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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治療中國的「缺德癥」——在多倫多《九評共產黨》紀念會上的演講

曹長青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報導)2005年11月20日下午在多倫多市議會廳由《大紀元時報》加東分社、多倫多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加拿大華人服務社、大多倫多中華會館聯合舉辦《九評共產黨》發表週年紀念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中國旅美政論家曹長青發表了題為《怎樣治療中國的“缺德症”》的演講。希望之聲電台分四集播出(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525/28262-1.asp),以下是曹長青演講內容﹕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關心中國前途、信奉民主自由價值的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多倫多,也非常感謝主持人邀請我來,有機會和這麼多朋友在一起探討中國的前途。很榮幸有機會參加《九評共產黨》發表一周年紀念會,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近年,無論是退黨,還是九評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社會中比較重要而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我主要想講的是,從一個對中國問題比較關注的觀察家或者政治評論員的角度,看中國到底有了什麼問題,或者說中國患了什麼病。

中國這些年,尤其共產黨執政以來,患了嚴重的疾病,而且症狀越來越嚴重。無論中國是兩千年還是幾千年的歷史,恐怕可以說現在是道德最淪喪,道德最低下的一個時期,而且可能還沒到谷底。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整體上的知識份子,以及那些製造假煙假藥假奶粉的普通老百姓,普遍的缺乏道德,道德淪喪。中國患了嚴重的道德缺乏症,或者簡稱 “缺德症”。那麼這個疾病怎麼發生的?我今天主要講四個問題﹕第一個,中國這個疾病從哪裡傳染來的;第二個,為什麼其他國家能預防治療這個疾病;第三個,中國的疾病症狀為什麼越來越重;第四個,怎麼治療中國這個疾病。

第一個問題,中國的缺德症是從哪裡傳染來的﹕

我覺得中國疾病的主要特徵是,全國上下都呈現道德淪喪。在上層,有個完全不道德的政權,建立在軍隊、屠殺、勞改營,包括精神病院(用它迫害異議人士)之上,剝奪十三億中國人的選擇權。 1921 年共產黨成立, 56 年前中共在中國建政,這個政權,這種邪惡,怎麼會降臨在中國這片土地,造成了這麼大的災難?早就有報導說,可能多達八千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非正常死亡。

中共邪惡政權的出現,和二十世紀的災難有直接關係。五年前,二十世紀結束了。二十世紀是人類科技最突飛猛進發展、經濟比前1900 年都空前繁榮的一百年。但為什麼它會成為人類最災難的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幾近在全球蔓延。根據專家的評估,多達1.3 億人因此喪生,相當多倫多人口的40 多倍,死于饑餓、戰爭和迫害。這100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了人類之前1900 年的總和。

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災難?根據西方專家學者的研究,主要有三個理論導致這個災難:

第一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關。1905 年愛因斯坦發表了相對論,1919 年5 月29 號,也就是中國正在進行五四運動的時候,相對論經過天文物理的觀察,得到了證實。相對論本來是物理學的一個理論,但當時被西方充滿了烏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識份子拿過來,擴展到各個領域,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愛因斯坦本來是從物理學角度提出時間和空間可能是相對的,但這些左翼知識份子,這些前期共產黨思維的知識人,把它擴展到社會領域,變成什麼都是相對的,包括道德也是相對的,沒有了絕對的道德標準。所以二十世紀初開始風行的、壟斷知識人想法的就是道德相對主義。沒有了絕對道德標準,那麼就各自對道德解釋,包括中共說的無產階級道德。什麼叫無產階級道德?不道德就是不道德,什麼叫無產階級道德?其實道德相對主義就是沒有道德,否定道德,結果是反道德。二十世紀的道德相對主義風行,釀成一場場巨大的災難。

第二個原因,就是佛洛伊德提出的性和夢的分析。和愛因斯坦同時代的佛洛伊德,也是一個德國猶太人,他提出一整套理論來解釋人的行為,說人的行為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潛意識,其核心是性衝動。所有人類的行為都是因為“性”而產生的,都是潛意識的產物。這種理論導致一個惡果,因為潛意識沒有是非、善惡的概念,結果也導致沒有道德標準。它也是導致二十世紀知識界思想混亂、熱衷道德相對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個是馬克思主義。這種理論要從整體上改造社會,最后用暴力進行。結果我們看,凡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全部都是給人帶來災難。道德相對主義、佛洛伊德的性學說,再加上馬克思主義,這三大學說,導致了百年災難和悲劇;二十世紀的所有災難都可以從這三種理論中找到原因。當然還要再加上一個德國人,就是尼采。尼采提出的超人學說,就是絕對意志,就是權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強調“超人”和個人意志。

