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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

曹長青

李慎之先生去世後,在海內外一片讚譽聲中(網上起碼有150多篇),我寫了“對李慎之說點真話吧”(有網站轉載時把題目改為“李慎之的三個貢獻和三個局限”)一文,提出對李慎之的評價應該更客觀一點,一味地往天上捧,不符合李慎之本人倡導的“要說真話”的精神。但這篇文章好像有點大逆不道,招來不少點名不點名的抨擊,更惹得某些慎之先生的同輩、有類似經歷的前共產黨文化人的不滿。

我那篇評論李慎之的文章,無論全面與否,起碼是理性的,並明顯是對李慎之先生懷有敬意的。但推崇自由主義價值的中國文化圈(如果真有這麼一個圈子的話)似乎仍容不得對“我們的領軍人物”有任何不敬之詞。如果一邊反對對統治者濫用“偉大的導師”等詞匯,一邊對反對獨裁者的人也套用這類沒邊沒沿的詞匯的話,多少有點太滑稽了。我這麼說並非無的放矢,請看這些對李慎之的頌揚﹕

“李老是人們心中的巍峨的高山,是雄偉壯麗的長城”;“我們這個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出現了先知——李慎之”。多篇文章把李慎之評價為“思想家”,有的還稱李慎之是“傑出的思想家”、“偉大的思想家”,甚至稱李慎之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確立坐標的人”,是“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的泰山北斗……20世紀中國思想道統的四個代表是梁啟超、胡適、顧準、李慎之……”(上述每句話都出自不同文章)

我無意再多選,這實在是冰山一角,有興趣者可到國內“思想評論”網站(www.sinoliberal.com)去查看。坦率地說,從那些充斥形容詞的熱烈讚美文章中,我既讀不出李慎之作為“思想家”到底有哪些深刻,也讀不出作為一個頗有個性的人,李慎之有哪些可愛的個人氣質、生活細節等。那些浮誇、空洞、濫用讚美詞的文章,不僅不讓我感覺他們對李慎之有多少真正發自內心的敬意,反而產生一種感覺﹕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出來表態一下,我是這一夥的,千萬別漏下我。從那些沒有個性的文字中,我更多讀出的是,下意識的團夥集體行為超過了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對另一個獨立的個人的獨立的思考。缺乏獨立思考自然只能人雲亦雲地濫用形容詞。而任何超越真實的評價,不僅經不住時間的檢驗,更是對後人的欺騙。

所謂“思想家”,最起碼得有這兩種成就中的一種﹕首先是有原創性的思想;第二,如果沒有原創性的話,起碼得有關於原創思想的系統解釋、論述。而且這種原創和對原創理論的詮釋具有人類普遍意義和跨時代的價值。但李慎之在晚年開始擺脫共產黨思維後十多年來寫的文章(沒有專著,各類文章約40萬字),基本是沒有任何原創性的,他通過個人體驗寫出的對共產制度的思考和認識,不僅完全沒有超出40多年前的東歐異議人士、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又譯德熱拉斯)的水平,也沒有像吉拉斯那樣對共產制度有一個較系統的理論批判。(吉拉斯有《新階級》、《與史達林的對話》、《新階級的墬落﹕共產主義自我毀滅的歷史》等三本主要著作)。而和哈維爾、昆德拉、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東歐知識份子關於共產主義的論述相比,李慎之先生還處在一個學習、理解和消化的階段,自然談不上超過他們。否則他絕不會至死沒退黨。一個納粹的堅定反對者絕不可能在沒有刺刀威逼的情況下繼續做納粹組織的成員。我一再強調這個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李慎之不是不夠勇敢,而是他的認識還相當有局限。勇敢來自智慧!東歐知識份子們超人的勇氣來自他們對共產社會的深刻認識,徹底否定。來自他們對共產制度居高臨下的俯視、蔑視,而不是棲居朝廷內部的進諫勸君!

但即使對東歐這些對推翻共產主義制度起到啟迪作用的先驅者們,西方也沒有把他們評為“思想家”,更不要說是“傑出的思想家”或“偉大的思想家”。西方媒體提到索爾仁尼琴時,多是稱他為異議作家,最多被稱為“俄國的良心”,而不是“思想家”這種帶學術色彩的定性。對於薩哈羅夫,西方媒體也僅稱他是物理學家,異議人士,人權活動家等。對寫出那麼多批判共產主義作品的昆德拉,也只是被稱為“小說家”,連使用“異議人士”的時候都不多。也沒有人稱哈維爾為“思想家”,只是稱他為劇作家,異議人士,人權活動家等。連對寫出三本批判共產主義專著的吉拉斯,在他1995年4月去世時,《紐約時報》的悼詞文章,也只是給他一個“早期持不同政見者反抗共產主義的旗幟”的評價而已。

為什麼他們不能被稱為思想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的性質和其導致的惡果,無論是從思想上(集體主義對抗個人主義)、政治上(獨裁統治對抗民主政治)、還是經濟上(計劃經濟對抗市場經濟),西方早就有各種理論專著。即使在文學作品中,也早有奧威爾的《1984》、《動物農場》,以及更早的《正午的黑暗》、《我們》等等。東歐那些知識份子們之所以沒有被稱為思想家,因為別人已經提供了原創的思想、精神資源,他們只是通過自己的生活體驗證明,並站出來指出前人否定共產主義的正確性。在哈維爾們還沒有被稱為思想家的情況下,中國知識人一窩蜂地把李慎之捧到“思想家”的高度,到底是由於中國人思想家的標準太低?還是不清楚“思想家”的概念?還是中國根本就沒“思想”?

