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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下)

曹長青

除了在對共產黨和西方左右派問題上的分歧之外,我和劉賓雁對“報告文學”這種體裁也有不同看法。我到美國瞭解、學習和大量阅讀新聞報導、調查報告之后,越來越痛感中國那種把新聞和文學混到一起的寫法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新聞規範。因為到底哪些部份是報告,哪些是文學,根本分不清。而在西方,新聞強調的是客觀和真實性,不可虛構,更不可文學化,報導中用形容詞都是犯忌。西方出版的書籍也明確分成“虛構”和“非虛構”兩大類,不能混淆。

●應該淘汰《報告文學》

而以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為代表的這類作品,基本是報導和文學不分,事實、引言不給出處的地方佔據絕大部份,然后和作者的主觀描述、感嘆、感慨、評論摻雜在一起。例如他的代表作《人妖之間》,寫黑龍江省賓縣燃料公司經理王守信貪污案。開篇作者就評論說,王守信“名聲不好,是個破鞋”,后來就描述王在那些男性主管面前,“褲子都脫下一半了,那種親昵勁兒,對于年歲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沒有一點魅力。”“這麼一個粗鄙、淺薄的家庭婦女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見如故,把一個五十歲的女人所剩無幾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厭惡的方式展示出來:哎呀,我說王書記(或高經理,聶秘書長,反正都一樣)呀,咱們賓縣老百姓可難啦。”

這些描述全沒有出處,都是劉賓雁自己的文學想像和虛擬。從劉賓雁的文中得知,他既沒有採訪任何“男性主管”,更沒採訪過王守信本人。只是用“粗鄙、淺薄”等貶意形容詞,來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

除了隨意使用形容詞,主觀論斷之外,還動不動就“她想”“他納悶”之類的。記者只能報導某某怎麼說,卻不可以描述對方心堳蝏繴Q,因為記者怎麼能知道對方心媟Q什麼呢?那一定是你的猜測,而猜測不是新聞,是心理描寫,屬于文學。上述那些類似說書的情形,在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中不是比比皆是,而是通篇都是。

正由于這種真假虛實不清,據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回憶文章,對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不斷有人指責“失實”,到《人民日報》、省堜M中央告狀。

●劉賓雁喜歡議論人而非探討理論

熟悉劉賓雁的人,如果實事求是,一定會承認他有這樣一個特點﹕喜歡評論人,評價人品。從不少和他交往過的人最近對他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出,他評價人的興趣超過對事情、理念的探討。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例如我們一起在夏威夷寫書時,當時八九民運剛過去兩年,在理論上關于那場民運的爭論很多,但在和劉賓雁的交談中,我沒有任何記憶他從理論到操作上做過任何評論和探討,倒是他對運動的參與者們的品頭論足仍記憶猶新,而他對人的判斷在相當程度上是偏聽偏信的。我這個判斷是通過自己和他交往得出的體會,而且上述胡績偉的文章中也談到,讀者給《人民日報》的告狀信中也指出,劉賓雁偏聽偏信。正是這種偏聽偏信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報告文學寫作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而報告+文學的特點,又給了劉賓雁相當可發揮的余地。

雖然報告文學是中國新聞的一種形式,也在啟迪人們思想中起過重要作用,在當年使用無可厚非,但劉賓雁在美國讀了十多年《紐約時報》之后,仍未見他對當年這種完全缺乏新聞專業性作品的思考和反省。報告文學這種形式,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既損害報告,也不是文學,是一種必須從新聞中淘汰的形式。劉賓雁是報告文學的代表作家,他能認識到並表態的話,當然對推動中國記者的專業化會起到相當的作用。

●王守信不死,可能是大企業家

除了新聞寫作本身的形式問題之外,劉賓雁那些報告文學的思想性也值得重新評價。再以《人妖之間》為例。今天來看,王守信當年那些經營想法,很像是今天市場經濟的先聲;她不過是頭腦靈活,吃苦能幹,想方設法為她的公司和賓縣爭取經濟利益。今天,王守信很可能是個大企業家。她雖然有請客送禮、把贏利放進“小金庫”等問題,但既沒卷款外逃,沒有私吞公款,而是和公司營業部主任及會計三人掌管。用這些錢,再去拉關係,為賓縣民眾爭取更多的煤、化肥、水泥和木材等利益,並為公司職工盖房子。即使王守信有腐敗行為,也絕不構成死罪。