今天我們看看,中國為什麼還是專制,為什麼這麼嚴重的道德淪喪?和中國還在實行尼采學說,還是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還是超人統治有直接關係。毛澤東是超人,今天胡錦濤還要做超人,用超人來統治,而不是像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議會(紀念九評討論會在多倫多市議會廳進行——整理者注)這樣投票,讓人民選擇。所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中共這個邪惡政權,和二十世紀整個災難是連在一起的,是這麼一個背景的產物。

第二個問題,其他國家為什麼能預防治療這個疾病﹕

現在我講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有的西方國家預防了這個災難,有的治療了這個疾病。其中很明顯的就是美國,她不僅沒有被這三大主義打倒,還在二十世紀領導人類擊敗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在冷戰中,領導自由世界擊敗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邪惡。今天美國又開始領導反恐戰爭,來對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活動。為什麼在每一次人類重大災難之際,每一次重大關頭,美國都挺身而出,承擔道義責任?這和美國這個國家的強烈道德感有直接關係。美國所以承擔道義責任,不僅因為其軍事強大,經濟強大,也不是由于她人口多,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是基督文明,有一種道德感,宗教感,所以這個國家才承擔道義責任。

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瞭解美國歷史的都知道,美國這個國家是由一批從歐洲來的新移民建立的。這批人還沒到美國海岸的時候,就在船上訂了一個公約,叫《五月花公約》。這個公約寫的什麼?不是到美國撈金,不是到那去發財,買房地產,建大樓,他們說我們要去美國,在那裡建立一個神的國度,建設一個精神的家園,建立一個道德的世界。是這樣一種想法和理念奠定了美國的基礎。

在華盛頓領導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你知道美國有多少人口嗎?就跟我們今天多倫多市一樣多,有三百萬。這三百萬中,你知道有多少人信仰耶穌基督麼?我看了一下歷史書,98 % 是新教徒,1.8 %是天主教徒,兩項加起來,美國當時的三百萬人中 99.8% 是基督徒,剩下的 0.2 是猶太教徒,猶太教信仰上帝,但不信仰耶穌,這就是說,從信仰上帝的角度,美國當時三百萬人口,幾乎是百分之百。在人類歷史上,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在她建立的時候,人口中 99.8 % 是基督徒!這麼高的比例有信仰,而有信仰的人才會有堅實的道德基礎。

美國歷史書還記載,華盛頓領導革命軍打獨立戰爭時,當時革命軍中的上校(當時還沒有少將,中將,上將,軍隊比較大的官就是上校),除了一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美國是這麼一個奇特的歷史,奠定了美國的文明底座,那就是一個信仰的底座,道德的底座。今天我們看,雖然美國也有左派, liberals強調自由意志,以自由的名義容忍,甚至縱容放縱,包括主張同性戀結婚等等,但是美國的這個道德信仰底座沒有被摧毀,保守主義所強調的傳統價值在美國還有堅實的根基。這從幾個數字可看出﹕十年前《紐約時報》引述一項民調,美國人相信上帝的佔 91 % 。我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少,但在美國竟高達九成以上!兩年前美國 Fox 電視引述了一項民調, 90 % 的美國人相信上帝。十年來,僅浮動了一個百分點。《文明的衝突》作者、在美國以至世界都較知名的學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一年前發表一篇論文,引述的數字說,美國現有 84 %的人自認是基督徒。這是非常高的比例,因美國有近三億人口,等于約有二億五千萬基督徒!