不要說李慎之的文章深度根本無法和上述東歐知識份子相比,他那些觀點在過去這些年來很多中國人早就說過、寫過,並沒有新鮮之處。如果這樣就是“思想家”了,那中國的“思想家”得有成百上千。連北師大22歲的女學生劉荻在網絡上發表的一些文章,都不僅表達了對個人主義的認識,而且其行文、語言比李慎之的文章更有個性,更何況劉荻還正在付出比李慎之更沉重的代價﹕年紀輕輕就被投入監獄!那麼是不是可以說劉荻也是中國的“小女思想家”?

我絲毫不否認李慎之作為中共党內高官出來否定共產制度的重要意義和其獨特價值,但是不是由於李慎之曾是中共高官的地位,人們對他就可以隨便降低思想家的標準?他被共產黨封的地位越高,其作為思想家的標準就可以越低?那些推崇李慎之為“偉大思想家”的人們是否可以指出我們和我們的後代應該學習李慎之的哪些思想?研究他的哪些理論?或許那些人根本沒想過這個問題,他們今天對李慎之的評價只是學習李慎之本人對顧準的評價﹕

“我現在確認顧準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天才,真正的英雄。……我認為,顧準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而且不止高出一頭,兩頭。他比清末以來的所有思想家包括陳獨秀、胡適、魯迅都高,他是真正的巨人。”“顧準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蔡元培都更偉大。”“顧準是中國近代以來(且不說自古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顧準的名字必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指路明燈……”

如果李慎之把顧準捧到如此高山頂峰的話,是不是說明李慎之的認識水平只是在顧準的山腳下呢?如果今天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們又真的如此仰望泰山般地推崇李慎之的話,那是不是說明中國自由派群體的水準又只是在李慎之的腳下呢?不至於吧?一般說來,過譽的讚美詞中應景的恭維總是大於真誠的情感。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對李慎之帶有否定的肯定中那份對他本人的敬意和真誠,大於那些不負責任濫撒形容詞的頌揚者。

我幾次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老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今天起來反抗共產專制了,首先應該反省早年追隨共產主義的錯誤。他們對共產黨在中國建立血腥的統治,是負有一定責任的。起碼是道德責任!我再重復一次﹕共產黨在中國建政和維護統治,不是靠毛澤東一個人抗著槍、揮著筆實現的,是得到了無數個沒有覺醒前的大小李慎之們的幫助的。但誰提到這個問題,就像捅到了馬蜂窩。老一輩共產黨人氣急敗壞地出來捍衛自己的歷史,情緒化到把左右派也搞糊塗了;年輕一些的,則極為寬容大度地讚美李慎之們當年追隨共產黨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甚至說,除了追隨共產黨無路可走。北大教授錢理群的話比較有代表性﹕

“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人”,一開始並不是“‘五四’民主、科學傳統的對立面……以共產黨人後來的失誤、異化,來否認他們最初的選擇。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是不公允的。”“我對慎之先生的崇敬,首先是出於對這些為中國的民主、自由流血犧牲的‘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的崇敬。”

且不說當時中國有很多知識份子並沒有選擇共產黨!退一步講,這裡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原則,作為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錢理群先生居然沒有弄清楚﹕好的出發點和動機絕不能抵消其導致的惡果的責任;目的高尚絕不能赦免其手段和過程的殘暴所帶來的罪行!(the end cannot justify the means!)這在西方文明社會已是沒有爭執的共識。

世上就想作惡毀滅人類的魔鬼恐怕極少,如果有的話。人類社會的哪一個重大災難不是從美好出發點開始的?誰能說毛澤東從上井岡山到建立紅色政權就是要毀滅中國人,把中國變成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誰能說毛澤東就是為了餓死三千萬中國人才搞大躍進的?誰能說毛澤東就是為了把中國文明徹底毀滅,把每個中國人都變成魔鬼才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的每一個出發點、動機、目的都是理想化的,希望中國人民過幸福的日子,希望中國人成為有高尚道德的“新人”,希望中國強大,如天堂般美好。但其結果卻把中國變成了地獄,在這個過程中害死了千千萬萬個中國人。人們可以由於毛澤東的美好動機和高尚目標而赦免他的滔天罪惡嗎?

沒有什麼比“共產黨前期是好的,後來異化了才導致災難”的說法更淺薄的了!共產主義的災難是它以集體主義消滅個人主義、以公有制剝奪私有財產的性質所決定的!它從來沒有異化過!這個主義的本性、它的價值觀就是反人性的、罪惡的!那些繼續維護前期共產黨的人們,只能是迄今還沒明白這個基本的價值。

正是由於對共產主義這個本質性的問題不夠清晰,所以李慎之至死沒退黨,而且他對“個人主義”這個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基座幾乎沒有任何論述。所以那些真正尊重李慎之先生的人們,最好不要給慎之先生冠上“思想家”的難堪,而是客觀地評價他在中國現狀下的獨特貢獻。有篇文章說李慎之死在了門坎上,我覺得頗為準確,更為他此時去世而非常遺憾。李慎之的局限,主要還是由於他的生存環境造成的。他的確是一個思想敏捷、接受能力很強、思維活躍又真誠追求真理的人。所以我毫不懷疑,如果他能再活幾年,他的下一步一定是徹底邁出共產黨的“門坎”,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2003年5月27日於紐約

200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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