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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學者徐永明評曹長青新書﹕面對困境要講真話

徐永明

今天很高興能來這裡,不能說是與談,算是來學習。會邀請我來可能一方面是我比較年輕,希望能提出一些比較年輕世代的觀點,雖然我很難說自己是年輕世代,只能說相較於各位比較年輕。我覺得做為這個非常世代,知識分子的歷練一直在進行,與我同世代,在台灣民主化過程裡面,很多人會說,回到學生時代多好,因為那時候只要說反對就好,這個選擇非常清楚。離開學生時代,台灣民主化之後,學運這群人遇到很多選擇,有些人跑到民進黨去工作、有些人在國民黨工作,有些人選擇在學校當教授,或是當研究員。我還常對公共議題發言,可是有很多朋友當教授,就不太講話,對目前政治發展不太去談。我常常在想,這好像是我們這世代的考驗或是驗證還持續在進行,可能跟各位比較不一樣。看這本書的時候,一直在想,他對我個人有什麼啟示?什麼叫知識分子?

有兩個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一個是我在美國當研究生的時候,在耶魯大學寫論文,剛好他們邀請王丹去演講,談的是中國改革的前途。我那時候跟王丹還不熟,到場發現講堂裡百分之八十是中國來的留學生,王丹談中國民主化的問題,個人六四經驗遭受迫害的經歷,以及整體而言,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有哪些不平等或黑暗的影響,台下這些中國留學生其實是磨拳擦掌,已經準備好修理王丹。他們的質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為中國現在慢慢變好,有點像卜先生講的漸漸富強,甚至改善所謂人權,為什麼還要批評中國,為什麼不講正面的東西;第二,為什麼要跑到耶魯大學這樣白人的西方美國人的學術殿堂來講,是不是你不愛國?甚至你沒有民族主義傾向。整個半小時的發言時間,王丹都在受到圍剿,我們台灣來的留學生本來想幫他講話,可是感覺好像插不上口,沒有什麼立場,我那時候突然覺得知識分子其實就是講真話,像李老師說的。如果問我尊重或敬佩什麼樣的人,或是想成為什麼樣的的知識分子,我的回答是在困難的處境選擇去講真話的人,王丹先生那時候讓我覺得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在那個場合,其實很可以講一些現在流行的中國論述,說中國是現在、未來的強權,中國慢慢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國目前體制適合現在的經濟發展,甚至未來還可民主化,而獲得滿堂的喝彩。但王丹選擇去批評中國,一定是不討好,尤其在那樣環境之下,甚至以目前情況,即使台下百分之八十都是白人,很多人一定也不接受。所以知識分子不但是要講真話,而且選擇在困難的時候,面對困難,講真話。

曹先生這本書所講左派右派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這可能是很好的指標,使我想到,知識分子跟政客很容易區分,例如台灣最近發生的一件事。詩人杜十三恐嚇行政院長謝長廷的事。我要說的,不是杜十三是否知識分子,而是謝院長果然不是知識分子。為什麼謝院長說他不會向杜十三提告訴?是的,謝院長這樣有權勢的人講這樣的話時,做了一個easy choice, 這個選擇是有好的形象,大家會說,對,有權者不要計較一個滿懷怨恨的文人。可是我的感覺是,為什麼謝院長不能做困難的選擇,杜十三既然違法,就應該起訴。台灣民主發展的角度,要去釐清目前這種所謂價值手段,必須站在法治的立場,以現任院長,所謂最高行政首長的身份,把話說清楚:杜十三是錯的,應該被處罰,可是他是政治人物,不是知識分子,所以就做了一個比較簡單選擇。我從這本書學到的是判斷一個知識分子或是學者專家的判準。選擇講真話,選擇跟一般流行不一樣的,對形象不一定好、當下處境不一定好,這才可能是知識分子,才能矯正政治亂象。這又回到我前面所講,做個年輕世代很辛苦,還有二十、三十年的時間必須面對這樣的選擇,可能有很多困難的時候,知識分子沒有簡單定義,或是你要做哪些事,例如:你要拿博士學位,在學校裡面教書,你才能發表東西,這才叫知識分子,可能是,你在面對一個困難的處境是不是願意去選擇講真話,我覺得那可能是一個知識分子,這是我從這本書所學到的。