有信仰的人,道德感會更強。幾周前法國發生大規模穆斯林青年暴動,波及三百城市,近三萬輛汽車被砸燒。在美國也有很多穆斯林,但卻沒發生這種現像,為什麼?因為美國的穆斯林融入了美國社會。最近《華爾街日報》引述說,美國現有二百萬穆斯林, 59% 有大學文憑,高于黑人等少數族裔比例;而且 21 %跟其他宗教團體及族裔通婚,這個比例和其他宗教團體及族裔群體差不多。而且對美國阿拉伯人的統計更令人驚訝,移民來美的阿拉伯人,只有 23 % 是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叫做穆斯林,也就是說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在美國還不到四分之一,多數美國阿拉伯人信仰的是基督教,佔70 %以上!其中 42% 是天主教徒, 23 %是正教徒, 12% 是新教徒。這些阿拉伯人,穆斯林都融入了美國社會。

我們再看看在美國的華人。據《華盛頓時報》一年前引述的研究華人信仰的專家統計的數字,美國總共288 萬華人中,三分之一是基督徒。美國是這麼一個國家,建立在基督文明、道德信仰的底座之上。今天,美國每月上教堂的人口比例是英國的兩倍,是德國法國的三倍。為什麼美國在二戰,在冷戰,包括今天反恐之戰中會承擔道德責任?和這個有直接的關係。所以美國這個國家才能避免中國那種大規模的“缺德症”,也避免了像俄國發生的共產主義蔓延,也避免了像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也避免了像法國大革命那種血腥暴力,包括拿破崙的武力征伐。而且不僅避免,還成為了領導人類抵抗這種種疾病的中流砥柱。

另外我們看東歐國家,包括捷克、波蘭、匈牙利等,以及俄國,都曾是共產主義的一部份,這些國家怎麼能結束了共產主義、開始走向一個正常的有道德的社會?這也和這些國家知識界強調道德有直接關係。我們看捷克首屆民選總統哈維爾,從他的《獄中書簡》可看出,在被捷共關押的時候,他就相當關注道德問題。他所從事的反抗運動,不是一個奪權運動,而是從道德上否定共產主義,恢復捷克人的道德。他雖然沒有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已強調有一個更高的權威,超越共產主義,超越國家領導人的神的權威。哈維爾不是為了當總統,來領導抵抗運動,而是從道德上否定這個不道德的共產主義,來領導這場抵抗運動,最后人民有了選擇權,選擇、推選他做了總統,而不是因為他一直在做總統夢。

我們再看俄國,俄國為什麼推翻了共產專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俄國有一批知識份子從道德意義上斬釘截鐵地否定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向俄國人民傳播共產主義是邪惡,而不是什麼黨內改革派、溫和派呵哪個派,不是強調策略,而是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俄國很重要的一個知識份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作者。我讀他的書相當感慨,他不是從政治層面來否定共產主義,來否定共產蘇聯,而是從道德層面。他認為共產黨、共產主義制度是不道德的,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所以必須從道德層面否定和結束它。他有幾句話給我相當深刻的感受,他說:“不是斯大林在殺人,是人在殺人。”什麼意思呢?僅僅結束斯大林、結束共產制度還是不夠的,必須結束人心中的那個黑暗,是人心中黑暗的部份,那個沒有人性的部份,那個沒有神性的部份,在殺人。只有改變那個部份,才能真正改變這個國家改變這個制度改變這個群體,所以他從這個意義來否定共產主義。今天我們看俄國,捷克等等,為什麼都結束了共產主義?都和他們國家有這麼出色的知識份子,全面、堅定地否定共產主義,毫不妥協地譴責、挑戰共產黨,舉起道德的旗幟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再看看東歐的另一個重要國家波蘭,幾周前該國舉行了國會和總統大選,最強調道德的政黨獲得了勝利,領導該黨的一對雙胞胎兄弟將出任這個國家的總統和總理。雙胞胎同時出任國家領導人,這在人類民主國家歷史上還沒有過。這對兄弟都是以強調道德著稱的。大家都知道,波蘭是整個東歐國家中第一個結束共產專制的。為什麼會是第一個?這和 90% 以上的波蘭人都是天主教徒,都強調信仰有直接的關係。剛去世不久的羅馬教皇保羅二世是波蘭人,他幾次回波蘭,推動波蘭的民主,促使更多的波蘭人從信仰和道德的角度來結束那個不道德的共產世界。為什麼波蘭最早出現瓦文薩領導的反共組織團結工會?(瓦文薩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為什麼波蘭能最早地結束共產統治?為什麼波蘭今天最強調道德的政黨能夠獲勝?為什麼波蘭能在結束薩達姆政權的軍事行動中派遣了除英美外最多的軍隊,這都和波蘭的宗教背景、道德感促使她承擔道義責任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再看看亞洲的國家,南韓,臺灣,菲律賓等等。目前臺灣的民主進程比較艱難,有很多原因,包括連宋到北京朝拜胡錦濤,要聯合共產黨對付臺灣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被忽略,那就是臺灣的基督徒比例相當低,只佔4% 左右。而南韓為什麼民主進程比較順利?和南韓的兩任前總統,都曾為持不同政見者的金大中、金泳三都是基督徒有直接的關係。現在南韓的基督徒佔人口的 49 % ,而在臺灣僅佔4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也導致兩個國家的民主步伐不同。

