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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祖光的真話和錢理群的底線

曹長青

吳祖光先生終於沒有見到他痛恨的共產黨在中國垮台就去世了,這真是令人難過和遺憾。我沒有看過他寫的劇,無法評論其文學成就,但我知道,在偌大的中國,他是極為少見的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之一。他14年前的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那是1989年4月底在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於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多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後還要回到中國。

最近看到青年作家余杰寫的追憶吳祖光的文章,其中也專門談到這位劇作家敢說真話這一特質,文章說︰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個環保會議上,吳祖光當眾痛批毛澤東、鄧小平,他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尸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對於鄧小平,吳祖光也毫不留情︰“鄧小平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六四’害死的學生比國民黨時候還多,我就親眼看到了學生們堆積起來的尸體。我認為,清算專制獨裁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第一步!”

余杰回憶說,吳祖光的這番話“讓在場的幾名官員面面相覷,而諸多听眾則掌聲如雷。後來,人們知道吳老口無遮攔,舉辦會議的時候便不再邀請他參加了。但吳老卻說︰不讓我去,我也不在乎。不過,只要有人請我去,我還要那樣說。”

也许有人會說,吳祖光並沒有講什麼深刻的道理。但他的可貴就在於真實地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戳破了虛假。當今中國的知識人,有的兜售靈魂,做專制的辯護士;有的用各種理由推諉說真話的責任;還有的以建構什麼“後現代、後後現代理論體系”等各種偽深刻來回避嚴峻的真正問題,其結果都在直接或間接地維護著那個謊言制度。

●假話是對做人底線的出賣

吳祖光是個勇敢的異數,更是清楚專制本質的異數。因為在中國知識人中不僅像吳祖光這種敢說真話的太少,而且在是否要極力推崇、強調說真話這個常識問題上,在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竟還有爭論。北大教授錢理群曾撰文提出“說話的三個底線”︰一、做人應說真話;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

對于這種“三底線說”,北京作家劉曉波在《動向》上撰文批評說,“這三條做人底線,從說真話的立場一退再退,最後退到為說假話辯護……主動說假話和被動說假話,心安理得地說假話和良心不安地說假話,無論怎樣都是說假話……這決不是做人的底線,而是對做人底線的出賣和踐踏。”

北京有一位作者則在《動向》上撰文捍衛錢理群,並以他自己曾有過的向當局說假話的經歷來反駁劉曉波的“說真話是做人底線”之說,指責這個標準定得太高,等於是“存天理滅人欲”。在這位作者看來,向當局說點假話,包括被迫做點政治表態,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並引證了一些名人如何沒說實話,來證明“說真話是底線”的標準高不可及,強調寬容比說真話更重要。

事實上,寬容和說真話根本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今天那些在一系列問題上呼吁寬容的人,多數都是在認同放棄原則、放棄人類最重要價值的做法。從吳祖光和錢理群的無形分歧中,從劉曉波和這位作者的有聲辯論中,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錢理群等人的提法都是明顯錯誤的︰

●真實和虛假不能共存一個價值底線

第一,所謂說真話,就是強調誠實。它完全不是復雜的理論問題,而是常識,是人類千百年都存在、認同的價值。你不能由于自己或別人做不到、或很難完全達到這個標準,就來否定和降低這種高貴的價值,以及別人對這個價值的倡導和肯定。

沒有誰能保證一生不說謊,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絕對誠實。但如果由于做不到,就否定“誠實”這個價值,和對說真話價值的倡導,那就從根本上錯了。正如“不自由勿寧死”一樣,也是人類世世代代在追求的。但世界上千千萬萬生活在專制社會的人們,絕大多數並沒有去自殺。你不能根據這個現象去批評這個“不自由勿寧死”的價值標準定得太高,是“存天理滅人欲”。在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里,說真話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大代價;但這種情況下恰恰更需要強調說真話,推崇說真話的價值和意義,而不是像有些中國學者那樣以各種理由為說假話開脫,降低說真話的標準。那種降低說真話底線的做法,最後損害的一定是說真話這個價值本身,因為真實和虛假不可能共存于一個價值底線下。正如“如果同時侍奉上帝和財神,很快就會發現上帝沒有了”一樣,如果一再降低說真話標準的時候,很快就會發現,真話沒有了。

●“人生的價值不在于生活中的勝利”