曹先生這本書主要談左右派知識分子,在面對所謂社會主義理想或第三世界,我不太清楚台灣算不算有左右派?我現在感覺好像是沒有,也不太清楚有或沒有,對台灣是好或不好,不過我覺得台灣是當然有統派、獨派知識分子,這是蠻清楚的。如果曹先生這篇文章,左派右派翻成統派或獨派的話,搞不好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示,譬如說,就像各位一直在談的台灣有個中國論述,不論是在二○○○年、二○○四年總統大選時都存在,這種論述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國在崛起,台灣的未來在中國,台灣如果處於中國的發展之外,那台灣是沒有前途的。我常在說,這個中國論述,為什麼沒有人去檢驗?在中國的發展之下,中國老百姓生活到底是如何?是完全沒有階段壓迫,還是皆被壓迫得越來越嚴重,中國情形如何?中國有民主化嗎?台灣的中國論述不僅是知識分子在談,甚至媒體輿論也是這樣播。電視新聞節目,很多中國新聞,譬如說熊貓來台,譬如說台灣水果登陸,可是中國過去一年發生了七萬多次各種抗議事件,很多人民在抗議的時候,公安結合流氓去打壓他們,卻從不報導。各位想想泰勞事件在台灣被報導的多大,給執政黨造成多大衝擊,在中國有這麼多這樣的事情,台灣媒體好像視而不見。我覺得,視而不見不單是台灣媒體的懶惰而已,而是台灣在中國論述裡,已把這部分忽略掉。曹先生也講過很多西方的左派分子在談第三世界或是蘇聯所謂社會主義理想的時候,常常粉飾這些獨裁者,而忘了老百姓真正真實的遭遇,台灣在流行中國論述,談的是台商在那邊賺了多少錢,但是在台商工廠做工的工人所受的待遇是什麼,會比台灣外勞好嗎?從台灣角度而言,台灣賺越多錢越好,我意思是說,要談中國論,若是真的覺得台灣應該走中國這條路的時候,應該把這方面都拿出來談。

我對台灣有危機感,是因為慢慢有很多人用各種方法,去破壞或是誣衊民主體制。我在中國大陸參加研討會的時候聽到有些台灣去的學者,我不要說他是親藍的,或是國民黨的,當他在那邊痛罵台灣民主的時後,我心裡就在想,他不知道他毀壞多少台灣過去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價值,也突然覺得說很可能民主作為台灣民眾或所謂統獨兩派知識分子所謂共同信仰,可能慢慢的不成其為一個平台。二○○四年有這個浪潮,國民黨粉飾所謂蔣經國時代,宣傳說民進黨這麼糟糕,不如回到蔣經國那個時代,那時代多平等,沒有貧富的差距,對不對?可是,二○○四年人民用選票很清楚的否決了懷念威權的想法,在泛藍選輸的抗爭中,我記得有位台大哲學系教授的說法真的很符合所謂「理性的起伏」,他跟泛藍的支持者講說,「泛綠行動是低等教育,是農工階級,他們是笨蛋一族,我們是聰明一族,我為這句話負責。」這是媒體上登出來,我在評論中也寫過。各位想想,一個台大哲學系教授,而且常常號稱出身農工的家庭,因為拿工商獎學金,他才有機會變成台大教授,而他談民主,談法竟是「聰明一國笨蛋一國」,那笨蛋一國是多數,雖然贏了,可是我們聰明一國不一定要接受笨蛋一國的結論。所以,有詩人想要去殺行政院長,一點都不奇怪。如果我是聰明一國,我為什麼不能殺笨蛋一國,各位想想看,一旦採超人哲學,最簡單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只要把曹先生左派右派知識分子換成統獨派知識分子,其實他已經間接處理台灣的現象,這本書可以給台灣一個驗證或是一個提醒,其實我們都經歷過這個過程,所以真的是沒有悲觀的理由。最後很可能就是所謂笨蛋一國的人要真正的去引導、或是教育程度高的聰明一國,縱使我們不是長得很體面,沒有高高瘦瘦、白白淨淨的外表,可是最後我們還是能夠去堅持民主價值。這就是在困難的階段、困難的處境,去堅持一個困難的選擇。這也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謝謝!

2005年11月9日在曹長青新書發表座談會上的講話(台北金石堂書店)

(原載台灣《當代》雜志2006年1月號)

200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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