我們再看看亞洲的另一個國家菲律賓,菲律賓當年發生和當年中國天安門事件同樣的情況,就是菲律賓的獨裁者,菲律賓的“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菲律賓人民,因為人民開始反抗,在街頭圍住了那些坦克。但是菲律賓的軍隊最后沒有向人民開槍。而中國解放軍就向人民開槍,向孩子開槍,為什麼?有很多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菲律賓的信仰者佔人口的大多數。有 82% 的菲律賓人是天主教徒,這個信仰導致了菲律賓發生巨大的民主變化,結束了強人馬可仕的專制政權。

所以我們今天看美國的歷史,看俄國波蘭等東歐的變化,以及亞洲菲律賓、南韓、臺灣的走向等,都可以看出,信仰和道德水平對一個國家民主進程的重要意義。這也是美國能預防,波蘭等國家能夠防止和治療“缺德症”的主要原因。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症狀為什麼越來越嚴重﹕

但為什麼中國的“缺德症”不僅沒減輕,反而症狀越來越重?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九評》系列文章直接揭露出來的,中共政權是一個直接反道德的政權。任何政權建立在暴力上,依靠監獄、古拉格,包括精神病院等來鎮壓它的反對者,鎮壓它的人民,都一定是不道德的,而中共又是所有不道德政權中集大成者。真實的情況是,中共是個四惡政權:醜惡、凶惡、罪惡、邪惡。在中共過去 56年的統治中,在沒有發生外敵侵略的和平時期,竟發生多達八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餓死四千多萬,以及迫害和屠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在和平時期會導致它的人民這麼大規模地喪生。僅就這一條就可看出這個政權邪惡到什麼地步。包括今天,共產黨還在繼續推行這種道德相對主義,它可以隨心所欲,按照它的政治需要來確定道德標準。這是今天中國出現缺德症的最主要原因,來自這個缺德的共產黨,沒有道德基礎的共產政權。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因為今天我們看任何一個專制政權能夠統治下去,主要來自那個知識群體的幫兇。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是有問題的,當然也有一部份很優秀的起來反抗,但整體來看,大部份還是有問題,什麼問題?也是缺德症。

我們看中國兩千年還是幾千年的歷史,知識份子基本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就是做隱士,像竹林七賢那樣,躲到深山去,不問世間的事情,玩清高。還有一部份,做諫士,向皇帝進言,學而優則仕,科舉考試通過了,進朝廷當官,做統治者的謀士。中國知識份子基本是這樣兩大類,隱士不承擔社會良知的責任,諫士只給皇帝出主意,而不是監督天子和朝廷,因此兩者都不是獨立的知識份子。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都一窩蜂地去做諫士,做朝廷的謀士,做皇帝的佐臣呢?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信仰。沒有信仰的人,心中沒有上帝,沒有神,就會去找現實的權威,而現實最大的權威就是皇帝;而有信仰的人,就不去找皇帝,而去找上帝。皇帝和上帝僅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從而分出兩種知識份子,依靠皇帝的知識份子和信仰上帝的知識份子。依靠皇帝,就給皇帝出主意,成為統治者的幫兇;信仰上帝的人,則強調公義,給人民指出道德的方向,承擔道義責任。