劉賓雁本人在“答讀者問”中說,“王守信早巳敗露,多次報導,但她在賓縣還不臭。同她勇敢鬥爭的人也不香。”后來劉賓雁在美國接受“新唐人電視”採訪時還承認,“王守信雖然已經被捕了,但老百姓還說她好。可惜這點我沒能寫出來。”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間》發表一百五十天之后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了,是否和那篇報告文學有關係,很難判斷。但劉賓雁直到去世,也沒有對他的文章是否對一個人被處決有一定責任做過任何反省。今天來看,以劉賓雁在美國這些年來一直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經濟來看,他當年之所以對王守信那麼大勁頭,與他對市場經濟的反感大概不無關係。

●用“特權”寫報告文學

無可否認,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七十年代末能夠提出共產黨內的腐敗問題,在當年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是有歷史意義的。他那種為民請命的道義精神和刨根問底的調查勁頭是令人欽佩的。但為什麼到了美國之后,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裡,他再也沒寫出任何一篇報告文學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條大概是因為他失去了當年的特權地位。

由于曾和他一起採訪調查過,所以對這點感觸非常深刻。劉賓雁到哈爾濱調查王福綿案時,住的是招待外賓的“國旅”大廈,而且還帶兩個“採訪助手”。所謂採訪,根本用不著他去找人,而是提出名單,由當地的黨組織把這些人叫來,經常就是在他住的賓館進行。例如黑龍江省公安廳管制院副院長,就是從幾十公里外的醫院趕到市堛獐B賓雁住的“國旅”,與其說是接受採訪,不如說是接受上級組織問話。關于王福綿的案子,劉賓雁準備寫成“內參”,直接交給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這是一種特殊的權力。

再比如我陪他去北安採訪,當地的縣委宣傳部長到火車站迎接,然后住進縣委招待所,摆上酒席。在精神病院採訪之后,劉賓雁還給全院職工做了報告,醫院負責人陪坐台上,一派上級領導做指示般的陣勢。作為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記者,他當然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上級”,代表著“權力”,是有“上方寶劍”的。一個可以向中央領導寫“內參”的權力,就把那些地方官員嚇得戰戰兢兢,即使是省委書記,也得禮讓三分。有這等採訪條件,再能在黨的機關報發表,隨后其他黨報轉載,那的確是實權。

所以說,當時的劉賓雁可以說是具有雙重性,既是為民請命的正義象徵,同時還是代表上級黨組織的權力化身。有人稱他“劉包公”,還真有幾分準確,因為包公就是主持正義和朝廷權力的混合物。

而到了美國,當這種採訪和發表的雙重“特權”失去之后,就再也沒有報告文學出產了;而且十七年來,也沒見他寫出其他有影響力的東西,這就不是失去特權可以解釋的了。大概是由于他仍尋找共產黨、仍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思想局限造成的。

●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

雖然我在思想上和新聞寫作形式上都和劉賓雁先生分道揚鑣了;但對他身上的许多非常難能可貴之處,仍是十分推崇。首先,他的確是一個真正有理想追求的人,至死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著、思考著、努力著。盡管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但我卻不認為他是一個平庸者。尤其是知道他臨終前幾個月還在做剪報、收集資料,關心拉丁美洲的下一步發展(希望驗證他所追求的理論),真是很感動。

其次,劉賓雁先生是一個充滿道義感、社會責任感的人。他那種憂國憂民的勁頭,有一種男子漢大丈夫要承擔責任的俠義;他那種關注底層民眾命運的悲天憫人之心,更讓人感覺一束道德的光亮,一種關愛他人的美好。

第三,在中國人多善于爾虞我詐,鉤心鬥角的現狀下,劉賓雁一直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誠實和正直。打個比方說,如果你跟劉賓雁簽一個合同(哪怕是口頭承諾),都絕不用擔心他會騙你。誠實和正直是我對老一代人的许多非議之后,最肯定、推崇並視為榜樣的。劉賓雁可以在思想理念上錯到底,但他是一個犯誠實錯誤的人。他的人生沒有狡猾算計、更沒有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他在中國那些作為,不是精心權衡利益得失之后才做的,而是自己認為是正義的,就去做了。這在今天這個時代更是十分令人懷念的品德。

還有很小的事情,讓我很感動,一直記了十幾年。比如說,在夏威夷的時候,他們夫婦借用一下我們的車,送回來的時候一定給加滿了油;借用一下照相機,還回時就悄悄放進去一個新的膠卷。這類小事也反映出一種難能可貴的美德。

對劉賓雁先生,我最強烈的一種感覺就是遺憾。思考劉賓雁的一生,更痛感人的頭腦是一種多麼無力、多麼靠不住的東西,一旦錯誤,可以錯到驚天動地,而自己全然不知。于是時刻提醒自己,任何時刻的固步自封、自以為是都是絕不可取的。

(全文完)

2005年聖誕前夕于紐約

——原載香港《開放》月刊2006年1月號)

201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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