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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利養窮人”是不道德的

曹長青

剛來美國的時候,我曾十分讚嘆美國的福利制度,對窮人能得到補助、孩子上公立學校免費還包兩頓飯、窮人家的嬰兒可以免費得到各種嬰兒食品等等感嘆不已,覺得這種平等應該是社會追求的目標。那個時候我對自由經濟只有非常粗略的概念,而且幾乎完全不懂得自由和資本主義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后來隨着對美國社會的親身體驗、瞭解和阅讀,才越來越明白,那種高稅收、高福利、均貧富的思路,和共產黨的群體主義完全是一種思維,一個軌道。

最早使我覺得這福利可能有點過頭了,是90年代初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當時有的哥大中國留學生領到的免費嬰兒食品自己的孩子吃不完,居然拿出去賣了。我樓上的中國鄰居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她沒有領這種福利,就經常從那些賣食品的中國學生那兒買一些給自己的嬰兒,因為比商店裡的要便宜一些。這裡且不談福利獲益者出售從政府免費得到的食品的道德問題,只說政府憑什麼要免費提供這麼豐厚的嬰兒食品呢?人要是沒有能力養育自己的孩子,就不應該不負責任地生育。

再后來感覺福利制度有問題是對購物者的觀察。在商店買食品時,經常看到青年男女使用福利“食品卷”買成打的啤酒等。按規定,食品卷不可用來買酒,但那些小商店為賺錢就不顧規定。后來留心些更發現,這種現象相當普遍,身強力壯的青年男女使用食品卷的大有人在。

還有一年我幫朋友到紐約郊外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被綠蔭包圍的幽靜的、全都是兩層樓的小公寓區。可惜我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樓房管理人員下班了,沒法進到房間裡面看。這時遇到一位年輕女性,聽說我們想看房子,就很熱情地讓我們看她的房子。這是一個三房一廳,全新的冰箱、爐具等,我們問她房租是多少,她說每月一千三百多塊,但她不必自己付,政府補貼了,因為她是單親母親,有三個孩子。我們問她做什麼工作,她說在一個超市做點半工。她如果收入太低,可以住差一些的房子嘛,憑什麼政府要補貼她住條件這麼好的房子呢?

再有一次在一個朋友聚會上,不知怎麼談起了我已經多年沒有見到父母了,很傷感。旁邊一位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的女性說,“給你父母辦移民來美國嘛,你看我,兒子一入籍就給我辦了移民,現在我根本不需要兒子養,得到了政府補貼的便宜房,每月有幾百塊錢的補助和食品卷,還有老年醫療保險,比在中國強多了,我在國內還有退休金領呢。”我只是瞪大了眼睛,無話可說。這位沒給美國政府納過一分錢稅的人,這麼吃美國的福利,是不是對美國納稅人不公平呢?

如果政府自己能產生錢,那麼上述福利無論再高多少,我都沒意見。但問題是,政府自己不產生錢,這些福利項目的錢都是從中產階級和富人那裡稅收得來的。對因殘障、健康、年齡等因素而處于困境的人、以及有特殊困難的新移民等,提供一定的福利救濟是必要的。但是這個福利既不應該額度很高,更不應該是長久的。因為長久吃福利一定把人吃成寄生蟲。

福利越好,養的懶漢自然就越多。僅以紐約為例,在民主黨籍的丁勤時(David Dinkins)當市長期間(1988-1992),700萬人的紐約,有100多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人就有一個人吃福利,不勞動。這種現象說明,只要很容易獲得福利,就有很多的人想當寄生蟲,吃別人的納稅錢。

這種現象絕不僅是美國。瑞典是北歐實行福利社會主義的典型之一,《紐約時報》2002年9月24日報道說,瑞典的43萬雇員,一直有10%的人“生病”(政府付給25天的全額薪水),其中62%的人說,他們是裝病,不願去工作。瑞典人到醫生那裡開“病假條”非常容易,只要說聲你不想上班就可以了。一個國家十分之一的勞動力不出工,可想而知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損害。

推崇真正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們的一個共識是,必須盡量限制政府的權力,國家的職能只限于:對外,由軍隊保證國民不受外敵侵略;對內,由警察保證人身安全不受他人攻擊、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害,由法庭解決刑事、民事糾紛等。其余事項應由社會和市場自行調解。對窮人主要應由慈善機構自願提供救濟,而不是由政府強行通過稅收以劫富濟貧的方式進行“二次分配。”