中國歷史上基本是這兩大類知識份子,今天也沒改變多少﹕中國現在還有一大批隱士,但是中國今天做隱士的知識份子,比當年古代做隱士的知識份子質量更低,古代做隱士的知識份子還有一部份真的清高,現在中國知識份子做隱士的連清高都沒有了。他是隱了,隱藏在哪裡了?隱藏在錢眼裡頭。就是 money,整個就是個人利益,全部就是為了發財,完全是犬儒主義,根本不關心這個世界,不關心中國的前途,也不關心民主的價值,就是關心自身的物質利益,要更多的錢,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女人。但另一部份,還是跟傳統的知識份子一樣,去做政府的謀士,做諫士,給當局出主意,能成為什麼胡錦濤啊,胡耀邦啊,或者江澤民啊他們的智囊謀士,給他們出謀劃策,還是成為那個政府維護那個政權的一部份,基本還是這麼兩大類的知識份子。包括我們今天說在 1957 年的反右,一大批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 今天大家看看那個歷史,幾乎絕大部份或全部,其實根本不是獨立知識份子,都是共產黨思維那個軌道中的人。只不過想給黨提點意見,幫助黨變得更好。提點意見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共產黨真是完全冤枉了他們。

從1957 年反右到1989 年六四事件,三十年過后,中國知識份子怎麼樣了?沒有大的變化,還是原來那個角色。我們看看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中國很多知識份子爭著要做的是政府的協調人,去做學生的工作,勸學生退出廣場。當時就有學生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勸共產黨,勸政府?如果這種事件發生在俄國,像索爾仁尼琴,包括薩哈羅夫等這種知識份子,他們會站在學生的前面,領導學生來批判、否定那個共產制度,包括那個共產政府。而中國知識份子做的相反,他們不去否定共產制度,也不去譴責共產黨,而是幫助政府做學生的工作,做統戰的工作,做協調人。在正義和非正義兩種力量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站在中間想做協調,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整體的水平。包括當時中國比較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寫出來的主要代表作還是叫《第二種忠誠》。第二種忠誠的核心,不論是第二種還是第三種,核心還是忠誠共產黨。要在共產黨內給他們提意見,幫助他們變得更好。共產黨怎麼能變得更好?共產黨是狼的本性,狼的本性就是吃人。我們對待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來結束狼。你說你怎麼能勸得狼變得更好?那不是狼的問題而是你的問題。強調“第二種忠誠”,對狼怎麼能忠誠?你忠誠的結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為狼的一部份,成為狼的幫兇。中國知識份子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水平,包括當年另一個比較知名的知識份子,呼籲人們要加入共產黨,從內部改造它。俄國的索爾仁尼琴等知識份子就從沒提出過要人們加入共產黨,從內部改造它,而是今天和提出《九評》的人,和大紀元提出退黨的人一個想法,是呼籲人們退出共產黨,結束共產黨。那樣這個共產制度才能被結束,這個國家才會有希望。這是兩種思路,結果導致了兩種結果。

當今還有一部份中國知識份子提出要學西方,但學西方什麼呢?大家來到西方,來到美國,來到加拿大,來到多倫多,你們會逐漸發現,西方其實不是一個整體,是兩個西方。一個左派的西方;另一個是強調保守價值的西方。尤其在美國表現得相當明顯。美國保守派所代表的是強調信仰,強調道德,強調承擔道義責任,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經濟。而美國的左派強調的是大政府,高稅收,對外是對共產邪惡充滿了浪漫幻想,包括美國現在很大的左派聲音是反對布什總統領導的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有兩千三百萬人民獲得自由,這個事實他們視而不見;就說沒查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不可以打。而能把兩千三百萬人從伊拉克獨裁者那裡解放出來,這是多麼大的成就。他不看這個。這是兩種想法,實質是兩個西方。包括你們加拿大,其實也是一樣。左派右派,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價值。今天保守派強調的是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強調家庭的價值,強調信仰和道德。而左派呢,它以強調自由的名義縱容甚至鼓勵放縱。你們加拿大不是率先在北美通過了同性戀結婚法嘛。如果同性戀可以結婚,那以后女兒跟父親,哥哥和妹妹是不是都可以結婚?他們說這是相愛,不用生孩子,可這樣滑坡下去,社會還有沒有道德?有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什麼都是相對的,那社會一定走向墮落。所以說有兩個西方,到底中國該學哪一個西方?

