽,同時不犧牲做共產黨員的個人利益。我指出中國反抗共産主義專制的英雄仍是共產黨員實在太降格,李慎之至死沒退黨是一大局限,這實在一點也不過份。

為了反駁我和在德國的仲維光先生的觀點,朱先生還立了兩個假靶子﹕第一,關於李慎之的“諫士情結”問題。我的文章清楚地引用了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中的話﹕他勸江澤民要學習鄧小平,“以大手筆為中國,為歷史,也為他自己建功立業”;甚至說﹕“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我指出這種觀點、這種語氣,完全是向皇上進諫。

但朱先生卻隻字不提我引用的慎之先生原話,而是長篇大“射”一頓他自己立的靶子﹕曹長青把李慎之“晚年還是保持著與這些黨內同輩的私人交誼,幷拉著他們一起走”當做諫士情結,這對慎之先生很不公平。我只想說,這種把別人沒有說過的話當作靶子來批評的做法大概不能算誠實討論問題的態度。

朱先生的第二個假靶子是對仲維光先生指出的“在學術思想領域中,顧准的那本書應該說基本上是沒有什麽價值。如果把顧准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堛瑣ヲ伬笑不得。”仲維光的意思一清二楚﹕顧准的著作沒有什麽學術價值。但朱先生又長篇大“射”了一頓自己立的假靶子﹕仲維光只認歐美學院派,指責顧准李慎之等沒有學術地位。然後羅列一堆各國沒有學術位置的思想大師。這都哪兒對哪兒呢?仲維光根本沒有說學院派的位置本身有多重要。在教授成堆,博士成山的今天,有誰還只認頭銜,而不看作品的?仲維光明明是說顧准的作品本身質量不夠,這和顧准是否有學術頭銜毫無關係。如果朱先生能對準真正的靶子做文章,相信力度一定會更強。

朱先生宏論中還有肯定知識份子早期投奔共產黨的理想精神等,這點我在“李慎之是思想家嗎”一文中已有所批評,也令不少共產黨文化人們不悅。但既然我已經說了許多令人不悅的話,再多說幾句大概也無妨了。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或許會再談一下老一輩共產黨知識份子這個話題。

2003年6月24日於紐約(載多維網)

200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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