可現實卻是,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由于受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美國以及西歐國家的政府角色都越來越擴大。以美國為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經典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最新版前言中指出,1956年時,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佔國民總收入的26%,其中大部份用于國防,只有少部份(12%)用于非國防項目。但到了1982年,政府花銷高達國民總收入的39%,而非國防支出則達到了31%。里根當選總統以后,把政府花銷降下了一點;但到了2000年時仍達到36%,其中非國防花銷,也就是主要用于社會福利的部份仍佔30%。

由于高福利而導致的效率低下,是八十年代促使極力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場經濟的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分別在英美當選的重要原因。雖然隨后一些歐洲國家也向右轉,即對這種高福利制度做某種修正。但只是“修正”而已,福利社會主義的理念並沒有被真正揚棄,因為它是西方左派政黨的立黨之本,更是左派知識份子想通過“均貧富”實現“社會平等”的烏托邦理想的手段。

為什麼高稅收、高福利制度會帶來災難?

首先,左派政黨的眼睛總盯在已經創造出來的財富上,永遠強調分配要平等,富人擁有多少多少財富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狠狠地征他們的稅,然后分給窮人。但是他們從來不強調創造財富的重要性,不創造財富,拿什麼來分配?高額的稅收、苛刻的雇用條件不僅使大企業步履艱難,尤其打擊中小企業,給那些勤勤懇懇、艱辛創業的中產階級套上一道越勒越緊的“稅”索。企業沒錢擴大再生產,失業率提高、消費降低,經濟自然衰退。中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心臟,是這個社會產生活力的源泉,而高稅收最嚴重摧殘的就是這個心臟,最遏阻的就是這個中流砥柱。

其次,左派民主黨“劫富濟貧”的高調聽起來很關心窮人、很佔道德高地,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對窮人是很不道德的,為什麼?共和黨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不要送魚給人吃,要教人怎樣打魚,只有你自己會打魚,才能一直有魚吃。簡單的例子,卻包含了清楚的道理。窮人得到了高福利制度而送來的魚,當然很高興,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做法不僅使他們得依靠別人賴活着(因為福利金畢竟有限,不可能活得舒服、瀟灑),更阻止了他們盡最大可能去挖掘、發揮自己的潛能。

最近《紐約時報》報道,自911事件之后,美國已接受了一千多名索馬里難民。這些難民不僅不會英文,很多連他們自己國家的語言也不會寫,不能看,是文盲。他們剛來美時,連怎麼使用馬桶、爐具等都不會。但在六個月內,就有一半以上的人找到了工作。剛來七個星期的四個難民,就在當地的小旅館找到清掃工作,每小時6.75美元。一對帶五個孩子的夫婦,剛到美國的第一天,就通過翻譯說,他們最大的願望是盡快找工作,雖然美國政府給他們四個月的生活費。同樣是黑人,他們的精神狀態和美國那些被福利制度慣壞了的所謂“非洲美國人”完全不同。

另外,我曾採訪過來自中國的“金色冒險號”難民,別說英語,他們連中國話都說不明白,但這些既不懂語言、又沒有身份的移民,來美國幾個月后就開始往家裡寄錢,幾年后很多人都能自己買個飯館,做起自己的生意。

相比之下,那些美國生、美國長,沒有語言障礙,更有合法工作身份的美國人,卻要靠福利賴活着的人,真是被慣壞了,被福利害苦了。人生在世一場,只有最大可能地挖掘出自己的潛能,才是真正像人一樣地沒白活一場。還有什麼比遏阻人的潛能、縱容人的自我放棄、聳恿人不做人、而做寄生蟲更不道德的呢?

第三,高稅收、高福利的另一個不道德之處,是懲罰勤奮、懲罰智慧、懲罰那些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創造性的頭腦。最近在電視上看到一條消息,美國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可以使盲人(包括先天性盲人)見到世界的機器:把一個小型攝像機裝入人的眼球,然后用電線連到腦子裡的視覺神經上,再通過計算機原理使攝像機看到的東西反映到人的大腦,于是盲人就可以見到天日了,這是多麼神奇的發明!今天我們享受的這一切科學、醫學、文化成就,都來自那些智慧的、勤奮創造的頭腦,而絕不來自那些寄生的人。高稅收就是勒索那些智慧的頭腦,就是扼殺人類的發展,還有什麼比這更不道德的嗎?

所以,無論比爾.盖茨個人的財富比全紐約窮人的財產加起來多多少,我都認為“智”有應得。

2003年8月5日于紐約

2014-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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