今天中國有一些知識份子說學西方,卻是學那個左派的西方,學那個以自由的名義放縱的西方。尤其是中國一些所謂現代派藝術家,在玩耍嘩眾取寵的假藝術。中國有個知名的所謂現代派畫家,把兩只公豬母豬關在院子裡,然后一個貼上美國,一個貼上中國,讓這兩只豬交配,說這就是行動藝術。這怎麼是藝術呢?! 包括幾天前,在加拿大的大瀑布,有個中國藝術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因為他赤身裸體跳到大瀑布中,他的兩個朋友錄像。警察抓住他時說,你違反了加拿大的法律,不可在公眾場合脫得一絲不掛,但他卻說這是行動藝術。

今天中國的所謂藝術家就在做這個事情。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寫的《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這兩本小說也是這樣,把靈魂脫個精光。我曾寫過十幾篇評論來批評他的作品。你們大家看看他的小說,宣講的就是反道德,就是強調性,個人享受,完全不承擔任何道義責任。跟二十世紀西方左派反信仰那種知識份子潮流完全一個論調。我們今天看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紀。十九世紀的文學,強調的是英雄主義,主要名著都是歌頌英雄。什麼叫英雄?英雄必須有道德,知道善惡,承擔善的責任,有公義精神,承擔道義責任,來擊敗惡,抗擊世界的撒旦,傳播愛和憐憫等神性的聲音。可二十世紀的文學,正好相反,強調的是反英雄主義。反英雄主義強調什麼呢?就是不要道德,最后是反道德。

今天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都在跟隨二十世紀這個反道德的潮流,自以為時髦,西化了,實際上這不是西方的主體,而是在西方正被淘汰的東西。

中國知識份子的這種水平,是造成中國社會出現缺德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一般寫文章不太批評中國的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是無辜的。我不太同意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包括魯迅對中國人的激烈譴責,我也不是很讚成。為什麼?因為政權被統治者把持,文化是知識人創造出來的,是那些戴眼鏡的,讀了很多書的人,參與創造文化,並主導價值取向。中國知識份子對社會腐敗,尤其是對道德淪喪負有相當的責任。今天中國有這樣一個缺德的政府,中國知識界這麼不承擔責任,主要做隱士和諫士的這麼個現實,那麼當然中國的老百姓無法辨識道德的方向;又沒有宗教,沒有道德的火炬,不知道往哪裡走。所以近年中國民間也出現大量的道德淪喪現象。

所以不僅共產黨道德淪喪,知識份子道德缺乏,中國的老百姓也同樣。近年中國的假煙,假藥,也不都是胡錦濤製造出來的。用煤油炸的油條,假嬰兒奶粉等,假的東西太多了。在西方在加拿大在多倫多,誰敢製造假嬰兒奶粉?那殘害嬰兒,產生大頭娃娃。你們知道在西方嬰兒是多高的位置?僅次于上帝呀!可在當今中國就有人敢製造假嬰兒奶粉。包括假藥,藥是治病救人的,竟敢造假藥,害人。這個國家到處是假的,這個假是全面的,無假不有,當今中國是全民性道德淪喪。這和中國的專制制度,和知識份子缺乏道德,不承擔道義責任有直接的關係。

第四個問題,怎麼治療中國這個疾病:

最后一個問題,怎麼改變這個現實,怎樣治療這個疾病?我認為中國主要是三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制度、文化、人。當今的制度是專制的,是一個缺德的、沒有道德基礎的制度,這是顯而易見的。第二個是中國的文化出現了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真正的宗教,沒有上帝信仰,所以自然就缺少道德力量。剛才談到美國的道德感那麼強,和這個國家的基督文化背景有直接的關係,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沒有這種背景。共產黨執政以后又有意地在中國文化中輸進共產文化,共產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暴力加謊言的文化。最后在這種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只能製造出中國的“非人”,雖然也戴著眼鏡,穿著西裝,但是沒有 heart ,沒有心,缺乏人性。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跟著共產黨走,做專制的幫兇,維持共產制度,就是因為缺乏人性,沒有道德感。這是一個循環的鏈條:專制的制度保護了共產文化,這個文化塑造了沒有人性的人,這種人反過來又支持這個制度。

