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和台灣前途 |
曹長青 |
去年在民視的「頭家開講」節目中，就台灣獨立問題，我曾和台大一位心理學教授進行辯論。當時我強調台灣應走美國模式的獨立建國之路，那位教授反駁說，美國離英國太遠，能獨成；而台灣離中國太近，沒有可能。我馬上反問，東蒂汶距離印尼不是很近嗎，怎麼獨成了？這位教授則回答不了。
其實美國當年能夠獨立建國，距離英國遠近並不是主要原因。當年美國的情況和今天的台灣有很多相像之處，因而美國的獨立之路，對台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最近一本寫美國獨立戰爭的書《1776》在美成為暢銷書，連續10個星期在《紐約時報》暢銷榜非虛構類排名第一。書名取自美國獨立年，記載當年美國獨立的艱難之路。一本寫歷史的書能上《紐約時報》暢銷榜首並不多見，主要因作者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是名家，這是他的第八本歷史專著，之前他寫美國總統亞當斯和杜魯門的傳記等，曾獲過兩次「普立茲獎」，兩次「全美圖書獎」。
除了他是名家之外，這本書也寫得引人入勝，翔實生動地記載了美國的建國先賢們，如何不畏強大的英國，勇於領導獨立建國的感人歷史。該書是從1775年10月26日寫起，那一天，英國王喬治三世在國會發表演講，宣告對「美獨」必須鎮壓。麥卡洛在序言中說，1776「見證」著﹕那些少數的勇敢者，給美國建立了紀元，我們後人對他們必須感恩。
在美國獨立前，這個由十三州組成的英國殖民地，很多情況和今天的台灣類似。當時十三州是由各種移民組成，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因而他們不僅沒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意識，反而在血緣上、情感上將自己視為「美洲英國人」。正如在台灣，曾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一樣。
英國外來政權的統治，使英格蘭文化佔主導。這也和台灣的情況相像，中國文化佔統治地位。即使今天，很多台灣的街名地名，還是蔣介石家族從中國帶來的。據報載，今天台灣的街道以蔣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路」還有150多個。當時英國的地名也被原封不動移到北美，如曼徹斯特、巴爾的摩、伯明瀚等鎮名，英國皇室成員的名字也被用到地名上，如詹姆士敦、紐約、查理斯敦、伊莉莎白等。北美的政府公文和民間交往，人們普遍使用英語。正如台灣至今還普遍使用北京話一樣。英國也有意文化統治，倫敦出版的《新英語初階》課本，在美洲的小學中使用多年。因美洲大陸開發較晚，沒有多少自己的文化歷史，因而他們只有接受英國的東西。他們在意識深處把自己與英國人等同，認為英國是「母國」。在心理上，他們早就認可「一個英國原則」。
那麼美國人當年怎麼走出這個「一個英國」、「我們都是英國人」的思路的呢？他們採取的策略，和今天推動台灣獨立正名者一樣，也是兩路並走﹕民主化和本土化。當時的美國先賢，主要口號是反對英國暴政，要做自由人！通過自由意識，促成國家認同，和命運共同體的甦醒。
麥卡洛在書中特別強調了潘恩（Thomas Paine）的重要作用。潘恩是一位英國人，卻完全超越「大英國情結」，來到北美，鮮明而強烈地支持美國獨立，在1776年初，他發表了《常識》一書，強調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美國從英國「分離」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外來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當時美國才有250萬人口，潘恩的《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12萬冊，最後銷售了大約50萬冊，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按其銷售和人口比例，等於今天在台灣有一本書賣了480萬冊！
其實潘恩在《常識》中強調的，就是奠定英美自由主義基礎的近代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天賦人權思想，但潘恩把它表述成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再加上他演說激情、富有煽動性，因而更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潘恩的名言是：「你們這些不但敢反對暴政而且敢反對暴君的人，請站到前面來！」連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但當時美國內部並非都讚成獨立。在第一次十三州代表會議上，就分成統獨兩派，「統派」仍對英王抱有幻想，反對為獨立而戰。後來部分統派組成軍隊，和英軍聯手打擊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即使在英軍被打敗從波士頓撤到海上時，還有一千多名效忠英國者，站在岸邊送行和哭泣。
對美國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思想，則為當時北美十三州的絕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當時潘恩以及《獨立宣言》的執筆者傑佛遜等啟迪北美人民的主要方式，和李登輝前總統在他的新書《新時代台灣人》中所倡導的很相似，也主要是強調兩點，即認同民主價值、認同美國這塊土地，而不是追溯血緣、地緣。即使到今天，美國仍保持了當年的傳統，不管從哪裏來的移民，不管早來晚到，只要認同美國，接受民主價值，就是「美國人」！正如李登輝先生在他的書中所強調的，新時代的台灣人，不是根據地緣，更不是根據血緣，而是根據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公民意識，就是要接受民主的原則，認同民主，才會成為公民，而不是暴民和順民；社區意識，就是要熱愛居住的土地，認同台灣這個國家。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體現。
但當年美國的「兩化」之路，也走得非常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而面對的是大英帝國。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因而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最少時，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佣軍就有一萬七千，正規軍超過三萬。
當時潘恩曾寫出第二本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書《危機》，他宣稱「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那些堅守的勇士，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華盛頓下令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危機》以振奮人心。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在上帝之下，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雖然華盛頓的軍隊不是正規軍，但那些勇敢地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他們多會打獵，戰術靈活，是出色的遊擊戰士。他們強烈追求自由和獨立的精神使他們絕不向英軍屈服。正是這種精神，使華盛頓的獨立軍越戰越勇，最後反敗為勝，把美國獨立戰爭譜寫成「一部充滿反抗、失敗、堅持、勝利的英雄史詩」。
麥卡洛最近在美國電視上談論他的新書，比較華盛頓和傑佛遜兩人對美國獨立的貢獻時以毫無質疑的口氣說，當然是華盛頓，因為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而且在最艱難之際，華盛頓獨撐局面，獨立做出重大決定，他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今天台灣的局面和當年的美國非常類似，也需要傳播「常識」﹕第一個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有權利正名制憲，使台灣成為一個完全正常的獨立國家。這個權利不屬於任何外來政權的殘余，更不屬於台灣之外的任何政治力量。另一個是，無論將來台灣和中國形成什麼樣的關係，台灣都不可能把總統府的牌子摘下來，換成省政府，只能是在一邊一國的兩國基礎上發展關係。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也是台灣多數人民的必然選擇。就像當年大英帝國無法阻擋美國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一樣，就像世界任何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都要主宰自己的命運一樣，台灣人民的獨立建國之路，也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星期專論」2005年8月28日）
200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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