第二,即使是不傷害別人的假話,也有傷害,它首先踐踏自己的尊嚴,其次維護謊言制度。

那位北京學者強調,他自己在升學等需要填寫政治表格時,向當局說了假話,以此來反駁劉曉波,證明說假話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有時是必要的,沒什麼了不得。到底怎樣看待用敷衍性假話附合當局的行為,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對此有專門的討論,他說,在共產捷克時代,某個經理在他的蔬菜店櫥窗里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哈維爾認為,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標語中的意義是不關心的,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卜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是照貼不誤,這樣做等于向當局表示,我是順民,我服從你們的權威。而共產黨當局對蔬菜店經理不過問標語內容的行為也不很看重,他們看重的是你貼出標語本身,因為這個形式已證明,你是“唯命是從的”,你是服從我們的權威的。在這種心照不宣的“交換”中,蔬菜店經理用敷衍性的假話,首先踐踏了自己的尊嚴;其次幫助政權鞏固了標語所代表的謊言制度。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也探討過同樣問題,小說中男主人公托馬斯醫生曾在報上發表過暗諷甦聯的文章,後來醫院領導人勸他寫份“檢查”,並保證不讓其它人知道,只是放在檔案里做個記錄,事情就可了結。但托馬斯堅決拒絕了。他知道違心寫這份檢查,說點假話,按照錢理群的三底線,不會傷害到別人;按照那位北京學者的理論,敷衍當局,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對於那位北京學者來說是考學;而對於托馬斯來說則事關他的飯碗,是否丟掉外科醫生的位置)。但為什麼昆德拉要安排托馬斯拒絕,寧可失去醫生職業,去擦玻璃,去鄉下種地呢?就是因為昆德拉明白了︰即使別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嚴做抵押,不可以放棄原則。原則和尊嚴是人生最寶貴的價值。正如美國作家索爾.貝婁在《洪堡的禮物》中所說,“人生的價值在於一個人的尊嚴,而非生活中的勝利。”但絕大多數中國文化人從來都是羨戀生活中的勝利——當了教授,進了政協——而不看重,甚至蔑視那些為了尊嚴而付出巨大犧牲的極少數人。

●“中國人個個都是好演員”

台灣作家柏楊在六四屠殺之後批評說,“中國人個個都是好演員”。因為僅僅兩個星期前,北京有百萬人上街支持學生;但屠殺後卻個個寫檢查,承認自己錯了。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寫檢查的人都在說違心話,當局對這一點也是清楚的,那為什麼還一定要這種“形式”呢?關鍵就在這里,通過這個形式本身,就可以完成共產黨想要的“你服從我”的權威。正像那個捷克的蔬菜店經理掛出共產黨的標語一樣,這個形式意味著你必須服從我,你仍是我們謊言制度的基礎。

近十年前我曾就海外異議人士用給中共領館寫檢查、說軟話的方式謀求回國的行為,寫過一篇題為“有尊嚴地回家”的文章,批評這種用尊嚴交換利益的做法。從表面上看,向中共領館說幾句附合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違心話好象不傷害別人,又可獲得個人回國的利益;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你不是說真心話,也不深究,因為他們要的就是“你要順從我”這個形式。而接受這個形式本身,你就成了哈維爾描述的那個蔬菜店經理,成為維護謊言統治的一個組成部份。美國黑人女作家瑪雅.安杰洛(Maya Angelou)則把人的尊嚴強調到這種程度︰“有人持槍威逼,不服從就開槍。而你在服從的剎那間生命其實就結束了,因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真實中”

第三,要想結束專制制度,只有從說真話開始,摧毀每個人參與說謊、貼標語、寫檢查的謊言基礎。不少智者早已經指出︰謊言是一切暴力統治的最根本基礎,沒有謊言,暴力一天也維持不下去。

早在30年前,索爾仁尼琴就在“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中明確指出,“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與虛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獲得了支持。”因而這位俄國作家發出呼吁,“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簡單一步,就是說真話,不參與虛假!”因為“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麼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惡,暴力就會變得老朽,將會死亡。”因此他提出,“唯有人們停止說謊,才能從共產制度的枷鎖中解放自己。”

在捷克,知識分子反抗組織“七七憲章”的主要訴求是“Living in Truth”。它被直譯為“生活在真實中”,但中國社科院學者李慎之在評介哈維爾的文章中做了更好的解釋,他說,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為什麼強調“做一個說真話的人”?哈維爾認為,“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真話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真話,將逐漸浸透到謊言生活的軀體中,最終導致謊言制度的風化和瓦解。哈維爾強調,真話的力量是無法用幾個師、幾個團的兵力來衡量的,它是喊出“皇帝光著身子”,給了人們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之後,人們在心里一瞬間對真實的共鳴和共識,這種力量是潛在的、無形的、巨大的,“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