怎樣打破這三個鏈條?當然從根本上來說,最主要的是改變人,不是像馬克思所強調的改變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那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改變人心,使其成為一個有人性的人,這樣這個人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人。那怎麼改變人?必須有一個健康的文化,那就是有信仰的文化,有道德的文化,才能塑造新的人。但在當今中國這兩條都難以做到,因為專制制度在摧殘人,另外這個制度也不讓傳播新的文化,包括我這樣的講話,包括《九評共產黨》的文章在中國任何官方的報紙都發表不出來,聲音發不出去。怎麼辦?怎樣打破這三個鏈條?以我的看法,首先應該打破“制度”這個鏈條。一是因為它是必要的條件。因為制度不打破,就無法傳播人性的文化,而沒有人性的文化就沒法塑造出有人性的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打破制度比較快,因為要塑造新人,需要多少代才有可能,是很緩慢的事情;而改變一個國家的文化也需要長期的演變,那麼相對而言,只有制度改變最快。像俄國 70多年的共產制度,三天就土崩瓦解、垮台了,所以制度是最快又是先決條件,所以應把制度作為突破口;但同時要傳播人性的文化,人性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和信仰,由此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今天治療中國疾病,解決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結束共產制度,更重要的是通過打破制度之后,解決人心的問題。 而如果不從道德層面上去摧毀中共,改變那個制度就是很難的了。

二十世紀初有個偉大的作家叫康拉德,他對二十世紀后來發生的災難有預測性能力。當時西方左派學者羅素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的問題》,康拉德給羅素寫信說,解決中國的問題以及世界的問題,最關鍵在于解決人心的問題。我看了以后相當欽佩這位作家,他在那麼早就預測到了,只有解決人心的問題,才能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包括俄國那位非常偉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傳播基督文明,傳播道德的聲音。他也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如果一個人不信上帝就會什麼都信。完全說中了二十世紀后來發生的一切現像,無論是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還是江澤民,以及今天的胡錦濤,他們都不信仰神,結果他們什麼都信,信奉暴力,信奉古拉格,信奉軍隊和鎮壓。今天我們看,這些偉大的作家全都提出用信仰解決心靈的問題,改變人心才能改變世界。所以我覺得這三個鏈條,打破制度作為突破口,最重要是改變文化,最后改變人心,那樣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健康的社會,才可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第二個層次,談談海外民運。有人提問,中國的海外民運怎麼辦?能做什麼?我覺得海外民運在過去這幾年確實不是越來越強大,而是聲音越來越低,力量越來越弱。有人問我,我們應該支持哪個民運團體,我說你應該支持法輪gong這些人。為什麼?不是因為他力量大,而是因為它和民運代表兩個方向。民運團體強調政治運動,很多人熱衷獲得權力。六四過后,有民運名人被人請吃飯的時候說,今天你請我,以后我在中南海回請。一副將來他要在中國當大官的樣子,還沒權就做“權力夢”。很多中國民運領袖都被權力夢腐蝕了,共產黨是被權力腐蝕的,民運人士還沒權時就被權力夢腐蝕了,所以出現爭權奪利的醜陋。而法輪gong,包括退黨和九評,他們不是為了權力,而是道德復甦運動。

當年清王朝、慈禧們被推翻了,上來的人怎麼樣?一代一代都是專制者,因為你沒解決人心的問題、制度的問題。只有解決人心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層面的問題。為什麼美國的民主制度相當穩固?它是從人心入手的,在改變了人心,成為好人、義人,成為堅持道義的人,那自然就為形成一個有公義的社會,自然帶來法治和民主制度的成熟,是這麼一個因果關係。所以你要本末倒置,只是追求我要取代他,我要奪權,最后你奪了以后,你還是鄧小平第二,江澤民第二,胡錦濤第二,而不會是一個真正民主而健康的國家。

民主運動和法輪gong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從這一點上我覺得海外的中國民運應該改變原來那種思維,不再是奪權運動,而至少應該從五個層次上來開展:

第一層次,應該是一場恢復知識的運動。今天從中國出來的人都知道,我們的知識相當貧乏,而有限的知識又有很多被共產黨歪曲毒化了,我們缺乏真正的知識。我不知道在座的怎麼感覺,我到美國后,痛感自己書讀得太少,搶時間來補救。在中國我們太沒有讀書的機會了。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小學六年級,從早到晚看街上的大字報,眼睛都快看瞎了,近視就這麼來的,這就是最初的知識來源。而娛樂,就是聽樣板戲,每天中學課間時都是大喇叭放《智取威虎山》,全是這類東西,我想很多我的當代人都是這樣。因此今天來到海外自由世界,應該首先恢復學識,獲得真正的知識。

