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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中﹕我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點失望

卜大中(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我認識曹長青很久了,八九民運剛過他跟夫人一起來到洛杉磯。他們充滿精力,還開車到沙漠去玩。他那時候在洛杉磯辦一個報紙叫《新聞自由導報》,就開始大膽的披露中國現象。

關於台灣民主前途的問題,我最近特別感慨,一方面是泛藍政黨選敗選輸了以後,不平之氣在心裡,另一方面中國很快崛起,自稱是和平崛起,有人說是武力崛起,反正很快的崛起,而台灣轉型,從第一次李登輝當選民選總統,從威權轉到民主,轉型不完整或者陣痛期混亂現象出現了,於是很多台灣的知識分子開始對民主政治產生懷疑。一個國家轉型民主化過程裡,精英分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大多數精英分子集體意志認為民主是正確的,而且是虔誠的相信民主的話,轉型很容易成央C而如果精英分子的民主信仰不虔誠、或者根本是反對,那轉化的過程就會痛苦、失敗。

蔣經國統治末期,台灣精英分子特別是知識分子,大家都認為應該民主,包括國民黨的那一輩像錢復、關中、連戰這些人都是留美派的,台灣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向民主。

這個階段,菁英分子的領袖李登輝先生,對民主是非常堅持的,但是當台灣民主出現一些混亂,中國逐漸崛起,而且中國論述認為民主不適合中國人,中國人不需要民主,民主反面教材就是台灣。於是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都說,不要不要,我們不要台灣那樣的民主。

在台灣,以前支持民主的知識分子菁英,現在有些也開始懷疑民主,甚至反民主。《中國時報》刊出龍應台文章,大意是說,經過觀察,她發現中國人其實不需要民主,民主對中國人沒什麼好處,只會帶來混亂跟經濟挫敗。像龍應台這樣的精英分子也都開始懷疑了民主,我覺得這個不虔誠的問題非常嚴重。

北大哲學系教授孫隆基,曾經寫過一本書講五四運動,他認為五四運動,那些知識分子對於自由主義不虔誠,才會有後來的共產黨鎮壓、壓迫知識分子的報應和懲罰。

愈來越多台灣知識分子對於民主沒信心,他們認為中國開明專制才是最適合中國人性格的制度,這點,讓我想到在《中國時報》時老闆余紀忠老先生晚年曾對我講的一句話,他說,經過這麼多年的思考跟經驗,他覺得開明專制是最適合中國人、包括台灣人的制度。開明專制在蔣經國的時代是台灣進步、成長最快、最安定的時候,大概也是生活最好的時候;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時代等,也都是開明專制,也是中國最穩定,發展最快的時候,所以中國人最適合開明專制。開明專制最早的來源應該是德國普魯斯時候的腓特列大帝,也就是,可以批評政府,但仍是威權體制,社會上一些自由活動是允釭滿C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精英分子,特別是知識分子,開始退縮,懷念起開明專制。從這裡看到漢民族靈魂深處,從來不相信自由主義,從來不相信民主。

台灣一些所謂大師批評台灣的時候,通通都是民主派、自由主義者,他們講到中國,卻突然變成民族主義者,我真的覺得這些大師才真的叫大師,他們是兩面大師,一面這邊,一面那邊,他們有好幾把尺,好幾個標準,所以當中國主義強大起來,他們就背棄台灣價值。在這情況下,剛讀完曹先生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啟發,就是要真正的始終如一,不能夠雙重標準或多重標準。我覺得台灣民主最大的危機,就是知識分子對民主不虔誠,甚至悖離、批判、或者反對。中國的強大和台灣的混亂成正比,中國越強大,這種論述的改變越嚴重,台灣越混亂,改變越嚴重,我們看到知識分子人格中的矛盾性、荒繆性。

台灣民主如西方諺語「上帝用曲線畫直線」所說,正在曲線狀態,但基本上還是直線方向。我還是比較樂觀,我們不能太悲觀,悲觀會讓民主沒有力量。有很多精英分子都悖離民主,如果我們悲觀,就走不下去了。

關於手段跟目的,以前我們常說,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目的是正義,手段可以是不正義,為達到某一個美麗烏托邦的天堂,我們可以殺人。以卡繆開始,有一個反省,發展成剛剛李永熾教授講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觀念,「手段是檢驗目的的唯一標準」,手段不正確,目的再正確都是錯的。特別在中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毛澤東為了達到他的目的做那些事就被說成是對的,什麼為了窮人翻身,殺掉多少地主階級都是對的。這種觀點,在台灣也是有的。但現在怎樣看起來這都是錯的!

這樣(不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新想法,在西方已有差不多將近一百年,在台灣還沒有生根,在中國更沒有。鄧小平說的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很可笑,因為真理是已經通過了檢驗。

在曹長青新書(《美國價值》發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原載台灣《當代》雜志2006年1月號)

200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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