這種現象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中都可明顯地看到。當年葉爾欽振臂一呼,俄國人揭竿而起,72小時結束了70年歷史的甦聯帝國。這不是葉爾欽手里有魔棒,俄國也沒有成熟的民運組織和反對黨,而是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眾多俄國知識分子一直堅持說真話、把“皇帝光著身子”的真實播種到了人民中間,在無數的民眾心里轉換成了力量,一旦機會來臨,有人振臂一呼,人民就群起呼應,一舉結束了專制。

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權,都無法單靠暴力維持,就連強大的納粹德國,也要有戈培爾;不可一世的薩達姆,也需要薩哈夫。最近獲奧斯卡獎的電影《鋼琴家》的原書中,那位救助過猶太人的德國軍官說,希特勒發動二戰前,德國已進行了為時十年的謊言宣傳,“謊言是所有邪惡之最。所有惡行都由謊言開始。我們一直被灌輸謊言。公眾一直被欺騙,沒有一張報紙不說謊……工人們都跟著納粹走了,教會沉默不語,中產階級嚇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識分子同樣。在過去十年來,任何個人都無法自由表達任何意願。”

上述這些事實都可以看出,專制社會其實是個貌似強大的暴力氣球,暴力只是一個外殼,靠里面的謊言氣體維持。因此只有用真話的針頭去戳破那個巨大的謊言氣球,讓它不斷跑氣兒,最後才會有一天氣球轟然倒塌,摔落地面。因而索爾仁尼琴把說真話強調到這樣極端的高度︰“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

●“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當然,錢理群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說真話要付出代價,可能失去升學、當教授等很多個人利益。但比這更嚴重的代價俄國和東歐的知識分子早就付出過。天下沒有白得的自由。索爾仁尼琴說,“當然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會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他本人就為說真話被關進集中營,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來遭驅逐在海外流亡20年。哈維爾則被剝奪劇作家的寫作權利,被迫到啤酒廠打雜,後又被關進監獄四年半。七七憲章的第二個發言人、布拉格大學哲學系主任、70歲的著名哲學家簡.巴參卡被抓到警察局連續審問11個小時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腦溢血去世。第三個發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蘇聯入侵布拉格時,是捷克外交部長,曾在聯合國嚴詞譴責蘇聯入侵,結果因為說真話,不僅被免職,還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蹤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強烈刺激性液體噴入他的眼睛,使他的視網膜出血癥更加嚴重。

但這些智慧、勇敢的知識人並沒有退縮,更沒有像有些中國文化人那樣,提出在一定環境下可以說假話,降低說真話的標準。索爾仁尼琴說,在這種謊言世界,“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一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一切原則,犧牲一切靈魂……”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摆脫謊言,做一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那位在警察局被連續審問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學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還強調,知識分子“越是奴顏婢膝滿心恐懼,當局就越不把你當回事。你只有讓他們明白,不公正和專橫並不能暢通無阻,你才有希望使他們有所收斂。人們一定要永遠保持尊嚴,不怕威脅,不低三下四,只講真話。這樣做才能造成一種壓力,因為這一切與當局的所作所為尖銳對立。”

●吳祖光們代表著中國的希望

當然,沒有人要求中國的錢理群們一定要做反抗專制的智者和勇士,他們有扮演任何角色、選擇各種活法的權利。在中國那種專制條件下,有人在填寫政治表格時向當局敷衍性說幾句假話,既可以理解,也根本不值得批評和譴責,但你最起碼不能把這種行為理直氣壯地合理化、正常化、美化!不能強調說假話沒有什麼了不得,更不應批評那些對說真話價值的推崇。在俄國、東歐的知識分子幾十年前就勇敢地站出來捍衛這些人類常識,維護追求真實的原則之後,今天還有中國知識人,竟把勇氣放在了敢於公開站出來挑戰這些常識,降低這些人類價值的標準上,這實在是太具諷刺意味了。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畢竟還有吳祖光這樣敢於說真話的劇作家,還有劉曉波、余杰等一批強調真話價值的知識分子。吳祖光因為說真話,丟了黨籍,被趕出了“全國政協”,至死都遭到當局排斥。劉曉波和余杰因為說真話,一個北師大博士,一個北大碩士,都無法獲得錢理群那份教職,並冒著隨時付出更大代價的危險。但吳祖光們所體現的這種知識分子的骨氣、人格和精神,代表著中國的希望。從這些知識分子的真話中,人們可以听到那個專制的氣球被戳破、正在跑氣的嘶嘶作響聲;可以憧憬到,那個謊言的底座轟然倒塌,自由和真實攜手來臨的時刻!正因為如此,人們永遠感激那些敢于說真話的人,吳祖光先生會被珍惜自由和真實的人們銘記。

2003年4月20日於紐約

——原載香港《爭鳴》2003年6月號

200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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