第二個應該成為一場恢復真實的運動。共產黨對很多歷史和事實都是歪曲的。你看西藏的歷史,共產黨動不動就說西藏自古以來屬于中國,是這樣麼?看看真正歷史知識是怎麼樣。包括台灣的歷史,二二八的歷史,蔣介石在台灣殺了多少人?台灣人怎麼被荷蘭人統治,被清朝統治,被日本人統治,為什麼今天台灣人要爭取獨立,自己做主人,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別聽共產黨告訴你的,在海外要尋求你可能知道的真實。包括韓戰,共產黨宣傳叫抗美援朝,是反擊美國霸權,但事實是當時金日成率軍侵佔南韓,最后聯合國通過決議,由美國領銜抵抗共產主義蔓延。通過恢復真實,才能知道真相。共產黨告訴你的大多是虛假的,而洗掉腦中那些虛假信息的烙印並不是容易的。

第三個應該是一場恢復健康的運動。我接觸到不少民運人士,發現都神經兮兮的,心理不太健康。所以要恢復健康,你說要領導中國,要給中國治病,但首先你要成為健康人。你還是病人的話怎麼給人治病?你不傳染給別人就不錯了。首先你得是健康的人,你健康以后還得學醫術,獲得執照才能行醫,否則不是巫醫害人嘛?曾有一位民運人士到我家,走時送他到院外,他就不走了,說要看看有沒有共產黨埋伏。他已被共產黨恐懼迫害嚇到這種地步。我原在中國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所以從醫學角度觀察,他的精神有了毛病。他不走了怎麼辦?后來我說沒問題,我跟美國中央情報局, FBI 關係都很好,我打電話他們就會保護你,他這才放心走了。包括今天有的民運領袖,動不動就發表什麼告世界人民書,你告什麼世界呢,用個中文稿子,怎麼告世界啊?世界哪國人知道呢?你本身就是誇大妄想嘛,這是精神症狀之一呵。包括動不動就發表致布什總統的公開信,給聯合國安南的信等等,都是自我標榜重要的誇大妄想症。包括在紐約有幾個人成立個組織叫工黨,英國的工黨領袖布萊爾大選獲勝時,他就給人家發賀詞,我們兄弟黨祝賀你當選。你開卡車打工,祝賀什麼布萊爾當選,這哪對哪呵?而且是個中文稿子,布萊爾怎麼會中文?這都是一種精神疾病,很可笑。所以在海外很重要一點是要重視心理健康。

第四個,應該成為一場恢復尊嚴的運動。因為中國文化缺少尊嚴的概念,曾有民運人士用給共產黨寫悔過書的方式回國,美其名曰懂策略。我在幾年前曾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有尊嚴地回家”,強調回國必須要有尊嚴,不能用給共產黨下跪寫悔過書的方式。一個知識人重要的是活那張臉,活那個尊嚴,中國話罵人很重的是“不要臉”,你必須恢復尊嚴,強調尊嚴,看重尊嚴的價值。尤其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骨頭,有脊樑。你不能像有的人那樣,在海外當了多年異議人士,到處申請獎金生活,最后諾貝爾文學獎得不到就回中國,打道回府,然后就發表聲明辭去“中國人權”理事,做給共產黨看。一個知識分子沒有脊樑骨,這變成什麼了?用魯迅的話那就是賴皮狗了。知識分子應該看重脊樑,看重骨頭,要恢復尊嚴。

第五個,也是最后一個,最重要的,應該成為一場恢復道德的運動。海外的民運也好,知識分子也好,你要救中國,首先你要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你才能放射道德的光輝,影響別人。包括今天信仰法輪gong的一些人,我接觸到的,感到他們人都很好,文質彬彬,充滿愛心。如果你見到他們凶神惡煞,整個要鬥爭你,要清算你,你怎麼會接觸和交往?包括一些基督徒,你感覺這些人很好,充滿了愛心,因此你會去教會,最后成為他們中的一部份。

所以海外中國民運要想有起色,就應該成為一場恢復知識的運動,恢復真實的運動,恢復健康的運動,恢復尊嚴的運動,恢復道德的運動。有了信仰才會有道德,有道德才會有人性,有人性才會有人心,有人心的地方才會有美,有美的地方才會有希望。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聽眾朋友,曹長青在多倫多《九評共產黨》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已經為您全部播送完了,是由希望之聲記者蔡紅編輯,雅梅為您播報的。謝謝您的收聽。

[ 希望之聲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

(原載“希望之聲”網頁http://big5.soundofhope.org/)

200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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